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的“南冠”人格及影响

春秋时代,对于如何才能不朽,叔孙豹总结出了立德、立功、立言的观念,引起了后代士人的思考。相对于一些士人对不朽的追求,当时大多数士人更关注日常生活的威仪,士人言行举止既体现了礼乐修养,也预示着自己的命运。即使在战场上,士人依然讲究威仪道义等,射君子非礼成为当时战场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一些士人被俘以后,还能不卑不亢,威武不屈。后代士人每当被贬谪或称为囚徒,便吟咏起"三不朽"之外的"南冠"而自励。     

叔孙豹“立言不朽”思想探论

春秋时期,叔孙豹提出"三不朽"(立德不朽、立功不朽、立言不朽)说。"三不朽"中之"立言不朽",实为"立德言不朽"。"立言不朽"与"立德不朽"并不重复。"立言不朽"之实践主体为普通大夫,"德言"指对德行的内在化、思想化表述;"立德不朽"之实践主体为国家、人君及执政者,"德"指对国家、政权有巩固作用的政治行为。"立言不朽"一定程度上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先导。     

春秋士人“三立”人生观论析

本文认为春秋士人的人生观包括立德、立功和立言(简称"三立")三方面,分剐代表其精神境界、政治境界和思想境界;本文最后分析了"三立"的成因、特点和影响.     

庆历士人的文学不朽观

北宋庆历士人对人生如何不朽、文学如何不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他们看来,人的生死就像花草树木一样最终都将化为泥土和灰烬,只有通过立德、立功、立言才能实现人生的不朽。庆历士人充分肯定文学创作在人生不朽中的重要地位,认为文学不朽的根本在于道义,同时还须具备一定的辞采和独创性。这样的文学不朽观不仅奠定北宋古文复兴的基础,而且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立德、立功、立言”中获得人生的真正价值──评郭广银《伦理学原理》

在“立德、立功、立言”中获得人生的真正价值──评郭广银《伦理学原理》趋越尽管个体自然生命是有限的，但理性生命却是可以永存的。人可以用毕生的德行、功业克服感性之在的有限性，即在“立德、立功、立言”中使个体生命获得不朽的意义。人生价值的真正实现，是要在人...     

生命·功名·诗歌——李贺诗歌新论

西方哲人柏拉图说过:“一切人和事物之所以有这种热忱和爱情,都由于有追求不朽的欲望.”对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谓“不朽的欲望”,乃如《左传》所云:“大(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据此,通过不朽之说,便将立德、立功、立言与生命的价值联系了起来.     

论死与不朽

自远古以来,灵魂不朽就是人们对生命不朽的一种基本看法。然而,随着人类思想的发展,灵魂观念则愈来愈淡薄,而世俗生活中的不朽观则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我们看到,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观从来就是中国传统思想中超越死亡的基本不朽观,这一“三不朽”观念在现代社会中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试论司马迁的荣辱观

司马迁以周公、孔子文化事业的继承者自居,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不朽伟业。扬名后世的荣誉感使司马迁甘于忍受奇耻大辱,隐忍苟活,最终成就了“立言”的不朽伟业。     

发现精神生命的“燃点”——评朱鲁子新作《精神青春期——开悟,创造,不朽》

<正>中国先贤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重在精神文化的传承而不是生物性的传宗接代;西哲柏拉图讲"两不朽"——肉体不朽、精神不朽,且认定精神不朽高于生物性的传宗接代的不朽。精神不朽的关键在于,人必须把自己有限的生物性生命创化、物化、固化到永恒的精神文化产品上。而这种创造得以发生的前提是:人必须达成创造精神产品的临界点即精神生命的"燃点"。这个临界点或"燃点",就是类似人到达了能够生儿育女的"生理青春期"的"精神青春期"。这就     

垂名不朽的忧思──司马迁的价值追求

垂名不朽的忧思──司马迁的价值追求高飞卫延安大学中文系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注重道德修养和道德完善的封建文化，它以道德为价值取向，鼓励人们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     

论“三不朽”说对司马迁及《史记》创作的影响

“三不朽”说,最早在《左传》中完整提出,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①通过垂德后世、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超越短暂而有限的生命,获取人生永恒的价值,在中国古代文化人士的观念中,带有普遍的意义,始终影响着他们的人生态度...     

先秦“家语”文献源流及其文体嬗变——兼论上古文人集团现象

先秦语类文献在编撰方式上可分为"国语"与"家语"两种形态,"家语"文献又有大夫"家语"和诸子"家语"之分。大夫"家语"存在明显的家族化特征,形成两种文本形态:一是编集某一个体与家族内其他成员之间的言论;二是编集家族内不同时期成员的言论。这种家族化过程不但彰显家族延续性这一"不朽"观念,同时又达到个体借助立德、立功、立言方式以期达到"不朽"之目的。诸子"家语"的生成方式大体有三种:弟子编纂老师的言论、师徒文献的合编及经传体式,这些方式反映诸子"家语"的学派化特征,其目的是担负起维系学团稳定与学派建设的重任。从文学史的立场来看,"家语"文献的家族化、学派化现象开启了后世文人集团与文学活动这一常见文学现象之序幕。     

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的和谐

古人谓立德、立功、立言,因三者经久不废,故日“三不朽”。但三者之中,认为“首立德,次立功,又其次乃立言”（语本《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轻重、主次之分。其实,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三者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譬如,办学术期刊,是可以达到三者和谐的：正确的办刊方向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这是“立德”;把办刊物当做事业来拓展,这是“立功”;     

北宋士人的政治诉求及其文学映象

北宋士人由于特殊的社会境遇而产生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由这种社会责任感与主人翁意识凝聚而成的强烈政治诉求,成为他们在各方面积极进取的强大心理动因。在话语建构方面,北宋士人有着极为突出的成绩,然考其原因,实可视为这种政治诉求之显现。在学术方面,"义理之学"、"心性之学"的勃兴,在文学方面,"以意为主"、"以理为主"的主张,以及"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特点,均与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     

钱谦益在清初诗学观念的新变

身兼东林党魁与文坛盟主于一身的钱谦益在入清后,政治上蒙受着贰臣的耻辱,在立德、立功未就的情况下,寻求立言以求得道德上的自赎。政治上的失意,促成了其诗学观念的新变,即＂言为事功＂、＂诗以存史＂、＂以史证诗＂、＂出入宋元＂,分别通过《投笔集》、《列朝诗集小传》、《钱注杜诗》、《有学集》等体现出来,彰显了其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的统一。     

《弁而钗》和《林兰香》里的“情”与同性恋

有关晚明文学与当时尊情风气之关系,学界的论述已有不少。本文则试图审视“情”这一概念是如何被当时的一些小说作者挪用去为其作品中的同性恋唱赞歌的。著名作家冯梦龙(1574—1646年)曾经提出,除了被普遍接受的“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而外,“情”应该被视为第四项不朽。不过,在这里,“情”指的是两个男人之间的爱情。     

《学心提纲》选登

<正> 刘勰作《文心雕龙》,自称“文心”是“言为文之用心”。我拟仿作《学心》,以言为学之用心,为的是总结个人怎样开动脑筋,进行学习的点滴经验。目前,由于教学、科研任务均重,尚未能着笔。姑先写出提纲,以供同志们参考。一、崇德梁元帝《金楼子序》;“曹子桓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古人称人有君子、小人,而这两类人的区分,乃以德为标准。所以有德则为君子,无德则为小人。孔门施教,德行第一。南朝刘义庆著《世说新语》,也以德行居首。人不重德,将不齿于人。春秋孔子讲“崇德、辨惑”(《论语·颜渊》)。《周易》的《乾文言》讲进德修业。叔孙豹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三人论述的共同点是叫人从德做起。他们或言二事,或称三行,都非平列,而实因果相关,是说只有“崇德”,才能“辨     

论司马迁思维模式的超前性

司马迁持自然论人性观、人性论历史观和放任论经济观 ,并从多元论人生价值观出发 ,提倡“立言”、“立功”、“立德”,进一步提出了个体论人文观。这既表现了司马迁以情谱史的人文情怀 ,也体现了他思维模式的超前性     

春秋“礼治”与“经国之文”的生成——以政论、谏辞、问对三体为核心

春秋时期仍尊礼尚文,诸侯国多重视礼治,古礼犹在。贵族社会以"太上有立功,其次有立德,其次有立言"为"三不朽",导致"政化贵文"、"事迹贵文"、"修身贵文"的倾向。礼治制度催生出政论、问对、讽谏三种"经世之文",从《左传》《国语》等典籍中所见的大量文本生成"事件"来看,它们的撰制与发布者都是有文有德之"君子",文体形式上通常采用"述典析理"的引证法,或博引三代旧制,或采《诗》撷《书》,或引述圣贤名言,并结合当下时势予以分析说明,以增强威权性和说服力,形成典雅渊懿的语体风格。这类"经世之文"既是在"礼治"语境下以言辞撰制和发布为核心的政治实践活动,同时也指代相应的文体。其动因是具体的政治事件,在撰作方式上具有因事而发、即兴即时的特点。这种"礼治文言"的文体生成过程,体现了先秦文体生成及分类由行为方式向文本方式变迁的一般规律。     

从春秋贵族诗人群体构成形态看诗歌创作方式的转变

西周时代的"献诗""采诗"制度是以服务于礼乐制度为目的的,而春秋时期这种制度则由服务于"辨妖祥"的宗教目的逐步转变为服务于"听于民"的政治目的。与这一转变相伴而生的就是由诗、乐、舞三因素合一逐渐向诗与乐、舞二因素脱离的转变,使诗歌完全通过自己的语言符号所代表的语义发挥其社会政治功能,诗歌创作方式随之开始由集体创作逐渐转化为个人创作。正是贵族诗人群体构成形态的多元化,促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方式的重要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