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演进逻辑与生成机理

网络群体性事件是中国社会对网络集合行为或网络集体行动的一种本土化用语。受"压力维稳"思维的影响,网络群体性事件常被"污名化"为破坏社会稳定的非法事件。网络群体性事件是阶层分化与利益失衡、利益诉求梗阻、网络表达渲染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始于公民基于利益诉求或情绪宣泄的网络表达,随着网络公共话题的聚合和官方舆论场与民间舆论场的分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由网上走向网下,促使现实关联行动的达成。公民以网络表达为主要形式的参与行为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但也有可能由于失范而导致社会混乱。为了消减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负面效应,有必要吸收协商民主的理论精要,创新治理模式,具体路径包括风险消减中的利益表达与吸纳、舆情监测中的网络回应与疏导。     

论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原因及其治理对策

群体性事件是当前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而弱势群体是各类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本文首先从社会结构断裂、社会不公平、心理上的相对剥夺感和失衡感、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日益增强与民主诉求渠道缺失的矛盾、社会控制机制弱化等方面剖析了群体性事件的原因,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扶助弱势群体的社会政策体系、建立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强化社区的社会控制功能、建立灵敏高效的预警机制等治理对策。     

网络舆论场域中的高校群体性事件及其治理

控制并主导高校网络舆论场的话语权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是高校群体性事件发生机制的核心环节,因此,高校群体性事件治理必须准确把握高校网络舆论的场域特质及该场域中群体性事件的过程及特点,并在切实尊重并保障大学生合理利益诉求的基础上,重视创建风清气正的校园舆论生态,且积极发挥校园网络舆论领袖的作用,同时,应建立专职的高校互联网思想政治工作机构,并着力建立健全高校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快速反应及全面治理机制。     

论基层社会稳定机制的若干思考——对几起群体性事件的考察

群体性事件对社会稳定造成较大威胁,同时,这类事件频发也说明政府主导的维稳机制存在局限。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深层次因素是权力一元化的社会层级结构使利益关系失衡,加剧了社会矛盾,并造成基层民众利益表达不畅。基层社会稳定亟待发展新的制度基础,包括强大的公民组织和社会参与,扶持弱势群体社团,多元化的权力结构下政府与公民合作互动机制。     

群体性突发事件及其治理——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下的再考量

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公共危机中占有特殊地位.依据是否有组织、是否有直接利益诉求这两个维度,可以将其分为"有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有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无组织-有直接利益诉求"和"无组织-无直接利益诉求"四个类型.就其本质而言,群体性事件是社会风险动态演化为公共危机过程中的触发事件.运用社会风险与公共危机综合分析框架,对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福建福安"标会"事件、安徽池州事件和重庆万州事件四个案例进行剖析,得出了无组织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般性动态模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新理念,包括:群体性事件并非"突发",而是深深扎根于社会的结构性紧张;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和"管理"有待上升为"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治理并非静态的,而是动态的.     

多元主体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必要性及制度建构

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如何有效地应对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群体性事件的实质是多元利益群体间利益矛盾和冲突的一种表达,要想从源头上阻断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必须实行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     

中国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有效治理的理性路径论析——一种基于公共理性的研究视角

近年来一系列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频发,暴露了我国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尤其是基层治理模式存在着较严重的问题.我们应在深刻反思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把各地有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个案经验汇聚成制度化成果,从地方治理体制、机制上积极探索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理性路径.走向现代公共治理是有效应对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构建区域和谐社会的公共理性之路.在各级政府主导下,多元社会主体制度化参与公共治理过程,并在完善公共治理的基础上,构建"地方公共治理、跨区域的府际合作治理、官民合作治理、社区公民治理"四者有效衔接与良性互动的"大治理"模式,是有效预防和减少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公共理性诉求.     

群体性事件的行为模式与解释框架——基于江苏的实证研究

和谐社会并是一个和而不同的社会,而应是一个在权利平等基础上各种不同利益诉求能够找到对应通道进行理性沟通的社会,如果没有这样一个通道则群体性事件就极易发生,并容易导致势态难以控制,从而直接影响社会稳定,更可能影响到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本文以社会学视角对群体性事件进行研究,通过实证研究详细阐述了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和行为模式,分析了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对当前群体性事件总体判断的解决路径。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的局限及其优化

在社会治理的背景下,政府单边治理群体性事件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社会组织正以独特的功能优势填补着因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职能转变造成的"管理真空",以弥补政府单边治理群体性事件的不足。然而,社会组织在参与治理群体性事件的过程中存在着诸多局限。因此,应从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提高社会组织自身的能力以及提升公信力等方面入手进行优化,使社会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稳定。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界定及防治策略

依据场域理论和过程阶段论,"网络群体性事件"在引发主体、初始场域和演变路径层面与"现实群体性事件"不同,在主体角色功能和作用方式上又区别于网络集群、网络围观和网络舆论等其他网络现象。从逻辑学上来界定,"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本质是权益受损者或社会规范的维护者有意或无意引发的群体负面情绪触点效应中单一矛盾向多重矛盾丛转化的过程。网络集体维权、网络监督、网络公关构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外延。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防治,应该从加快转变治理理念,持续完善社会政策,不断提升制度绩效,时刻掌握舆论动态入手,以期实现遏制事件类型和规模增量,减少其负面效应的存量目标。     

政府管理介入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化分析

伴随着社会转型、改革开放向深层次推进,我国群体性事件频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成为政府应急管理的重点。我国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分为"政策不当引发型""规制不力导致型""维稳疏漏补救型"三类,如果能够成功地对这三类事件进行风险治理、危机管理和应急处置"三位一体"的系统化应对,就基本上能够实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要加快形成源头治理、动态管理与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的管理目标。     

多元利益诉求的正当性与非暴力表达之合法化——关于“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思考

当下，群体性事件的频发表明我国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各种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已进入高危时期，现在的调控手段已经不能够应对当前的群体性事件，必须设置相关的法律程序和相应的制度保障，才能满足日趋多元和开放的利益诉求。因此，厘清多元利益诉求的正当性，阐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常态性，进而界定非暴力表达方式的合法性，便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更为有效和现实的一种选择。     

为权利而斗争: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多视角解读

近年来,我国频发的反对垃圾焚烧厂、PX工厂建设引起的邻避冲突类环境群体性事件,印证了风险社会理论的一些重要论断。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民众的风险认知受到了风险认知规律的影响,垃圾焚烧厂和PX工厂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中均遭遇了社会学中"风险的社会放大"、"污名化"的过程,而群体性事件本身也吻合了"乌合之众"的群体行为特征,民众借助群体性事件表达得更多的是政治意愿,而非法律上的权利诉求。政府应树立风险管理思维,注重风险决策中的信息公开、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妥善解决利益冲突,树立政府权威,并促进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法治化解决。     

协商民主在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中的功能

精英决策体制中协商民主的不充分是导致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呈高发、频发、规模化、暴力性特征的重要原因.协商民主政策范式具有预防群体性事件和有效处置群体性事件,防止其向着规模化、暴力性、与政府对抗的方向发展的功能.目前,以尊重公民参与权,以“权利中心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协商民主政策范式在治理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尚未取得主导地位,需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加强制度建设、加大问责力度、提升公民参与能力来促进协商民主政策范式的建立,从而达到有效治理群体性事件的目的.     

地方政府介入集体协商的边界和方式——以比例原则为分析工具对权力行使模式的透视

由于现行集体协商在平衡劳资关系、促进劳资自治等方面存在制度缺陷,集体合同的双向约束差强人意,导致频发的群体性劳资事件使地方政府疲于应付,在维稳与维权之间左支右绌。比例原则不仅对地方政府介入劳资事件、促进集体协商的边界和方式提供了有力指引,对尊重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帮助极大,有利于提升地方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治理水平。     

谣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生成和消解研究

群体性事件中往往会充斥某种谣言,谣言是一种未加证实的传闻,它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起到了激化和点燃效用。谣言之所以能在群体性事件中盛行,主要源于转型期间特殊的社会情势激发了民众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民众的从众心理以及事件本身的起因,深究之,民众不加辩解地选择相信谣言并参与到群体性事件中主要是为了实现某种利益诉求的表达。要想消解群体性事件中的谣言,除了及时客观全面公布真相和排除涉事一方对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和公布权利之外,还要对造谣者和恶意传播者给予法律手段上的规制,更要依赖于社会公平环境的形成和公权力运行的规范。     

网络时代我国公民的非制度化参与研究——以“开胸验肺”网络维权行动为研究视角

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的社会矛盾与冲突加剧,在互联网的助推下,网络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对社会冲击的广度与强烈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时代公民非制度化参与的典型表现.通过观察近几年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网络维权行动是一亮点.本文以政治参与理论为支撑,运用社会冲突理论对网络维权行动的发生机制与性质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以特定利益诉求为目的但并不冲击现行政治统治的网络维权行动应被政治体制所吸纳,成为利益表达的常态.     

转型期新型群体性事件社会风险治理研究

新型群体性事件具有触发事件的偶然性、参与主体人员构成的复杂性、事态发展的非线性、冲突的暴烈性和影响的危害性等特征。在群体性事件中,政府的行为和角色之间的行为互动是治理社会风险的重点。有效的治理机制是构建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三位一体的整体性治理架构。同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包括社会风险、公共危机和触发事件的治理。     

风险·制度化：“网络群体性事件”症候表征与治理分析

伴随着互联网的全球化,人类正行走于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现代性展开的激烈变化正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特别是2009年,"网络群体性事件"由先前间隙性"上演"转呈集体性"井喷"的网络态势,不仅使得网络言论力量继续成为业界、学界关注的焦点,而且当下由网络群体性事件引起的网络舆情已然介入了现实并对现实,尤其是对政治领域运作形成了从未有过的压力.本文正是立足风险社会的视角,通过对近期频繁出现的网络群体性事件生成背景的考察,以及原因分析,在此基础上深化对由此引发的网络舆情的认识和理解,并提出规范与引导举措.同时指出能否将网络群体事件的治理纳入制度化框架,这既是发挥网络舆论与现实社会良性互动关系的关键,也是对治理者治理智慧的极大考验.     

政府态度、网络媒体与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效应——一个中观角度的实证研究

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影响我国的社会稳定。本文从中观角度对群体性事件之间的扩散与关联进行研究。本文使用报纸(网络)数据搜集法对近年来我国156起群体性事件的扩散程度进行计算,并在反作用力模型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大多数群体性事件在发生之后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扩散。政府暴力压制群体性事件会促进群体性事件的进一步扩散,网络媒体的报道也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扩散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