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宾王学术研讨会在义乌举行

由浙江省古典文学研究会与义乌市文联联合发起的“骆宾王学术研讨会”于今年四月在义乌举行,参加会议的有省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30余人。骆宾王是初唐浙江义乌人,文学史上号称“初唐四杰”之一。这次研讨会广泛而深入地探讨了骆宾王的生平与诗歌成就,交流了研究成果,可说集建国以来研究骆宾王之大成。一、与会者一致肯定我校副校长骆祥发教授与杨柳先生合著的《骆宾王评传》,以及骆祥发教授的《骆宾王     

“庄周贷粟”新论

“庄周贷粟”是庄子的经典故事之一。其中若干问题值得重新思考。其一，庄子往贷粟的监河侯非魏文侯，也非监河工官。从当时侯爵及司水官制出发，结合庄子与魏惠王交往，及惠王迁都大梁后大力开发黄河水利，监河侯应如章太炎所说为魏惠王；其二，战国贵族养贤背景下，惠王“得邑金将贷子三百金”的许诺非全是虚言。但因与庄子无利害关系，也有明显简慢之意；另外，君“馈粟”于士人是当时养贤之风下的常事。庄子坦然贷粟，又与其“人间世”的入世心态有关；最后，“道中失水鱼”之喻，表现了庄子“逍遥游”的“无待”与“人间世”不能“无待”的矛盾。尽管如此，庄子仍以“逍遥游”包容、化解“人间世”产生的困境。     

骆宾王简谱

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人。骆宾王的字、号,新旧《唐书》本传均无明载。《义乌县志》卷十四《志节》条称:“骆宾王,字观光。”《骆氏宗谱》也一再说“骆宾王,字观光”。按《周易·观·六四》有“观国之光,以利宾于王”,骆家世代书香,其父、祖为其命名时,取义于《周易》,完全可能,谨录此。婺州,秦汉时属会稽郡,隋平陈,置婺州,现为浙江省金华地区。义乌,秦时称乌伤县,唐武德七年(624),更名义乌,一直沿称至今。父名履元,官青州博昌今。骆宾王的父名,史籍及骆宾王自己的诗文中均无记载。《义     

初唐四杰年谱摘要

骆宾王,字观光,婺州义乌人。骆宾王的字、号,两《唐书》本传皆无明载。《金华府志》、《义乌县志》以及义乌《骆氏宗谱》收录的众多明、清人撰写的骆宾王传记、碑文,均称“骆宾王,字观光”。证以《易·观》“观国之光,以利宾于王”语,既名“宾王”,则取字“观光”,似属可信,今从之。义乌,本秦时乌伤县,建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唐武德七年(624),更名义乌,一直沿称至今。现为浙江省义乌市。     

谈题“红”诗的作用

“绝尘英哲声容在”,“庄骚左史同千古”。《红楼梦》自问世以来,评论文章汗牛充栋,而题“红”诗(包括词)也为数可观。一粟先生曾在1963年出版的《红楼梦卷》中对题“红”诗作过统计:把有关《红楼梦》的续书、戏曲、专著等等的卷首题词,以及追和《红楼梦》     

从新出土秦汉简牍文献看“稷”的所指及其历时演变

关于“稷”的所指,学界有粟、穄、高粱三说鼎立。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学界研究成果丰硕,但因文献不足而难以定论,权威辞书多不加分辨而诸说兼收。新出土的大量秦汉简牍文献为该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崭新语料,其中所见诸多粮食作物复杂的加工制度、《日书》宜忌及其异文、士卒廪食制度、相关语词组合等,为稷的所指是粟之说提供了充足的文献证据。同时,基于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互证,可以进一步厘清殷商以来表示“粟(谷子)”的语词“禾”“稷”“粟”“谷”等词汇兴替的历程及其动因,明确系列语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所指,亦可据此补充订正权威辞书、经典文献及新出土文献的诸多训释。     

忽如一夜春风来 干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忽如一夜春风来干树万树梨花开──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门立功唐自初期，由于边境战争的频繁，以及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边塞生活日益为人们所关注。“投笔从戎”报效边庭成为当时的一种社会风气。所谓“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骆宾王）很多诗人披坚执锐，怀着...     

论晁错《论贵粟疏》的重农惠商性质

西汉封建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繁荣，与西汉前期各种治国思想及其政策密切相关。文景时期政论家晁错的《论资粟疏》，在其中产生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就晁错登上政治舞台及《论贵粟疏》产生的背景和《论贵粟疏》的重农惠商性质，作一简要论述，以此阐明“重在惠商”是封建社会发展和繁荣不可逾越的思想。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中湖南“扩红”述论

红二、红六军团长征中在安化“扩红”100多人，在新化“扩红”2 000多人，在辰溪“扩红”300多人，在溆浦“扩红”3 000多人，在邵阳、武冈等地至少“扩红”110多人，在黔阳、晃县等地至少“扩红”110多人，在湖南共“扩红”至少5 600多人，成效显著。“扩红”成效显著，主要是因为：红二、红六军团高举抗日救国大旗，极大地调动起湖南人民的爱国热情；红二、红六军团高度重视、统一部署、精心组织“扩红”，新化、溆浦“扩红”形成轰轰烈烈的“扩红”运动；红二、红六军团积极开展统战工作，不仅吸收工农群众，也吸收先进知识分子参加红军；红二、红六军团积极开展群众工作，模范遵守纪律，大力打击残害人民的土豪劣绅，十分重视维护、给予群众利益；党和红军，特别是贺龙在湖南影响很大；新化、溆浦等地人口众多，群众基础好；红军得到了较长时间的休整等。红二、红六军团长征中湖南“扩红”，极大地增强了红二、红六军团的力量，也为此后长征中的“扩红”积累了宝贵经验，从而为取得长征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陈氏注骆新解三题

初唐诗人骆宾王由于随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加之史载不详,历来对其多有褒贬。晚清学者陈熙晋对骆宾王的行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论述,陈氏解读骆宾王主要体现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古典解释学原则,而当今学界尚未从此原则出发论证陈氏注骆与骆宾王本身及其相关问题。以此原则为出发点,从心理解释和历史解释的角度窥探诗人心志,钩沉...     

南京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马和欣：紧扣职能围绕中心在窗口创建中创先争优

为深入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我们在全系统组织开展了“红盾服务创业示范岗”、“红盾消费维权示范岗”、“红盾品牌培育示范岗”、“红盾强农惠农示范岗”活动，取得了良好成效．我们的做法是：     

陈氏注骆新解三题

初唐诗人骆宾王由于随李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加之史载不详,历来对其多有褒贬。晚清学者陈熙晋对骆宾王的行迹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论述,陈氏解读骆宾王主要体现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古典解释学原则,而当今学界尚未从此原则出发论证陈氏注骆与骆宾王本身及其相关问题。以此原则为出发点,从心理解释和历史解释的角度窥探诗人心志,钩沉古史,可知骆宾王并非诸如历来对之持有非议者所言之＂薄幸＂、＂无行＂,反而是个性耿直,一身正气,铮铮铁骨,堪比义士。     

明代“纳贡”起始时间考

“纳贡”亦称“例监”，指生员不通过国家例行的“岁贡”途径，而通过向政府纳马输粟手段而获得监生身份。这一明代政治制度史上的重要事件的起始时间，史家历来说法不一，本文通过对诸史的考辨，认为“纳贡”制度起始于明景泰四年，这是一种确信的结论。     

网红文化的科学内涵、生成机理与治理路径

网红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本质上是“网络红人”虚拟实践活动对象化的产物。从文化论角度看，它是“网络红人”以互联网为媒介创造的一种网络亚文化；从系统论角度看，它是由“网络红人”、网络技术、网络受众、网络平台及隐含于上述要素之中的价值观所构成的一种文化现象；从实践论角度看，它是“网络红人”进行的虚拟实践活动及其产物的总和。从生成机理来看，网红文化是内生机理与外生机理共同作用的产物。为优化网红文化生态，应以培育正面网红为主线，引领网红文化向上向善航向；以网络平台监管为重点，净化网红文化生产传播载体；以规范资本运作为抓手，促进网红文化产业健康发展。     

雄文劲采 千古壮檄——读骆宾王《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

“烈烈宾王檄,有如日当中.”(韩邦奇《骆宾王》)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并不因他所拥戴的徐敬业旋即败死而同消逝,也不因檄文所述多有讹谬而遭弃置,相反,如前诗所赞,它的魅力历久不衰,千百年来一如日之方中,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就中奥秘,颇值得玩味.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中“乡村网红”的传播实践研究

在乡村社会，乡村网红是网络广场中的“乡村信息源”、自者视角下乡村社会的形象建构者和网红效应下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他们进一步弥合了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助力着数字乡村建设。乡村网红以“原生态”的草根人设传播、富有“地方感”的共情传播、集体参与下的人际传播助力媒介化乡村社会的构建，优化了乡村社会的传播格局。乡村网红的传播实践加速了乡村社会传播的“在地化”转向：传播资源从“汇聚城市”转向“返流乡村”,传播话语从集中把关的宣传话语转向共享式的民间话语，传播方式从单向的信息传递转向在地性的参与式对话。我们尚需引导乡村网红走上持续发展的道路，使其为当下乡村社会传播力的提升贡献更多力量。     

“红巷”追梦人解析服务梦

说起“红巷”，人们很自然的联想到杭州市小营巷社区和紫金社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视察过这里。2013年，是毛泽东主席诞辰120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杭州市小营巷10周年，复信的2周年。在这个新的起点上，“红巷”社区人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想的更多的是怎么去提高居民的满意度，怎么把“红巷梦工场”的作用发挥极致，怎么使“红巷梦想号”成为“社区居民”的圆梦载体，怎么让非专业的服务团队融入“红巷梦工场”这个平台。     

为了“红”的传承

红，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标志色，已深深地印在了祖国人民的心中。从一部部爱国影视剧的展演到2．2万人的大合唱，从一句句手机传递的真挚祝福到全国各地举办的建国60年成就展……在新中国60周年生日到来之际，“红片”“红歌”“红信”“红展”等红遍了神州大地。     

文化专有项翻译与译者的文化选择——以《红楼梦》英译本“红”字的翻译为例

文化专有项翻译从来都不是语言层面上的简单转换，译者在文化专有项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文化建构的能动性。如《红楼梦》两个经典英译本中“红”字的翻译，霍克舍弃了“红”字所包含的文化意象，将其换成了英语国家人们所熟悉和能接受的“绿色”和“金色”，而杨氏夫妇在翻译“红”字时基本采用直译来保存“红”字所包含的特有的文化意蕴，就显示出不同的翻译策略。     

《管子》的“王道”经济观

蕴含《管子》“王道”经济观的主要内容是在粟多国富、兵强战胜的宗旨和目标下,于战备“务具其备”、“盖天下”,以“战胜者地广”为目的,平时的战争动员则坚持视农事为“王之本事”;《管子》“王道”经济观所遵循的最高政治原则是“行义”、“顺于理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