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到《论语》的经学转向——扬雄晚年思想转变的经学解读

扬雄采取模拟的方式著述,晚年从五经之首的<易>转向当时尚称为"传"的<论语>,其弃"经"从"传"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西汉末年<论语>经学地位的提升,一是扬雄希冀"尊孔辨经"以言立法.<法言>便是扬雄转向<论语>研究的产物,这种转向具体表现为:经典选择的不同、解释方式的不同和解释资源的变迁.     

扬雄研究的新进展——读郑万耕《太玄校释》和黄开国《扬雄思想初探》

扬雄是西汉末期的重要思想家。早期写过一些赋,后来爱好天文学,写过“难盖天八事”。又研究各地区语言的差异,著《方言》一书。最主要的著作是《太玄经》和《法言》。《法言》模仿《论语》,《太玄经》模仿《周易》。《周易》难解,《太玄经》更难懂。它有《周易》的象、辞,再融进当时天文学的成果,并好用奇字。这就使《太玄经》变得极为难读。当时,扬雄的好友、当了王莽新朝国师的刘歆看到《太玄经》都感到头痛。他说:“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     

扬雄《法言》的人物批评与西汉儒学

扬雄《法言》对历史人物多有批评，扬雄本人的思想借以呈现。以孟子、屈原、伏羲的相关批评为线索，可以看到，扬雄重视孟子提出的“孔子之道”及其“辟杨墨”之功。扬雄推尊孟子，表明其澄清并彰明“孔子之道”的价值理念。扬雄重“智”，赋予“智”以保身的内涵，以“独智”作为入圣的标准，将“智”置于“五常”之首的价值序位，并以此为基础批评屈原不够明智。扬雄发展了《易传》的观点，以伏羲为礼乐文明的起始圣王，建构了礼乐文明史的新脉络。上述观念与认识，是扬雄对思想史的贡献，也是其对西汉儒学思想的发展。     

试论陆法言的语言观及《切韵》音系之性质

对陆法言《切韵》及其音系性质的讨论已有很多, 但从语言文字观的角度对其进行的研究尚未见到。从陆法言的语言观的角度入手可以看出,陆法言的语言观的本质是“字本位”的。综合以往各家之成果,深入讨论《切韵》的音系 基础,可以看出它所代表语音系统是当时读书人使用的书面语语音系统,只 有 对那些南北语音差别比较大,而读书人的读音又存在明显差别的字,他们才会吸收方言中的 语音。     

扬雄《法言》的文化守成主义

扬雄︽法言︾的文化守成主义杨海文《法言》是西汉著名思想家扬雄（前５３—１８）晚年的一部重要著作。这部拟《论语》而作的著述，针对思想界“众言淆乱”、“杨墨塞路”的复杂情形，要求人们“多闻则守之以约，多见则守之以卓”。扬雄这一“言重则有法”、“法而易言”...     

《游戏之屋》的戏剧语言特色

文体学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在西方兴起于 2 0世纪中后期 ,是研究文学作品的文体和语言风格的新兴学科。本文借助文体学的相关理论 ,在宏观上从两个方面分析当代美国剧作家大卫·迈梅特的戏剧《游戏之屋》的戏剧语言运用技巧与风格 ,揭示当代戏剧语言日趋口语化、生活化的特点。     

扬雄《方言》是对《尔雅》的发展

一西汉末年,四川成都出了一个多产作家扬雄。晋朝常璩在《华阳国志》卷十叙述他的写作情况时说: 以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赋莫弘于《离骚》,故反屈原而广之;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这段话说明杨雄写作是喜欢摹仿前人的。他的《太玄》摹仿《周易》,《法言》摹仿《论语》,《训纂篇》摹仿《苍颉篇》,他的自传体长诗《反离骚》是摹仿《离骚》     

从《孝至》后半篇看扬雄对王莽的态度

《法言》一书当完成于汉平帝时期王莽取得“宰衡”称号不久,《孝至》后半篇中赞美王莽的文字,既不是扬雄为了谋得某种好处而有意媚莽,也不是为避祸而写的逊避之词,而是反映扬雄在当时真心拥护王莽采取的政策。     

《山海经》:中国科技史的源头

本文运用语言民族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对中国古籍《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科技知识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所涉及的学科众多,诸如天文、历法、地理、历史、语言、矿产、医药、人种学等,并从历史的角度证明了《山海经》是上古时代的一部科学技术史书.文章认为:当前,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强对《山海经》的研究,不仅有科学价值,而且有现实意义.     

《文选》李善注误引《方言》例考

《文选》李善注大量引用扬雄《方言》,经考证发现,其中有14例是李善误将郭璞《方言注》或其他典籍作为《方言》而引用的.通过文献比较和分析,对这十四条引文的来源作了推断.     

扬雄《法言》的人论及意义

《法言》是西汉末年著名哲学家扬雄的代表著作之一。它的基本精神是对儒家伦理纲常的阐发。由于人是伦理的主体,因而,关于人的理论,自然成了《法言》一书的重要内容。 一、人禽之分 扬雄论人讲了两个基本观点,一是人禽之分,讲人之为人的根本;二是对人内部等级的划分,讲众人、贤人、圣人的差别,君子和小人的不同。这两个观点是相互联系的,前一观点是后一观点的基础,后一观点是对前一观点的深化。因此,人禽之分是扬雄关于人论的逻     

试论《礼记》的文章风格

《礼记》内容庞杂,每篇所记往往又各自独立成体。总体上说,《礼记》的文章风格表现为:句式的灵活多变、设为问答的表现体式及铺排敷陈的手法、修辞手法的综合运用和简洁古朴、蕴藉含蓄的语言等几个方面。     

《文心雕龙》之《韩非子》批评辨析

《文心雕龙》在《铭箴》等十余篇中讨论和分析了《韩非子》及其文学特点,广泛涉及了《韩非子》的思想特点、辞采风格、言说方式、寓言运用等.刘勰以“弃孝废仁”评韩非“五蠹”说,以“华实过乎淫侈”论《韩非子》的文体和语言风格,对《韩非子》总体上评价不高.但同时,《文心雕龙》对《韩非子》辨正义理的言说方式,循名责实的判断标准,以及“著博喻之富”的表现手法等多所阐发和肯定,同时又大量引叙和容摄了《韩非子》中的义理范式、逻辑方法、文体文学实践及学术成就等.《文心雕龙》的《韩非子》批评,为后世的韩非研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有益文学史料.     

钢琴协奏曲《黄河》与《黄河大合唱》之比较

钢琴协奏曲《黄河》与《黄河大合唱》,由于表现手法与表现风格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特性:协奏曲中常常提高八度,运用和弦形式演奏旋律,用三连音填充较长的时值,改变节奏型等方面发挥出钢琴的交响性效果;而合唱旋律是为了更好地表达歌词,符合人的生理及语言特性。     

《剧秦美新》非“谀文”辨

西汉辞赋家扬雄,曾被誉为中国古代六大名作家(屈原、司马相如、扬雄、李白、杜甫、韩愈)之一,其所作《太玄经》、《法言》,桓谭以胜老子(《汉书·扬雄传》),葛洪以方仲尼(《抱朴子·尚博》),可谓钦仰之至。然而,扬雄一生活动在西汉末年成、哀、平帝淫奢衰飒之际,王莽新朝初建未定之时,其社会动乱和政治复杂影响着他的学术思想。因此,他一生伟大的创作也就充满了矛盾,既赢得盛誉,也遭到当时和后世的诟病。其所遭诟病者有三:一曰《反离骚》,二曰《太玄经》,三曰《剧秦美新》。至于《反离骚》,虽有如“屈原之罪人,《离骚》之谗贼”(朱熹语)之毁,然为扬雄辨诬者甚多;《太玄经》虽不见容当世,而扬雄自有《解嘲》、《解难》之文;唯《剧秦美新》(以下简称《美新》)一文,成于扬雄晚岁,遭诋毁千年,却无一探真象者。明人张溥云:“《剧秦美新》,谀文也。”何谀之有?笔者主非“谀”之见。     

扬雄《方言》里的河洛方言

扬雄《方言》用不同的地名标记了汉代不同方言词语的地理分布,为后人研究当时的方言和现代汉语方言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河洛地区在历史上曾占据重要的地位,河洛地区的方言是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方言,它在汉语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从《方言》区域与河洛地区、《方言》中的河洛方言、《方言》与当今的河洛方言等方面可以探讨《方言》的语言学价值。     

文本阅读:从《朝花夕拾》到《野草》

本文认为,应将《朝花夕拾》、《野草》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朝花夕拾》里的回忆,始终有一个“他者”的存在,所要创造的儿时的民间世界是与现代评论派“绅士”的世界相抗衡的。而《野草》所展示的,是鲁迅在被整个学界、社会放逐,他也自我放逐时所达到的境界:由对“现有”的社会秩序、思想秩序、语言秩序的整体性怀疑和拒绝,达到“空“和“无”;由独自对黑暗的承担,而达到更大的“有”与“实”,获得更为丰富、博大而自由的“欣然”而“坦然”的生命体认,同时服从于不计后果,不抱希望的,永远不停地“向前走”的生命的绝对命令。这是可以通向最后十年的鲁迅的。     

认知性辞格与副词“就”的高频使用——《呼兰河传》语言风格探微

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与作者的语言使用习惯及创作意图有关,可通过作者使用的风格策略得以彰显。《呼兰河传》是作家萧红回忆自己童年生活的小说。本文拟将《呼兰河传》纳入语言风格学的研究框架,立足于回忆这一心理过程在语言层面的投射,通过分析作品中两种风格策略———认知性辞格与副词"就"的高频使用,将《呼兰河传》的语言风格与语言体制结合起来,以期对萧红这部作品的语言风格作出自己的概括:童真稚拙而不失成人理性。     

《祖堂集》疑问判断句研究

五代成书的《祖堂集》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禅宗灯录,是研究晚唐五代口语的第一手语料,对《祖堂集》疑问判断句进行分类描写研究,可以更好地认识《祖堂集》语言以及晚唐五代口语面貌,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对晚唐五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比较研究,从而认识汉语由近代向现代演变途中疑问判断句的发展情况。《祖堂集》中的疑问判断句可分四类:特指疑问判断句、是非疑问判断句、反复疑问判断句和选择疑问判断句。每一类的功能不尽相同,有加强或减弱前项部分、加强或减弱中项、加强或减弱后项部分、加强或减弱整句四种情况。其中特指疑问判断句只表达加强判断,不表达减弱判断,是一种强势判断句。     

设计文化学语境下《聊斋志异》插画风格演变研究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文学史上鬼怪狐妖小说的巅峰,天马行空的故事和鲜明的人物形象,对于插画的创作是非常可贵的。整篇文章以设计文化学为基础,对《聊斋志异》插画的发展进行研究。运用设计文化学三大观分析《聊斋志异》插画设计风格的演变,以及在现代技术影响下延伸出的新的创作方式,解析推动《聊斋志异》插画风格的创新因素等,并从设计文化学的角度对《聊斋志异》插画未来的创作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