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划分大、小传统的学术创意与学术伦理——叶舒宪教授访谈录

文学人类学界探寻和重构"文化文本"的需要,催生出重估"大传统和小传统"(Great tradition and little tra-dition)的理论尝试,其学术伦理意义在于从后现代和后殖民立场出发,对原有的概念进行批判性改造。以符号媒介产生的年代为尺度,把文字记录的书面传统视为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以来视为大传统。重估大传统有助于学者走出文本中心主义束缚,充分利用人类学和考古学新知识,重建文化观。希望不再以"下里巴人"的文化沙文主义看待无文字社会和前文字时代。     

文化大传统与小传统的整合——论宋代礼教文化的重建

毫无疑问,礼与俗是属于不同层面的文化事象,一个民族的文化,既应当视为统一的整体,又可以划分为不同层面。西方学者把文化区分为大传统和小传统,或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认为大传统或精英文化属于上层知识阶级,它是在某一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价值系统;小传统或通俗文化则属于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一般人民。 余英时先生曾以这样的文化视角对汉代循吏与文化传播的关系做过精辟的分析①。在这篇文章中,他首先讨论了中国文化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认为,一般地说,大传统和小传统之间一方面固然相互独立,另一方面也不断地相互交流…     

论教学过程的释义——对话机制

<正> 传统的教育理论把教材视为绝对的“本文”(现代解释学术语,原意指成文的作品、经典等,后泛指主体所能接受的一切存在,如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此文指教科书中的现成知识),把教师视为传递“本文”的无涉之镜,把学生设想为被动机械地接受“本文”的蜡板。这种教育理论的目的是维系某种知识的绝对性和权感性,使教育者(教师)和受教育者(学生)成为某种文化传统的载体和传播媒介,以达到强化传统和异化人格的双重效果。简言之,这种传统的教育理论就是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成为这种文化传统的牺牲品和活化石,而不是让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去重建文化传统使其成为某种文化传统的批判者和创造者。     

科学知识的合理重建:在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之间

在传统科学哲学或逻辑经验主义看来,科学知识一旦得到确证就会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后现代科学哲学往往把科学知识看做"地方知识"、"作为文化和实践的科学"等等.其实地方知识和普遍知识都具有共享的评价标准:可检验性、解题能力和集体认可,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从这个角度看,地方知识就是得到当地检验、能够解决当地问题、且得到当地认可的知识,普遍知识不过是得到了更多的检验、能够解决本地之外的更多问题、被更多的文化所认可的知识.地方知识与普遍知识之间的区别无非是经验证据的多寡、解题能力的大小、认可程度的高低.普遍知识在本质上就是地方知识的自我超越.我们尊重用本民族文化写成的地方知识,但更鼓励地方知识不断自我超越,走向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     

从现象到物自身:文字书写何以进入审美视域——兼论汉文明“道”之周遍性思想

文字书写转为审美对象,在于两种观物立场的转换:摒弃功利或认知的立场,不将其视为实用技能或认知符号,而以无功利的心态看待文字书写本身.此时,文字书写便摆脱了现象身份,仿佛物自身般,进入审美视域.此种无功利心态是普遍的,在古希腊罗马传统中也看得到,但并未发展出书法.在汉文明独有道之周遍性思想的观照下,才使书写从平凡小技成为中国独有的艺术——书法.     

论文字的类型

传统文字学的文字分类。传统文字学把文字分为图画文字、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三类。这种分类不尽完善。根据文字同语言和思维的关系,文字的类型应从新的角度加以探讨。 “文字体系”和“文字类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字体系是某个民族历史上形成的有序的文字。每种文字体系都有它的功用(表达某种语言)、 类型(如音节文字或音素文字)和应用文字符号的基本原则。     

传统:由“知识资源”到“学术资源”——简析20世纪中国文化传统的失落及其成因

所谓“传统”只是后人赋予的 ,并非对传统具象的了解。构成传统最重要的是它所拥有的一些经典 ,并具体反映在读书人的知识来源上。基于此 ,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思考 2 0世纪中国传统的失落 ,以及失落的究竟是什么 ?透过《新青年》文本可知 ,五四一代关于传统的立场 ,主要体现在不把传统作为政治制度合法性的知识资源 ,传统也因此呈现由“知识资源”向“学术资源”的过渡。自五四迄于今 ,文化传统由各种“经典”向抽象化的象征符号过渡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受到知识分子文化养成以及历史境况的影响 ,从中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无论是批判传统还是弘扬传统 ,都不断在重新界定传统 ,并用新的象征符号表达。同时 ,“经典”的“学术资源”化 ,也表明传统作为“知识资源”的失落构成 2 0世纪中国文化命运的实质写照。     

苏珊·朗格美学对自律论与他律论的超越

由于苏珊·朗格对艺术幻象性的强调，其美学往往被视为艺术自律论。作为20世纪的美学思想，朗格的艺术论有其特殊的语境。在反思语境中，朗格没有把审美看成艺术与人类社会唯一合法的关系。从人类视角出发，朗格将艺术界定为表现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既承认艺术的独立自足性、超越现实的非功利性，又肯定艺术与现实的依存性以及艺术的社会责任。朗格将艺术看成一个具有持续性、统一性和完整性的活动过程，辩证吸收艺术自律论与艺术他律论的合理成分，表现出对二者的超越。     

观念、方法与结论:关于客家文化研究的思考

“南迁说”的观念从史料到理论的推理论证的研究方法 ,桎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客观文化 (乃至客家学 )的研究的发展。研究观念的变革与研究方法的更新 ,是走出客家文化研究困难的唯一选择。作为一种族群文化 ,应当看到客家文化研究重实证的特殊性。推展“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 ,引鉴现代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理论 ,无疑地将拓出一个新的研究空间     

符号场与文化的自我生长

从符号主义文化现出发,我们可以把文化视为符号场.符号场是诸符号及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整体.文化符号的生产直接来源于符号场自身蕴涵的生长机制,因此文化的发展是一种自我生长.文化的自我发展并非新见,但多数研究者并未将之树立于一个较坚实的理论基石上:要么使它停留于类比说明、简单概述,而缺乏对其运作机制的进一步说明,因而这与其说是理论的不如说是经验的;要么未将这种立场彻底贯彻而常处于矛盾之中,因而只是浮假的文化有机论.文章的目的在于:强调文化的自我生长性,并试图以"符号场"的概念为阐述其运作机制打开空间.     

中国历史思想中的文化多样性观念

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常把文化视为一个社会独特的生活方式的总和,认为其中所包含的信念、价值规范和知识体系构成该民族特有的传统。本文从另一角度,即一国文化的内部多样性和差异,以及外来文化因素在一国文化演化中的意义,对中国文化史进行了回顾。作者特别讨论了近年来海外社会学研究中的两个重要概念“hybridity”(文化杂陈)和“hybridization”(文化交融)在中国历史思想中的体现,认为中国古典思想中的“和而不同”理念是对文明必然冲突论的反驳。     

社会学的社会学：从反思性到自主性

布迪厄提出的“社会学的社会学”对社会学反思性的“单向度”理解实现了超越——其反思性具有学术的、道德的和政治的三重向度。布迪厄不是把反思性本身作为目的,而是将其视为实现学术场域自主性的前提性条件,而且其反思是对社会科学的学术前景和理性的政治前景的“双重忧虑”。     

论科学证据对常识证据的超越

科学证据克服了常识证据的表象性、模糊性等缺陷,是对常识证据的超越,但超越并不意味着科学证据可以替代常识证据,更不意味着常识证据退出了诉讼舞台。当前,在诉讼实务中,人们优先使用的仍是常识证据,科学证据只是作为常识证据的补充而排在第二位。美国比较法学家达马斯卡教授的科学将会将经验常识从事实认定中彻底清除的观点有所偏颇。     

符号与语言符号简论

本文讨论符号的界定、符号的分类和符号的特点.本文从狭义符号角度,把任意性看做符号的根本属性;区别了征候、信号与标志,论述这三种现象与符号的区别;从感知角度把符号分为视觉符号、听觉符号和触觉符号三类,并说明具体科学符号、科学术语与自然语言词语的区别;认为符号有四个特点:(1)符号产生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2)任意性、(3)约定性和(4)系统性;并重点论述了语言符号在约定性、系统性方面与其他符号的差异.     

论文学与隐型文化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大概是在中国文化与文学关系问题上脍炙人口的论断了。遗憾的是它并非是周延的科学表述,因为学力和笔力有时难成正比。 也许是苦于这种偏颇吧,于是又有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说法。有人把“行万里路”视为体验生活,其实也用不着费那种周折,因为从当代“大文化”的观念来理解,生活经验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无文字记载的知识体系。爱德华·B·泰勒说:“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即便是一个大字不识的文盲,也是“文化人”,     

浅谈夏商时代的文字与文体

中国文字的起源当可追溯至田野出土的史前刻划符号,其中的部分经约定俗成而向文字发展,并在夏商社会生活中使用传播。经过长期的流通应用与演绎,不仅因需要而衍生出丰富的字形,还出现了具备记载、叙事、表达情感和传播传承功能的文体,两者结合有效地发挥着相应的文化积聚作用。     

恩格斯晚年的政治思想及其价值意蕴

恩格斯晚年立足于唯物史观,从纷繁复杂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关联中洞悉政治的社会本质,从人类文明生成的历史脉络中揭示政治的世俗起源和走向终结的历史进程.恩格斯创造性地把非官僚的民主共和国作为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政治实现方案,致力于探索无产阶级政党、国家与人民有机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组织形式.面对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未来发展问题,恩格斯晚年理性思考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辩证关系,从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视角探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在革命、民主和自由的张力中赋予社会主义以时代生命.恩格斯晚年政治思想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传统和理论构架,为洞悉现代社会政治现象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符号学视阈下的报刊正文字体传播效果及应用

汉字和字体都是符号,汉字加入字体的变化,原本记录语言的文字实际上演变为一种图像,而图像比文字具有更多样的表意性。报刊正文在编辑排版过程中,不容忽视汉字和字体作为＂符号＂的两重基本功效和任务——信息认知和情感体悟,它们分别表现为字体的＂适读性＂和＂形象性＂。字体因不同形态各具造型功能,直接关系文字、文本的表情达意,影响传播效果。编辑人员应该把握认知心理规律,树立＂将汉字作为符号进行实际应用＂的理念,提高字体的传播效果。     

文字结构、文字体系和汉字的性质

一、文字结构与文字体系文字结构可划分为三大范畴:一个是文字符号的形式结构范畴;一个是文字符号的形式与语音、语义三者之间关系的结构范畴;一个是文字符号(形、音、义三位一体)与一定的社会文化——个体心理语言认知之间关系的结构范畴。实质上,前二者指的是文字的“内部结构”,后者指的是文字的“外部结构”;或者前二者涉及的是文字自身的结构,而后者涉及的是文字的运用过程。但是不管怎么说,它们应该统一在人类对作为语言书面代码的文字的认知过程的整体结构中。     

从口述到文字：文化记忆研究的视角转换

口述与文字在传统史观中是一个对张的存在。口述史料由于其不稳定性等特征,相比于传统档案一直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不过,口述史具有独特的优势,例如凸显了人的生命性和主体性特征。但口述史料也有局限性,从口述到文字的视角转换,人类的存储记忆变得丰富起来,人性培育的文化存储空间扩大。扬·阿斯曼认为人类留存的文字符号是探究文化深层意识的主流方法,大部分“真相”留存于以文字等符号为载体的文化记忆中,主要功能是给社会提供基本价值。转向文字的记忆研究路径,除了弥补口述史方法的局限外,还在于帮助我们应对变动不居的社会,通过探索历史的深处,寻求文化发展的动力,这是文化记忆研究的建设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