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黄河源的“发现者”?(苏修的神话和历史的真实)

谁是黄河源的“发现者”?这是一个本来不成问题的问题。恰好在这个问题上,从沙皇时代到如今,俄罗斯帝国和苏修统治集团制造了极大的混乱。沙俄总参谋部军官、臭名远扬的间谍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他的《从恰克图到黄河源旅行记》一书中,自称黄河源是他在1884年第一个“发现”的。他还“根据第一个考察者的权利”,将中国河源往下的扎陵湖“命名为‘俄罗     

王阳明获得智慧的起点——心

“为学须得个头脑,功夫方有着落,如舟之有舵。”考察阳明1508年(即龙场悟道的这年)以前的生活,经常可以看到两种明显相反的趋向——向往静默沉思和对学术、政治活动感兴趣。乍一看,龙场之悟好象是他曾仔细地、系统地修习过的静坐这一爱好的成熟。他承认外心以格物是错的,并且因为在汉语中,“物”这个字包含有“事”的意思,这表明,他终于认识到他过学者官员这样的“动”的生活是干了一桩蠢事,这种生活带给他的是贬谪的孤独,而他在此中发现了隐居的价值,发现了“吾性自足”。     

马克思论希腊神话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在谈到马克思一生的“两个发现”之后,他接着说: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都不是肤浅的研究的。”这是确实的。例如,马克思在希腊神话这样相对较小的领域,也同样地作了极其深刻的研究,并且有着独到的发现。尽管马克思在希腊神话方面没有专门著述,甚至资产阶级的神话研究家们因此还不承认他是“神话学家”侣这并不妨碍马克     

牛群教子记

相声演员牛群,为培养宝贝儿子可谓绞尽脑汁。读一读他夫人刘肃写的这篇文章,您可能会发现他还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和道理—— 牛群36岁得子,自然金贵得不得了。他为儿子取名牛童。 我们的“望子成龙工程”动手较早。 牛群认为:“将来社会的竞争     

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略论唯物史观的形成

恩格斯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他还说:“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 唯物史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艰苦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     

狭义相对论效应的性质及其认识论意义——关于“尺缩”和“钟慢”问题的对话

甲:“天上一天,下界一年”,许多哲学书籍都用这句话来说明时间和空间的相对性;有的还设想这样一个故事:父亲坐了高速航天飞机去周游太空,一年后回到地面,发现他的儿子已是满把胡子,老态龙钟了,真可叹曰:父亲空中正少年,儿子地上已暮年”。它们     

关于《红楼梦》中的“碍语”

曹雪芹的一生,主要时期是在乾隆朝度过的。这正是文字狱十分森严的时代。因此《红楼梦》在开始几十年中只能以抄本流传于世。一般认为,曹雪芹在乾隆十九年,即甲戍年(一七五四),已经过了“十年辛苦不寻常”的创作生涯,也即已完成了《红楼梦》的初稿。而这十年,大约是他在宗学作“舍夫”的时候。这时曹家已经历过再一次的败落,但总算幸运的是他还能在宗学中谋得一个职位,使他不仅免于冻馁,而且还能有余暇进行写作;此外,在宗学里他还接触     

《哈克贝里·芬》的伟大何在

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于1876年问世,同年他开始撰写一本自称为“另一本儿童文学”的新作。他对于这一新的尝试并不很以为然。他说,他着手写它,“与其说是有何意图,倒不如说是为了要有所事事。”他并没有沉湎于该书的创作——“只有到了一定的火候,我方能对它爱不释手。”他还说:“半途即将它束之高阁,亦或是完稿后将手稿付之一炬,这都是可能的。”该书的写作,其间停顿了长达四年之久,然后才提笔续     

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方法

胡适的所谓“史学”,主要是他的“考据学”。他的“考据学”,毒害中国史学界三十馀年,流毒至今未熄。现在一般人对於胡适的哲学思想,政治言论,甚至文学理论,差不多已经完全丧失信仰。唯有对於他的史学,尤其是对於他的史学中的“考据学”,却认为还多少有些成绩。而对於他所提出的“考据”方法,更是多少有点留恋;这还是被他的“科学”词句所迷惑。实际上胡适的“考据”方法是     

论陶渊明的咏史诗及其特征

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陶渊明可谓身兼多种角色:有人尊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有人奉他为“放人”、“逸民”、“第一达磨”,还有人将他推作圣贤之人”、“有志天下者”、“卧龙豪”,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从表面上看,他似乎仅仅反映了陶诗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但是,若对渊明历来为人们所忽视的咏史诗进行一番清理和分析,便会发现,诗论家们主要是从各自的品评标准出发,或多或少地通过咏史诗这一特定题材,选择了他们心目中的陶渊明。本文拟对陶渊明的咏史诗进行初步研究,同时探讨批评史上这一文学现象的由来,并对陶诗的总体特征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幽默

实话实说 一个教师在班上讲万有引力的发现经过。她说:“牛顿坐在草地上,眼睛望着一棵树,一个苹果落到他头上,他由此发现了万有引力。想想看,这多美妙!” “是啊!”坐在最后一排的一个学生叫道:“如果他     

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论孟德斯鸠的中西哲学和文化比较研究

以往我们对孟德斯鸠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其对东方专制政体的批评及其民主政治思想这两个方面,却忽略了其中西政治哲学平行比较研究以及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的思路.从他对儒学与斯多葛派哲学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他对这两派学说有着同样的深刻理解和高度评价;从他关于中国的“礼教构成了民族的一般精神”的论说中可以发现,他认为专制政体的恐怖原则乃是对儒家礼教原则的背离;从他对儒学如何“给专横权力划定范围”的论述中可以发现,他从道德的根源肯定“亲亲互隐”,与孔子的观点完全一致;从他对儒家礼教与基督教“一般精神”的比较中,则可以发现他对儒学的局限性有一定的深刻认识.     

流沙河与《草木篇》

“被一个人误解了,这是麻烦,被许多人误解了,这是悲剧。” 诗人流沙河说这句话时,真是感慨系之。他不仅曾经“被许多人误解”,而且还因此演了一出“悲剧”。 1957年的新年刚过不久,在“天府之国”四川的首府成都就开始热闹起来了。它比北     

历史告诉今天(三)

三、关于哥伦布的辩论１４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哥伦布率领一支西班牙探险队到达今天西印度群岛最北部的一个小岛华特林岛。哥伦布把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即西班牙语“救世主”的意思。随后欧洲殖民者陆续大量来到这里，用枪弹和本地人民的血，书写他们“地理大发现”和“开拓”的功业。从１７５０年美国独立前夕，哥伦布有了“新大陆发现者”的称号。他的大名由此进入世界各国的学生课本，他的名字和他“发现新大陆”的故事，成为各种肤色人们的一种常识。每年的这一天，西班牙和美洲国家都要举行庆祝活动①。５００周年恰逢大庆，西方…     

“亲切与暗示”：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

卞之琳在翻译中对照、回望古典诗传统,发现魏尔伦与象征主义诗歌中的“亲切”与“暗示”这两个最重要的特点正是中国旧诗词的长处,是卞之琳对传统中“亲切”、“暗示”这两种优秀质素的重新发现,这是一种独属于卞之琳话语系统的个人“发现”,形成了他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同时,卞之琳将这两种优秀质素用于自己的诗歌建设,形成独特的诗歌特点,亦成为对新诗自身传统的发现。     

《周语》“铸无射”章辨伪

两千年前,刘歆在《世经》中引用过一句话:“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来验证他拟定的武王伐纣之年—公元前1122年。这句话出自《国语·周语下》,他却说是“外传”。他定的这个年份和另一个伐桀之年,东汉时就被人评为“横断年数,损夏益周”。本世纪以来,尽管人们不同意他定的这个年份,而把“岁在鹑火”当做伐纣时天象实际的,还不乏人。有些学者用不同于刘歆的方法,推算“岁在鹑火”,得出了和刘氏不同的年份。如新城新藏的公元前1066年,赵光贤的公元前1057年,黄宝权、陈华新的公元前1029年等。     

再拜一次年

正月十七那天，我带8岁的儿子去超市，给他买了个“变形金刚”。但他不满足，嚷嚷着还要“无敌战车”和“F16侦察机”。真不像话，这小子还得寸进尺了!     

性之可说与不可说——程颢人性学说探微

程颢的人性学说有两个层面,即可以言说的层面与不可言说的层面,这造成了理解其人性学说的难度。在可以言说的层面,他主张“生之谓性”,并对这一命题作出了独到的诠释;在不可言说的层面,他通过种种暗示,揭示了人性的超越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天德”这一概念来把握。程颢还通过阐发“澄治”人性的修养工夫论,最终实现了他“彻上彻下”的人性旨归。     

哲学·科学·人道主义——评阿尔都塞“断裂”说的思想基础

法国“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阿尔都塞认为,马克思在其思想发展历程上有一个断裂时期,时间大约以1845年为界;这时马克思彻底抛弃他以前的思想,包括他的哲学和人道主义。下面我们对阿尔都塞这种“断裂”说的思想基础作一评述。阿尔都塞“断裂”说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就是:哲学总是后于科学产生的。他认为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有三大科学发现,在每种科学发现之后产生一种哲学:“数学(泰勒斯)产生柏拉图的哲学,物理(伽利略)产生笛卡儿的哲学,历史(马克思)产生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改造总是伟大的科学发现的回响。因此本质上,这种改造总是发生在事后。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哲学落后于科学。”在阿尔都塞看来,1845年前马克思并没有自己的哲学,他只是旧的唯心主义哲学或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奴隶;直到他完全抛弃唯心主义哲学,同它们“彻底决裂”,创立了历史科学后,才开始形成他自己的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所以这时“辩证唯物     

《陈情表》别有隐情

《陈情表》自问世以来,一直备受赞赏、但论者多从文章本身剖析品评,而对字面以外的深层隐情,却少有人提及。 《陈情表》是李密在晋泰始三年(276)写给晋武帝司马炎的表文。 司马炎是废魏建晋的“始皇帝”。从传统观念看,他是“乱臣贼子”,不便宣扬“忠君”思想,只宜提倡“以孝治天下”。这是稳定局势,维系人心的需要,是关系西晋王朝长治久安的国策,是巩固政权的大事。这是晋武帝读过《陈情表》大为感动,并称赞说“士之有名,不虚然哉！” 还赏赐给他两个奴婢,命郡县按时给他祖母馈送给养的原因所在。这是隐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