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抑商政策”辨析

西汉政府推行的“抑商政策”,学者大都认为是一种抑制商业的政策,并将其与重视农业生产的政策相配套,故有“重农抑商”之说。进而认为正是抑制了商业,才使农业得到重视和发展,西汉前期社会经济才会跳出困境,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只要全面、客观地研究西汉的社会经济,特别是商业史的发展,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完全如此。在西汉前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农业确实起着主导的作用,但商业的发展,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西汉政府,特别是西汉前期的几代统治者,对待商业活动,如同对待农业生产一样,积极为其创造各种便利条件,这在西汉的经济史料中,都有明文记载。“利商政策”(笔者试把便利商业发展的政策称为“利商政策”)和“抑商政策”同时并存。因此,如何解释这个看似矛盾的历史现象,如何正确理解西汉的商业政策,将有助于我们对西汉的“抑商政策”有个正确的认识,进而加深对整个封建社会推行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全面理解。     

浅析“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源远流长、影响深刻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从历史上看,最■“贱商”的是孟子,孟子把商人叫做“贱丈夫”(《孟子·公孙丑下篇》).“重农抑商”思想是在战国时期基本形成的,到秦王朝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虽然在一些具体方法措施基本     

西汉荒政与抑商

本文从西汉荒政角度考察了当时的抑商问题。文章认为西汉荒政与其抑商在时间与力度上有相当的对应关系;在荒政下,西汉财政陷入困境,而商贾“不佐国家之急”,成为西汉统治者抑商的直接原因。荒政引发的商人对土地、人口的兼并,在此时更为突出,同时荒政下的社会环境,也增加了其与官府对抗的危险性,这一切更促使西汉官府推行抑商措施。     

“法、术、权、势”结合的学说不是法家韩非首创

长期以来,在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流行一种说法:战国末法家学者韩非在其论著中,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其实这种说法并不完全确切。第一,韩非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并不错,但上述流行的说法漏掉了承继田齐法家学派。韩非熟读“商、管之法”。韩非写道:“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所谓“商、管之法”,《商》指秦商鞅派法家著作《商君书》,《管》指因齐法家学派著作《管子》。《管子》战国原本确系齐法家著作。韩非所谓“商、管之法”的《管子》书,是指战国中期编著于田齐稷下学宫的《管子》原本,非指西汉时刘向改编《管子》的改编本(亦即流传至今的今本)。《管子》战国     

财政考虑与汉代所谓重农抑商政策

我很喜欢借用苏东坡咏庐山的名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去比喻变换角度观察和研究历史的出人意料之功效。在多角度地观察和研究中国历史时,财政自古就是一个重要的角度。从《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货志》以来,关于财政的记载史不绝书。围绕“食货”、“国用”为中心的财政考虑,一直是制约古代王朝制订和调整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所以,倘若我们能有意识地从财政的角度去观察中国历史的全貌或者具体问题,就很有可能获得新鲜的感觉。本文旨在从“财政考虑”的角度,去重新分析人们通常所说的汉代奉行“重农抑商”政策这…     

释“信宿”

“公归无所,于女信处”、“公归不复,于女信宿”,《传》曰“再宿曰信”,信宿即连宿两夜。《周颂·有客》“有客信信”,《传》亦曰“再宿曰信”。典籍注释训信宿为再宿者,不胜枚举,其义无可置疑甚明。然再宿何以得曰信宿?未有说者。今案信为申之同音假借。《邶风·击鼓》“不我信矣”,《释文》曰“信即古伸字也”。《考工记·轮人》“信其程围”,疏曰:“信,古之申字”。《谷梁传》隐公元年“信道而不邪”,注曰:“信,申字,古今所共用”。皆其例证。申字训重训再,如《荀子·王霸》“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注曰“申亦重也”;《苟子·仲尼》“疾力以申重之”,注曰“申重犹再三也”;《尔雅·释诂》曰:“申,重也”;《大雅·旱麓》序“申以百福干禄焉”,疏曰“申者重也”。申字既有重、再之训,故再     

诗丽有差异

<正> (一) “丽”作为试赋的特点,早在西汉时扬雄就提出来了。他在《法言·吾子》中说:“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其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区分文体的特点时也指出;“诗赋欲丽。”这里说的“丽”都是指的艺术形式上的雕绘词采。陆机在《文赋》中对     

中国古代籍田礼仪种种

一、籍田和籍礼 中国是几千年的农业国家,古代称农业为本业。从战国外始,长期以来,形成了比较偏激的重本轻末的思想,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重农押商的经济政策。重视农业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只是不应该将他和“末业”对立起来。中国古代重视农业的重要标志就是籍田和籍礼。 籍田古书中亦作“藉田”,“籍”即“藉”。它有时指古代天子亲耕之田,“天子亲载来耜……躬耕帝藉。”(《礼记·月令》)“司空除坛于籍”(《国语·周语上》)。有时指     

刘琨诗考论

刘琨是两晋相交时期重要的作家之一。其创作以“永嘉之乱”为界 ,可分为前后两期。其诗今存 4首 ,《扶风歌·南山石嵬嵬》即为早期之作 ,而《扶风歌·朝发广莫门》《答卢谌诗》《重赠卢谌》则作于后期。有学者认为《答卢谌诗》为其绝笔 ,此说颇值商榷。刘琨诗的风格 ,可以用钟嵘所说的“凄戾之词”与“清拔之气”来概括     

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

许多人都认为重农抑商政策是西汉的主导政策 ,而古希腊、罗马则是商业社会 ,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本文认为 ,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实际上 ,西汉也实行了重商政策 ,而古希腊、罗马也实施了抑商政策 ,之所以这样做 ,这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能维护其统治。通过从两者不同的原因、措施及其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等方面 ,对两者的重商政策作对比研究 ,剖析两者的重商政策     

武王在位有四年说

现存有关周武王死事迹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金膝》,篇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于是周公作坛,告于大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占卜得吉,“王翌日乃廖”。接着篇文又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云云。据此,武王在“既克商二年”曾经患病,周公祈告之后,次日即已痊可。至于武王丧于哪一年,篇文并无明确叙述。 《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即本于《金滕》,而将武王之丧坐实在“有疾弗豫”的同一年。 “既克商二年”是哪一年呢？《尚书 诂》说：“此篇在克商二年,据《史记》…     

“沧浪水”地理位置考

<正> 《渔父》里的“沧浪水”的地理位置,历代学者对此众说纷纭。西汉西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说:“潘冢道济,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司马迁将“苍浪之水”理解为《尚书·禹贡》中所写的“沧浪之水”。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写道:“按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在今均州武当山东南,渔父触景起兴,则此篇为怀王时退居汉北所作可知。”“沧浪之水,初夏涨则浊,秋杪水落则清。”(原文见王夫之《楚辞通释》卷七)     

“蒙”与汤始居亳

一“蒙”地望考 《竹书纪年·殷商·盘庚》云:“十四年,自奄迁于北蒙曰殷。”蒙是个重要地名,但“蒙”究在何处呢?《左传·庄公十二年》载:“宋万弑闵公于蒙泽。”杜预注:“蒙泽,宋地。梁国有蒙县。”而西汉时在宋地设置的梁国,所辖又有蒙县,看来古地名“蒙” 与宋地的“蒙泽”有联系。《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宋公及诸侯之大夫盟于蒙门之外。” 杜预注:“蒙门,宋城门。”宋国都城的城门曰“蒙门”,这与蒙地似乎也有某种联系,是不是“蒙”就在宋国都城不远呢?《史记·宋微子     

古文字笔记三则

一《尚书·费誓》:“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复之,我商赉汝。”旧注均谓“商”字应作“计量”解释,《辞源》(修订本)亦如是作。今按:“赏”字金文通作“商”,《彦鼎》:“尹商彦具三朋。”尹、彦,人名。《庚壶》:“商之以玉。”商、赏上古同隶阳部书纽为双声叠韵字。“我商赉汝”之“商”应读为“赏”,犹今语之“我赏赐你。”     

经学与汉代的救灾活动

<正> 儒家经学内容丰富,思想庞杂,其中不少地方涉及救灾之事。如《诗经·小雅·大田》:“去其螟螣,及其蟊贼,无害我田稚。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周礼·天官·大司徒》:“大荒、大札,则令邦国移民、通财、舍禁、弛力、薄征、缓刑。”《秋官·小行人》:“若国札丧,则令赙补之;若国凶荒,则令周委之。”《谷梁传·襄公二十四年》: “五谷不升为大饥。一谷不升谓之嗛,二谷不升谓     

《诗经&#183;大雅&#183;韩奕》“北国”地理考

《诗经·大雅·韩奕》中的“梁山”应即《山海经》所说的“梁渠之山” ,即为朝鲜半岛的太白山脉。《诗经》中的“北国”所辖朝贡方国有北方的肃慎、秽人、良夷等。其中良夷可能即是朝鲜半岛的土著。《诗经》时代的韩国也并非只有一个 ,东北之韩即为位于朝鲜半岛的“箕子朝鲜” ,册封于成王时。《诗经·大雅·韩奕》记载了周宣王对韩侯结姻亲之好、行重封之礼、委方伯之任的重要史实 ,这对我们研究和理解宣王中兴与北土开拓的历史有重大意义     

中国文学史之遗珠──《焦氏易林》四言诗研究之一

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中说：“汉初四言，韦孟首唱，匡谏之义，继轨周人。孝武爱文，柏梁列韵，严马之徒，属辞无方。至成帝品录，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他这里说的是西汉初期的四言诗和仅有一题的七言诗（《柏梁诗》）及少量骚体诗，汉成帝时刘向校书光禄阁，编集“凡歌诗二十八家，三百一十四篇”（《汉书·艺文志总序》）。刘勰据此而言，实际上他遗漏了一位大家，即生活在昭、宣、元、成时代的焦延寿及其《焦氏易林》4096首四言诗。焦延寿是一位《易》学家，对《易》之卜筮之术深有研究，他运用当时的“卦变”之法，每卦…     

抑商还是重商:中国古代商业政策再认识

近些年来,一部分学者质疑“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是重农抑商”的观点,并提出了与之完全相反的观点——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与其说是抑商,倒不如说是重商。作者针对这种质疑,从其理论认识和史实运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与探讨,并最终得出了中国古代的商业政策,主要还是“重农抑商”,而并非重商或既重农又恤商的结论。     

严君平《老子指归》真伪考辨

<正> 从明代开始,有人怀疑《老子指归》不是西汉严君平(严遵)的著作,从而影响了后代学者对该书的重视,近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亦没有论及此书的。实际上,这部书出自严君平之手,是中国道家的一部重要著作。现就其真伪问题考辨如下。一、古籍对《老子指归》的记载及其考辨《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载:严君平“依老子、严周之旨,著书十万余言”。《三国志·秦宓传》载:“严君平见《黄》、《老》,作《指归》”。晋常璩《华阳国志》载:严君平“著《指归》,为道书之宗”。唐陆德明《经典释文》载:“《老子》严遵注二卷(字君平,蜀郡人,汉徵士;又作《老子指归》十四卷)”。《隋书·经籍志》载:“汉徵士严遵注《老子》二卷”。唐玄宗《道德经疏外传》载:“严君平《指归》十四卷,汉成帝时蜀     

释“干戈戚扬”

“弓矢斯张,干戈戚扬”,《传》曰:“戚,斧也;扬,钺也”,训戚、扬为兵器。今案“弓矢斯张”与“干戈戚扬”相对为文,弓矢、干戈之为兵器,其义不言自明。“斯张”非兵器,则与其相对之“戚扬”亦不得训为兵器。戚当读为越,二字古通用。《国语·齐语》有“宁戚”,《淮南子·道应》作“宁越”。《说文·戊部》:“戚,戊也。”《后汉书·崔寔传》注:“戚,钺也。”皆其例证。越字通粤,《汉书·异姓诸侯王表》集注云:“粤,古越字”,是其证。《汉书·翟方进传》“粤其闻日”,注曰:“粤,发语词也”。戚即粤之借字,与斯相对,同为句中虚词。扬,举也,与张并为动词。“干戈成扬”,“干戈粤举”也。二句之义,即张弓矢、举干戈是也。“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传》训溥为大,《笺》释溥为广,皆不以百泉、溥原为一地专有之名称。案古有以“某原”为地名者,如《大雅·皇矣》“度其鲜原”,毛、郑亦不以鲜原为一地专名,然《逸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