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西汉中期经济政策及其历史作用

西汉武帝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君主。他既是封建社会一位政治改革家,又是经济家。从公元前140年到公百前87年,在位54年间,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有较深远的影响。西汉中期之所以达“盛世之治”,这与汉武帝的雄才大略、识时济世的经济政策是分不开的。 一、大规模的财政改革, 以充实基础 汉武帝刘彻即位时,是在高祖刘邦拨乱反正,“文景之治”的基础上而发挥他的文治武功。在政治上“强杆弱枝”之举     

试论西汉的经济转型

西汉是中国传统经济制度的形成时期.自战国起,传统经济制度的基本要素开始孕育.至西汉中期,各种经济转型相继完成,包括以"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为特征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以"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为内容的租佃制成为最主要的土地经营方式;以"上林三官钱"为法币的五铢钱开始由中央政府统一铸造并发展成为最重要的货币形制;盐铁官营、酒榷、均输以及平准等成为最主要的工商经营方式.西汉经济转型之完成,标志着中国传统经济制度的正式确立.     

评汉武帝的“新”经济政策

<正> 汉武帝执政后,在思想政治方面,罢黜“黄老”,独尊儒术;在经济方面,放弃文景“与民休息”的政策,实行了算缗、告缗、均输、平准等一系列“新”经济政策。这些“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既有其积极作用,也有其消极作用。但是,史学家们在评论汉武帝及其“新”经济政策时,却很少注意它的消极作用。笔者不揣浅陋,提出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大方。汉武帝“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虽然成功地解决了当时的财政困难和政治危机,为后来历代统治者称道并效仿,但是,当我们将汉武帝前后经济发展状况作一对比分析后则发现,它的消极作用远远大于其积极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振兴广西经济的政策设计——评《广西经济政策研究》

张礼正为主编,戴树人、刘清平为副主编的《广西经济政策研究》一书,现已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给人以特别深刻的印象: (一)内容广泛,拓宽了经济政策研究的领域。这本书全面研究了广西过去40年经济政策的沿革、经验教训和现行政策的正负效应,提出了完善广西经济政策的构想,内容包括农村经济、工业经济、国内贸易、     

经学与西汉王朝的民族政策

经学产生于春秋末年孔于删定六经,从事私人讲学,创立儒家学派之时,最初只是一门学术.汉兴以后,经学的影响逐步扩大,至汉武帝时便与政治产生了密切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成为最高统治集团制定政策、治理国家的理论依据.西汉王朝(包括新莽时期)各种民族政策的出台,也和经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一起创造着祖国的文明历史.西汉时期,除了人口众多的汉族,周边地区还活动着匈奴族、西域诸族、越族、羌族以及西南和东北的一些少数民族,其中最强盛的是北方的匈奴族.汉初之     

西汉经略朝鲜半岛北部政策嬗变

文章探讨了西汉时期中央王朝对朝鲜半岛北部的经略政策由分封制向郡县制的转变,重申汉武帝在卫氏朝鲜旧域内设置的乐浪、真番、临屯、玄菟等四个边郡是西汉边政成功的典范,将朝鲜半岛北部纳入了中央王朝的直辖统治,使该地由分封之地变成郡县之地。     

重评关羽

素称《三国演义》三绝之一的关羽,是我国古典小说中塑造得相当成功、“妇孺皆称”的一个艺术典型,但他在我国历史上却产生了极端复杂的矛盾现象:人民群众固然喜爱、崇敬他,而封建统治阶级也尊崇他、神化他,甚至各民族的统治者都把他当作义勇的化身,奉为无上的神灵。人们因而对他也就有着不同的评价。特别是政治上的变化往往要波及对这位古人的评价。五十年代,人们认为他的一些优秀品质是“受到人民喜爱的精华”,而到了极左思潮泛滥的七十年代初,有的论者就把他划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认为他的忠、义“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我们究竟应对这一艺术形象作什么分析评价呢?     

重评白劳德

纵观白劳德一生的活动,作者认为他功过兼而有之,但功大于过,是一个应当基本肯定的国际共运史人物。过去我们对白劳德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在“第三时期”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存在期间所犯的错误只字不提,而对他经过独立思考提出的一些合理的、正确的思想却大加批判是错误的。     

重评陈序经

对于西化论代表人物的陈序经,几十年来人们只是责其文化主张的错误,很少有人对之进行过学理上的研究。本文试图从本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给陈序经一个恰当的评价,认为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虽有偏颇之处,但其文化主张的大旨则是应该肯定的,充分体现了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至今仍有借鉴的意义     

重评市易法

北宋熙宁、元丰年间推行的市易法,是宋神宗、王安石理财的主要新法。如何评价市易法对宋代社会经济的影响,史学界意见不一。本文从市易法的产生、实施及效果诸方面,重新评论市易法的利弊得失。一宋朝立国之初,采取不抑兼并的方针,对商人和商业实行宽容政策,却严厉禁止官员经商或从事走私活动。这种方针,有利于商业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事实确实如此。待到北宋中期,市场发达,商品丰富,呈现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同时,国家征收的商税,成为主要的财政收入。“景祐中,岁收商税钱四百五十余万缗,酒课四百二十八万余缗,盐     

重评武训

武训是我国十九世纪传奇式的教育家。他出身贫苦,目不识丁,却行乞兴学,颇有成效,在教育史上留下了比较深远的影响。解放初期,曾发动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大批判,给死去半个多世纪的武训戴上了“封建奴才”的帽子,进而全盘否定武训的义学及其人品。我们认为,当时对武训的批判是粗暴的。为了客观地评价武训其人其事,我们想就其中几个争议较大的问题重新探讨。     

重评秦始皇帝

在中国封建专制时代 ,无时不被人们谈论的历史人物只有两个 :一是“至圣先师”孔夫子 ,一是“千古一帝”秦始皇。本文对秦始皇帝评价问题所陈述的一管之见 ,望能得到读者的不吝指正。一、汉儒说秦始皇是个暴君汉代儒者对于秦始皇的评价往往是同总结秦王朝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联系在一起的。汉代儒者在评价秦始皇时 ,首先看到的是他所推行的“暴政” ,认为他是一名暴君。汉初首先出面评价秦始皇的是陆贾。据《史记·陆贾列传》记载 ,陆贾在被拜为太中大夫后 ,在汉高帝刘邦面前“时时称说《诗》、《书》 ,高帝骂之曰 :‘乃公居马上而得之 ,安事…     

重评孔孟之道

一、孔孟之道是关于人性的科学“危险!安全礼让!”在容易出交通事故的地方,常常看到这类醒目的大字路标。行车若没有“礼让”,就没有安全,只有车毁人亡。人类社会,除了交战的双方或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的急剧转变时刻,在正常的生产生活中,若没有“礼让”,人类就不得安宁。“礼让”从何而来?从孔孟之道而来。“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就是孔     

评“二元经济”的理论及其政策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关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论述,是以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我认为,“二元经济”理论及其相应的政策主张,都不适合中国国情。     

“约”与西汉的民族政策

本文对"约"在西汉民族政策中的应用做了系统探讨。认为"约"贯穿于西汉王朝民族政策的始终,对不同时期"约"的类型及其内容探讨后认为,"约"应用于民族政策所施用的对象都是势力强大且对西汉及其边疆地区稳定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民族政权,"约"的形成是双方势力对比的结果,而一旦势力对比发生变化,"约"的废除和重新订立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趋势。"约"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西汉对周边民族统治不断加强的表现,反映着西汉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和壮大的轨迹。     

西汉“抑商政策”辨析

西汉政府推行的“抑商政策”,学者大都认为是一种抑制商业的政策,并将其与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相配套,故有“重农抑商”之说。进而认为正是抑制了商业,才使农业得到重视和发展,西汉前期社会经济才会跳出困境,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只要全面、客观地研究西汉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史的发展,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农业确实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商业的发展,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西汉政府,特别是西汉前期的几代统治者,对待商业活动,如同对待农业生产一样,积极为其创造各种便利条件,这在西汉的经济史料中,都有明文记载。“利商政策”(笔者试把便利商业发展的政策称为“利商政策”)和“抑商政策”同时并存。因此,如何解释这个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如何正确理解西汉的商业政策,将有助于我们对西汉的“抑商政策”有个正确的认识,进而加深对整个封建社会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全面理解。     

贾谊和西汉政治、经济

贾谊提出众建诸侯的建议为文帝所采纳,并对后来晁错和主父偃很有启发。消除边患是贾谊治国方略之一。对于匈奴侵扰,文帝和景帝采取和、战结合,武帝则是先和后战,不同做法与贾谊方案是一致的。重视经济是贾谊思想的重要内容。由于这样思想主张得到实行,文景之治带来经济的发展。武帝时币制改革,事实上也是贾谊思想在政策方面的实现。     

论西汉长城边区的经济开发

秦汉时期开发长城边区,以西汉时期的开发历时最久,规模最大,成就最为显著,影响最为深远。本文纵观西汉长城边区经济开发的历史,重点考察河套、河西两地区的开发,就长城边区开发的若干问题略陈管见,本文中的长城边区系指西汉长城内侧沿线的西起敦煌东至辽东的诸边郡。 一 公元前二世纪之初,西汉初定中国,国力孱弱,北边的匈奴却日臻强盛,“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并不断入侵,“杀略人民畜产甚多”。西汉退守秦故塞,卑词和亲,岁奉币帛。当此时,国家元气远未恢复,边区不得安宁,因而不可能在边区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开发。     

评三十年代新桂系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虽然在1925年初推翻了旧桂系,确立了他们对广西的统治,但在此后的几年里,新桂系一直把全力倾注在广州政府的北伐之举和与蒋介石新军阀集团争权夺利的混战上,无法过多顾及广西这一后方基地的建议。1929年至1930年,新桂系在与蒋的战争中失利,被迫退守广西。为着增强与蒋介石集团抗衡的实力,从1931年起,新桂系标榜“三自”、“三寓”和“四大建设”,在广西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建设,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本文拟就三十年代新桂系经济政策出笼的背景、理论依据、具体措施及其作用和影响作一浅略论述,以就教于各方家学者。     

重评个性解放

把对个性解放的重评,作为五四运动80周年的纪念文章,不是任何心血采潮的结果,而是出于对相似历史现象的思考.1979年五四运动60周年前后,思想解放又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