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易》中“象”的哲学体系及文化影响

中国文化具有历史悠久的“尚象”传统,而《老子》的“象”论则是中国古代关于“象”问题最初的哲学探讨.《老子》中的“象”作为“有无相生”的“意象”呈现,同时沟通着“道”“器”二元,并以其为中介建构起关于世界存在的“形—象—道”的本体论结构.这一结构经由《庄子》和《易传》的继承与发展,又衍生出“象一罔—玄”的认识论结构和“言—象—意”的语言学结构.《老》《庄》《易》有关“象”的哲学体系,作为中华传统“尚象”思维的反映,对民族文化的各个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读张松辉先生的《老子研究》

张松辉先生是近十年来在道家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丰硕成果的学者之一。围绕道家道教文化课题,张先生出版有《汉魏六朝道教与文学》、《庄子考辨》、《唐宋道家道教与文学》、《元明清道教与文学》、《儒释道与文人》、《先秦两汉道家与文学》、《庄子疑义考辩》、《庄子研究》等多部学术专著,同时还出版了《老子译注》、《新译冲虚至德真经     

先秦道家的审美哲学

谈及道家,人们不约而同的看视老子(约春秋中晚期)、庄子(约公元前369～286)为其始祖,不过我认为如此观之未免失当。庄子吸取了《老子》书中的一些成份,却并不能得出这样一个学术谱系:老子传关尹子与庚桑子,庚桑子传壶子,壶子传列子,列子传庄子。并不能因庄子与老子的学术关系而称“老庄”,正象孔子吸取了老子的学说而不称“老孔”一样。其实《老子》务实与务虚精神开创了中国思想文化最重要之两派——儒家、道家。《老子》是中国文化的始基。王夫之指出《庄子》“虽与《老子》相近,而别为一宗”(《庄子解》)。因此,在论及先秦道家思想时,我不论《老子》的思想,而以庄子及其后学所著的《庄子》为立说重点。《庄子》是道家的开山著作。     

陶渊明诗文与《庄子》的关系思辨

从文学价值看,《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巅峰之作,它的哲学思想与文学特性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广影响。但从后世文学观之,人们对《庄子》之形与神的吸取,又显然是有选择性的,陶渊明就是最具典型性的一人。他对《庄子》的承传不仅侧重于神的一面,而且在这一侧面上也表现为一种承传、突破与革新的态势。探究陶渊明诗文与《庄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对梳理《庄子》在中国文学中的影响演变历史,有着重要与普遍的意义。     

陶渊明诗文与《庄子》的关系思辨

从文学价值看,《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的巅峰之作,它的哲学思想与文学特性都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广影响。但从后世文学观之,人们对《庄子》之形与神的吸取,又显然是有选择性的,陶渊明就是最具典型性的一人。他对《庄子》的承传不仅侧重于神的一面,而且在这一侧面上也表现为一种承传、突破与革新的态势。探究陶渊明诗文与《庄子》之间的这种关系,对梳理《庄子》在中国文学中的影响演变历史,有着重要与普遍的意义。     

《庄子》在日本的传播

《庄子》以其丰富的思想性与高超的艺术性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庄子》东传日本后,不仅对日本古代文化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而且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近现代文化的发展方向。日本的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对《庄子》进行了创造性改造,为日本近现代的哲学、文学、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日本近现代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今天探讨这一传播过程,对于认识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不无借鉴意义。     

简论《老子》与史宫文化之关系

简论《老子》与史宫文化之关系庄大钧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学史上，老子都是“特异的存在”（借用郭沫若《蒲剑集·庄子与鲁迅》中语）。他不象儒、墨、法诸家那样把探讨和论述的范围局限于社会人生，而是纵目骋怀于无限的宇宙，系统深入地阐发宇宙的本体、生成、演化和支配物...     

论《庄子》的生命自由观及其启示

《庄子》与《老子》同是道家重要的文献,但《庄子》对《老子》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庄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是追求生命自由的精神境界。其中,“道”是追求生命自由的最基本的范畴;“安命无为”是追求生命自由的理想手段;“逍遥而游”是追求生命自由的最高心灵境界;“万物齐一”是追求生命自由的必然世界观;“真人”是追求生命自由的终极目标。《庄子》追求生命自由精神境界的思维方式对于现代人仍有借鉴意义。     

老庄诗学艺术的核心

研究老庄思想,人们大多从老庄哲学对中国艺术之影响切入,或延伸为文学观念的讨论。由于老庄诗学是理性思维,注重理论批评,不同于孔子式的实际批评,所以,人们很少论及《老子》、《庄子》与中国古代诗学及艺术理论的关系。文章从道家文化的角度,研究老庄诗学思想的核心,它主要表现为倡导诗学艺术的自然性、形象性、抒情性与含蓄性。     

“以老解庄”及其学术价值探微

司马迁将庄子与老子同传,并认为《庄子》“要本归于老子”,《汉书·艺文志》将老庄并列为道家。这种学术渊源上的归纳与评判传统,启发了后世学者自觉地引用《老子》以解读《庄子》,遂产生“以老解庄”的阐释现象。自西晋郭象肇其端,此后成玄英、褚伯秀、陆西星、释德清、陈继儒、焦竑、王夫之、马其昶等学者皆踵武之,形成蔚为壮观的学术潮流。“以老解庄”的阐释现象既与时代背景与学术风气有关,又自有其思想渊源与哲学基础。但有些学者对老庄之间的关系过度阐释,甚至将《庄子》视为《老子》的注疏,则又误入歧途,遮蔽了《庄子》的真义。“以老解庄”对于解读“三教合一”的思潮、探究《庄子》的儒学化进程、反思古代庄子学史以及剖析《庄子》本义等方面贡献良多。学界应该尊重文化思想的多元发展,秉承平等的沟通交流精神,进而考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命意及发展趋向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作为学科建立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比较文学"的根本命意及其应当为文学研究带来的整体启发。这样,一方面是具体的"比较文学"研究实践趋于萎缩,另一方面,勃洛克式的开放态度又引起中国学者对"比较文学何以成为独立学科"的担忧,甚至造成了"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往往成为两个互不相干,甚至互相拆解的部分。事实上,在汉语的语境和理解结构中为"世界文学"定位,已经意味着一切外国文学研究都必然以"比较"的观念为前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所以可能成为学科重构的典型,正在于传统的学科分野已经无法限定它的论题范围和研究领域。而这一点,与当代学术的人文精神、消解学科的文化研究是完全一致的。     

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下的文学翻译观

在当代解构主义和比较文学双重语境的观照之下,文学翻译已突破外国文学、翻译文学的传统视阈而演化成为中国文学形态。其意义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权力话语的垄断态势,使文学翻译不再单纯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忠实的阐释媒介,而是能够积极参与到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建设中去。当前文学翻译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是,既要挑战西方文化霸权的压迫,也需要正确认识、接受和积极转化西方文化的影响。没有后者,中国的民族文学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世界文学,而文学翻译学也不会真正发展成为人们所期待的人文学科。     

文学性与文化性

文学与文化的天然关系，决定了文学性与文化性的必然联系。如果文学的情感性、想象性和形象性突破了已有文化的规范，恰恰是文学价值的高度体现，甚至会成为某种时代的文化标高。“文化研究”无疑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但是，只有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关注创造性这一文化深层次方面的内容，才能在更高的视域中认识中国文化，同时为文学研究带来新的生机。     

意义重释:民国文论体系话语的重要趋向

民国文论的体系建构负载着民国学人的历史想象与现实担当,砸破以往即兴体悟式的“私人话语”形态,在全面审视历史与时代的潮流中抒写社会的“公共话语”,发掘民族文化自信,民国文论展现出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恢宏气象。民国学人兼顾中西、古今文论的各自特质,确立文论体系建构的逻辑起点与视角、探索可行的建设路径和策略,将错综复杂的民国文论现象纳入到民国文论的体系话语平台,展示民国文论继往开来的文化特质,它可以逐层解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诸多缠夹日久的学术命题,深远探究文论体系话语言说的基本规律。运用民国史视野来发掘民国文论资源,探究体系话语的言说模式与表达策略,具有范式重构和意义重释的色彩。     

"合法化"论争与认同焦虑——以文论"失语症"和新诗"西化"说为个案

合法性是韦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把合法性概念引入文化理论话语及其论争的分析,有助于揭示这些话语及其论争复杂的文化意义。晚近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汉语新诗的理论话语中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说法,尤其是以下两种代表性的理论:中国现代当文论“失语症”说,汉语新诗“西化”说。这两种理论的提出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同时,表露出一种对现代文化认同的深切焦虑。这种焦虑近代以来一再出现,它反映了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无法回避的文化认同问题。通过对“重新传统化”与“本体安全”关系的分析,可以展现回归传统与文化认同的当代建构的复杂关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坚持文化多元主义价值观的基础上,倡导一种开放的、发展的文化认同观。     

鲁迅《呐喊》中“文”与“白”的文化身份隐喻

语言变革是一个时代文化思想领域开放或保守的风向标。五四到三十年代的"文白之争"不仅关涉文学的革故鼎新,也涉及怎么论定上层建筑、知识者与布衣的话语权及其文化身份的问题,也是文化转型关头怎么看待民族认同这一"大身份"问题的缩略版。作为思想个体,鲁迅对语言嬗变蕴涵的知识者文化身份的认识极其复杂,如《呐喊》既呈示了语言变革与身份转换的复杂景观,也体现出文化启蒙的悖论性。研究其中"文"与"白"的文化身份隐喻,有助于认识中国文化-文学现代转型的广阔性和复杂性,辨析知识与权力的离散与勾结,对理清文学史与思想史的深刻关联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空间理论与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

兴起于20世纪末的空间理论从社会、地理、建筑、文化等方面革新了人们对于"空间"的认识,"空间"成为一个极具活力和内涵的概念。文学批评的空间转向在空间理论和文学理论的互动关系中展开:在空间理论的照拂下,文学批评更加关注文本的结构特征和空间意蕴的阐释,文学文本中的景观、环境等空间因素作为象征系统和指涉系统,共同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空间理论也改变了人们对文学与外部世界的诠释方式,促使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转变。     

批评需要文化想象--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一点思考

本文从艺术想象与文化想象、文学的价值向度与文化想象、文学批评与文化想象等关系域,提出并阐释了文学批评需要文化想象的理论命题.文中认为文化想象是全球化语境下,以文化为资源的社会性想象,不同于一般的艺术想象;在现时态的文学中,想象的多元以及由此而生的价值向度的歧义,呼唤着有意义的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从来就包含着科学的文化想象,当代文学批评要与批评的对象相适应,不仅要对文学中的文化想象予以臧否评价,而且它应当以积极的文化想象为前提去批评,更多地给人以理想和憧憬、给人以信仰和形而上的支持,从而不失其批评的职责.     

他者镜像——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与中国文论的主体性

斯皮瓦克的《学科之死》在深刻剖析比较文学“垂死”之由的同时,也勾勒出极其理想化的“新生”之路。以《学科之死》为镜,折射出全球化语境中中国文论主体性所面临的双重危机：理论的漂泊和理论的异化。要想从双重危机中突围,一方面要正确认识到自我与他者“何为主体”、“何为参照系”,争取在互为主体的基础上抓住时机,提前发问;另一方面,跨学科的文化研究为中国文论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理论资源,但同时必须警惕其研究对象过分泛化,始终坚持以文学文本为中心。     

全球化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全球化问题主要是文化问题,文化多元主义是当代全球状况的一个构成特征。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探讨中国文化的命运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民族危亡和中西文化碰撞中发生的,现代文学的这种发生语境决定了现代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有着密切关系,其具体表现和发展趋势主要有两点,一是对文学进行文化批评,一是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