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宋金夏境内的沙陀族遗民

有关沙陀族遗民的流向及其活动情况 ,史多乏载。笔者认为 ,沙陀族解体后 ,其族人大都散居于辽、宋、金、夏境内。流入辽朝境内的沙陀人 ,除部分被并入契丹族外 ,大多数仍居住于代北等地 ,并保有“沙陀三部落”建制。辽亡前 ,他们徙居于宋并州一带。宋朝境内的沙陀人 ,绝大多数来自于后汉、后周和北汉 ,其中有不少是沙陀世家大族。他们在宋建立和发展过程中 ,因立有汗马功劳 ,故大都拥有各种显爵。金朝境内也有沙陀族遗民。说丰州汪古部人是李氏后裔为“伪托” ,实际上只是一种猜测。流入西夏境内的沙陀人数量当也可观。“昔里钤部”先世 ,有可能是李克用叔父李友金     

论唐代后期沙陀突厥东迁的四个问题

通过对沙陀突厥东迁的四个问题所作的考证与分析 ,作者认为 ,沙陀突厥东迁全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次东迁始于贞元六年 ( 790 ) ,系自北庭一带迁往甘州地区 ;第二次东迁之途曲折艰难 ,先于元和初年 ( 80 6 )自甘州南徙“河外”地域 ,继而于元和三年自“河外”东迁归唐 ,循西倾山而东 ,走洮水谷地 ,转北而趋石门山 ,款灵州塞 ,抵达盐州境 ;第三次东迁则极顺利 ,起自盐州 ,东经夏、银二州 ,渡黄河 ,赴陉北云、朔二州地界     

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

本文对沙陀的族源及其早期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考察。认为回纥人、粟特人以及鞑靼人只是沙陀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 ,而不是沙陀的族源 ,沙陀的族源是西突厥别部处月部中的朱邪部落。朱邪是沙陀最早的部族名 ,永徽三年后文献中始以其居地“沙陀”名之 ,贞元年间沙陀人离开沙碛 ,史书恢复“朱邪”的名号 ,于是朱邪成为姓氏 ,沙陀成为族名。沙陀金山卒于开元二年之后 ,而不在之前。沙陀人早期居地当在金娑山之阴、蒲类之西 ,《新唐书·沙陀传》记载有误。在唐、吐蕃、大食、回纥四方角逐中 ,沙陀基本上是与唐、回纥联合 ,共同抵抗吐蕃     

布洛陀神话的历史文化内涵

布洛陀是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人文始祖。长期以来 ,壮族将布洛陀奉为创世神、始祖神和宗教神而备加崇拜。有关布洛陀的神话传说流传广泛 ,其中蕴含着丰厚深刻的历史文化内涵 ,集中反映了壮族及其先民在与大自然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过程中的文化创造以及不断积累形成的具有鲜明地方民族特色的文化成果。     

夏尔巴族源与迁徙历史再探

夏尔巴人在我国境内尚属于未识别民族。在以往的研究中,夏尔巴人的族群单一化,其迁徙路线也具有模糊性。吐蕃政权征服木雅,击退党项拓跋部,以"木雅"(弥药)命名党项故地,后又以"木雅"指代西夏王朝和康藏地区。结合相关藏族史料可知,在与綠厮政权、蒙古军队发生战争期间,处于不利地位的西夏党项部族渐次南下康藏地区,与吐蕃政权时期便居住于此的藏族董氏相融合,形成一个新族群"董弥药"。13世纪,该族群进行南迁,于16世纪中叶进入尼泊尔,随后又以索卢昆布为中心向东、西迁徙,形成夏尔巴人如今分散居住在我国境内及尼泊尔、印度等地的格局。     

云南蒙古族历史上的族际通婚探究

云南兴蒙乡蒙古族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共同体,但学界对其族际通婚的研究较少。从历史文献、人口发展、碑刻墓志、宗祠家谱、口述记忆等方面可以探寻兴蒙乡蒙古族族际通婚的历史轨迹:族际通婚始于元朝蒙古军户落籍云南之时;在生产方式转变、与当地民族杂居交往的过程中,兴蒙乡蒙古族以族际通婚为主、族内通婚为辅;明朝时期,兴蒙乡蒙古族开始了苦难的生存,逐渐以族内通婚为主、族际通婚为辅;直到20世纪70年代逐渐扩大了通婚范围,但时至今日其族际通婚仍不普遍。兴蒙乡蒙古族族际通婚的历史演变过程,反映了云南蒙古族文化认同的变迁。     

论布洛陀文化的传承场

布洛陀文化是以始祖布洛陀崇拜与信仰为核心而形成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现象,布洛陀文化的传承是在一定的文化传承场中实现的,因此,传承场是布洛陀文化得以延续和传承的重要基础。本文主要对布洛陀文化的传承场进行简要的分类,并分析这些传承场在动态的文化传承过程中所发生的演变情况及发展的特点。     

壮族民间麽教与布洛陀文化

壮族民间麽教是从越巫发展而来的民族民间宗教 ,其特征是 :已树立有统一的最高神祗布洛陀 ;有自己的基本教义和教规 ;有较系统的麽教经书 ;已形成较固定的法事仪式 ;有半职业性的从教者。壮族民间麽教已是由原始宗教向人为宗教过渡的中间形态。历史上 ,广西的右江、左江、红水河流域以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各县壮族聚居地区都有民间麽教流传。壮族民间麽教与布洛陀文化密不可分 ,成为布洛陀文化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论布洛陀神格的形成及演变

壮族敬奉布洛陀为始祖神、宗教神、道德神和智慧神。其神格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并与壮族社会的发展相适应。由布洛陀神话、信仰、祭典、经文、山歌及其庙宇,构成了布洛陀文化体系,并成为壮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民间有着深厚的积淀和广泛的基础。     

中国朝鲜族入籍的历史过程

中国的朝鲜族从朝鲜半岛移居东北以后,在入籍问题上几经波折。新中国成立后,朝鲜移民终于得到了中国国籍法的明确承认,开始享有了公民的权利,而且取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和法律地位。     

族群、族群认同与族群建构论的实践——以两岸客家和当代台湾族群建构为例

本文从族群概念的争鸣入手,以两岸客家和台湾族群的建构为实例,阐释了族群——族群认同——族群建构论这一组密切相关的概念的内涵,在肯定族群建构论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了在台湾族群建构过程中建构论被过分夸大的负面影响。     

楚人、楚国与苗族

本文对近一二十年来学术界关于楚人、楚国同苗族的关系研究状况和不同观点 ,进行了综合性的评论 ,并从不同角度进一步阐发和论证了作者提出的楚人、楚族与苗族先民“同源异支”的观点。     

达斡尔族与兴建齐齐哈尔城考述

本文根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考证我国北方重镇齐齐哈尔城的兴建 ,系由清初达斡尔总管首倡 ,以达斡尔族为主按“民筑”的方式建成的 ;齐齐哈尔城名是由当年倡议建城的达斡尔总管所驻在的齐齐哈尔村名延续而来的。文章考述了达斡尔族为兴建齐齐哈尔城做出的贡献     

两宋政府的少数民族赈济措施刍议--兼论宋朝民族政策的转变倾向

宋朝的社会救济事业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较为发达的，对少数民族的赈济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其对西北(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赈济，以安定边地社会为主要目的，方式上以生活性接济为主；对西南及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赈济，则是在国家势力南进及对该地区进行经济开发的过程中配合实施的，因此，方式上以生产型济助为主；对东北及北方地区少数民族的救济，则以笼络怀柔为主，方式上以居养安置为常见。这些措施的实施，对于进一步团结少数民族，稳定和巩固社会政治统治，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性质上看，两宋对少数民族的赈济仍属传统怀柔政策的延续，但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即从对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象征性的笼络逐渐转向对少数民族普通民众务实性的物质援助。     

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

族群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文章评述了西方族群理论的发展历程及中国族群研究的状况,分析了族群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针对当前我国族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关于汉代西域都护的两个问题

本文综合文献和简牍材料 ,对西域都护的称谓和建置时间这两个问题作了探讨 ,提出 :西域都护设官于汉宣帝神爵二年 ,立府施政在神爵三年 ;它在建立初期为加官 ,属虚名 ,约在汉成帝时变为国家正式编制下的实名官职     

论唐代前期"河曲"地域各民族人口的数量与分布

唐代前期"河曲"地域人口的民族构成包括汉、稽胡、突厥、铁勒九姓、昭武九姓、党项羌、吐谷浑等七个民族,其数量与分布呈动态变化.贞观二十年前,"河曲"人口数量可达180,000余人,其中汉族、稽胡族人口约有50,000人,分布在"河曲"边缘地带,突厥族游牧于"河曲"东半部的夏、胜二州之间以及西北隅,昭武九姓居留在"河曲"西部的灵、盐、夏之间.此后,由于吐谷浑族、党项羌族、铁勒族的迁入,居民数量与空间分布发生新的变化.迄天宝元年,"河曲"地域的人口总数已达750,137人.安史之乱后,铁勒九姓、突厥、昭武九姓、吐谷浑诸族人口相继迁出"河曲",惟有汉、稽胡、党项羌诸族人口仍留居原地,尤其以党项羌人口增长显著,分布范围不断扩大,遍及"河曲"地域,成为当地人口的主体.     

基于历史记忆的文化生产与族群建构

本文试图运用法国学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提出的集体记忆理论,以撒拉族为例,探讨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在其文化再生产和族群建构中所起到的作用,集体记忆分为历史记忆、社会记忆和个体记忆,本文主要研究撒拉族的历史记忆,探讨一个无文字的简单社会(人口较少民族)借助族群的历史记忆如何维持族群边界、强化族群意识的现象.     

Ethnos(民族)和Ethnic group(族群)的早期含义与应用

英文ethnic是希腊语ethnos拉丁化的形容词形式 ,对应中文的直译可理解为“族”或“族的” ,属于人类社会“族类共同体”应用范畴。该词在英文中没有形成名词形式 ,在与group连用后形成了复合名词ethnicgroup形式。在 2 0世纪 6 0年代中期以后 ,ethnicgroup一词在美国和西欧国家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学等学科流行开来 ,用以分析这些国家基于种族、民族、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等要素基础上的“认同群体”。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 ,ethnicgroup这一术语在世界范围流行开来 ,在引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时 ,中文翻译为“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和“族群”等 ,其中以“族群”最为通行。但是 ,学界在研究和应用这一术语时 ,缺乏对ethnos及其派生的ethnic和ethnicgroup源流的关注。本文就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早期 (2 0世纪 70年代以前 )的含义演变和应用情况做一梳理 ,并指出了这一术语的流行属于西方国家“族类政治化”裂变的产物及其表现出的“后现代”话语的特点 ,以期为进一步研究这一术语在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社会背景作一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