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刑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刑法分则中争议比较大的一个罪名,本文就该罪的法定刑方面进行了简要的评析,分析了该罪的法定刑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措施。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律困境及其完善

现行刑法中规定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立法上存有重大缺陷，导致司法实践处境尴尬。更为重要的是．其规定导致了刑法体系的不协调，制约了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和制度上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加以完善。在立法上．关键是要提高巨额财产来源来明罪的法定刑在制度上．应在完善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同时．还应建立和健全金融监管机制。     

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若干问题的思考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设立 ,对于打击腐败分子具有重要意义。在区分证明责任和举证责任基础上 ,论证了在该罪中证明责任未发生转移 ,转移的只是举证责任 ;阐明了该罪不会导致有罪推定 ;并对该罪的法定刑进行探讨 ,以期对该罪的法定刑的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相关问题研究

2009年2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七）》）第十四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有关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作了修改。然而,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相关问题的讨论并没有随着《刑法修正案（七）》的颁布而停止。为了进一步深化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认识,对《刑法修正案（七）》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相关规定加以探讨,以期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进一步完善能有所裨益。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若干问题思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刑法理论界及实务界历来颇受争议。综合评述各种观点的基础上对该罪的立法正当性、客观行为、法定刑及举证责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证，认为立法上的功利补足性、客观行为的持有性、法定刑的宜轻选择以及举证责任的程序性分别是以上各个方面应该坚持的立论观点。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研究及其立法完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一种新型犯罪.学术界认为本罪具有实体法及程序法两方面的立法价值,分别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解析,在"持有论"的基础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司法实践存在现实困境,因而立法方面尚需完善.     

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客体为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国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的形象。本罪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有财产或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事实存在，行为人负有向有关机关说明巨额财产真实来源的义务。行为包括行为人能够说明巨额财产的真实来源而拒绝向有关机关说明其真实来源。公务人员的特征为合法性、公共性和管理性。公务应和劳务相区分。本罪的证明责任为法律规定的事实推定，它和有罪推定原则不一样。该罪的法定刑应该完善     

试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反腐斗争中的尴尬处境和完善途径

分析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形成的体制因素、文化传统的影响和本身的缺陷三方面原因,阐明进一步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途径: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建立和完善财产申报制度和监控机制,加强监督机构的总体协调;建立金融监管机制;进一步完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法设计.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反腐斗争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改变当前的尴尬处境,成为反腐的锐利武器.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构成及罪名研究

从刑事及诉讼理论判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可以认定,拒不说明巨额财产的合法来源不是构成主罪的必要条件,本罪的主体应为所有国家公务人员,主观方面只能由故意构成,本罪侵犯国家公务人员的廉洁性,根据本罪的构成特征分析,以"非法持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罪"作为本罪的罪名较为科学.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持有性追问——兼与李宝岳教授、吴光升先生商榷

本文针对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为持有型犯罪的观点 ,提出了几点商榷意见 ,认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一种立法价值取向上的功利主义考虑 ,而在司法证明理论上并无重大突破 ,而这种功利取向在实践中会带来种种违背公平正义的流弊。文章最后主张应当摒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持有型犯罪的观点 ,而还其不作为犯罪的真正面目。     

对我国刑法第343条之思考——非法采矿罪与破坏性采矿罪立法之修改建议

我国刑法第343条对非法采矿罪和破坏性采矿罪做了规定,为打击破坏矿产资源的犯罪行为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但由于其在罪状及法定刑设定上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两罪界限不清,引起理论上的一些不必要的争论和司法实践上的模糊,建议应对该法条进行适当的修改.     

共同犯罪与身份问题的比较研究--以贪污犯为线索评析我国共同犯罪与身份问题立法

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如何定罪量刑,是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上有较大争议的问题,也是我国刑法理论界长期争执而未能解决的问题。与国外立法例相比较,我国大陆刑事立法对这一问题的关注,目前仅限于贪污罪,效力尚不及于其他身份犯,如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更不涉及此类共同犯罪的量刑问题。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总则中专门规定这一问题的定罪与量刑的立法例值得我国大陆刑法典所借鉴。     

和谐社会与刑事立法

“犯罪化”、“处罚的早期化”、“严罚化”和“国际化”,是当今世界范围内的刑事立法动向。“和谐社会”作为我国刑事立法的价值追求,应在世界刑事发展的大背景下,进一步完善刑事立法,在刑法典中增设新的罪名,扩大某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提高某些犯罪的法定刑。     

想象竞合犯的批判与再认识

想象竞合犯通常被认为是形式上的数罪、实质上的一罪,也有学者认为其是形式上的数罪、科刑上的一罪,尽管存有差异,但两者都主张对想象竞合犯应当从一重罪处断.但是,仔细分析这两种观点,可以发现它们是概念不清、逻辑矛盾的产物,都存在混淆概念、肢解犯罪构成或者是逻辑前后矛盾的问题.事实上,想象竞合犯并非形式上的数罪,而是实质上的数罪;对它的处断原则也不宜按照传统"从一重处",而应该数罪并罚.     

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传统的刑罚目的理论正在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挑战。刑罚目的可作如下划分,即:以刑罚作为刑法的下位概念为基础,在横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主要目的(惩罚犯罪)和次要目的(预防犯罪)两个层次,此为狭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在纵向层次上,将刑罚目的划分为第一层次惩罚犯罪与预防犯罪(直接目的)与第二层次保护法益(根本目的)两个存在递进深入关系的层次,此为广义的刑罚目的之理性建构。     

论以德育人与以法育人--从当代大学生违法犯罪原因谈起

针对大学生违法犯罪呈明显上升趋势的社会现象,结合典型案例分析了大学生违法犯罪的特点及主要原因,提出加强道德教育是预防大学生违法犯罪的根本措施,加强法制教育是减少大学生违法犯罪的强有力手段,并强调以德育人与以法育人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及通过公民教育等手段实现两者的统一。     

关于引渡制度的几个问题

引渡是与犯罪作斗争的一种国际合作，是国家之间刑事司法互助的一项重要制度。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引渡制度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并且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普遍性国际公约对整个引渡加以规定，因此有必要对引渡主体、引渡客体、引渡的基本程序和法律依据以及关于“政治犯不引渡”等一系列问题加以探讨。     

论我国犯罪构成诉讼功能的复归——兼论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完善

两大法系犯罪构成具有推定功能,由于推定同时也是一个诉讼法概念,因而使犯罪构成具有诉讼功能,其不仅决定着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而且决定着证明标准的选择。我国犯罪构成源自前苏联,前苏联在改造大陆法系犯罪成立体系时,在内容上抛弃了违法性要件,并在结构上破坏了其层次性,导致该体系推定机能的丧失。为此,需要恢复我国犯罪构成体系的推定机能,以实现对刑事诉讼证明问题的指导,从而恢复犯罪构成体系的诉讼功能。     

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国内法化研究

《制止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非法行为议定书》将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规定为国际犯罪,中国作为《议定书》的缔约国理应通过国内立法予以回应,但现行国内刑事立法没有与之对应的罪名,而是按照外延相当宽泛的包容性罪名惩治,两个罪名的差异性致使国内法在应对本罪时处于尴尬境地。为切实履行缔约国义务,借鉴其他国家的国内立法,有必要在中国刑法分则第二章中增设劫持大陆架固定平台罪和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两个罪名,并相应地配置不同的法定刑。     

论洗钱罪的防治

洗钱罪是众多经济犯罪和有组织犯罪的派生物,具有对社会的危害性、过程的复杂性、方法手段的专业性、范围的国际性等特点。反洗钱是十分复杂的法治问题,涉及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内容。要加大反洗钱力度,就必须在防治上狠下功夫,从思想、立法、执法、金融防范、国际合作等领域采取措施,要标本兼治,才能构筑符合我国情况的反洗钱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