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革命时代中国农民政治心理探析

个体的政治心理是自身所处政治环境的产物。在继续革命年代,轰轰烈烈的乡村政治运动塑造了这个时代的农民政治心理特性。在此期间,中国农民的政治心理从总体上突出地表现为权威主义政治人格的“转化”、平均主义政治价值的“强化”及革命主义政治态度的“异化”这三大特征。     

化解农民弱势群体消极政治心理的制度思考

政治心理作为特定时期内人们对政治生活形成的一种自发的、潜在的、相对稳定的社会意识，对政治体制具有特殊的意义。政治体制的稳定需要民众政治心理的支撑，政治体制的转型需要社会政治心理的调适相伴。化解农民弱势群体的消极政治心理，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局。作为改革开放社会代价的主要承受者，农民弱势群体的政治心理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消极性。为此，采取必要措施优化其政治心理，有利于帮助他们正确认识所面临的问题，对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采取比较科学和理性的态度，最终让更多的农民弱势群体早日走出困境。     

中国农民贫困的政治因素分析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架构决定了中国农村的政治生态现象：一是农民与市民相比政治权利缺失，没有权利和机会为自己争取利益；二是农民政治素质低下、政治参与意识淡薄，形成了“等、靠、要”的政治态度，没有为自己争取利益的意识;三是农民没有自己的组织去代表农民争取和保护自己的权益，使得农民在政治上“失语”，政治上的“失语”则又导致经济利益的受损。因此，解决农民的贫困问题，不仅要从经济的角度入手·也要从政治的角度考量。     

改革开放30年农民政治心理透视——基于浙江新昌沙溪D村2008年村级换届选举考察

农民政治心理的发育状况直接影响着乡村政治发展的质量和速度.该文对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农民政治心理的发育历程进行总体梳理后认为现代性是其总体标向.然后以D村2008年的村级换届选举为考察样本,分析了农民在其中的政治行为和背后的政治心理,认为当下中国农民政治心理是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体.     

当代汕头农民政治心理中的正负因素

汕头由于城市化程度较低,农民成了汕头经济社会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汕头农民在具体的经济社会实践中发展了其政治心理中的现代性积极因素,但是由于潮汕文化的深刻影响,汕头农民政治心理中的传统性消极因素仍然大量存在。汕头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汕头农民尽快克服其政治心理中的传统性消极因素,大力张扬其政治心理中现代性的积极因素。     

“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还是“基层社会与创造性政治”——农民政治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比较及重构

农民政治行为研究有两种分析框架,“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渊源于农民政治行为“顺从与反抗”的经典模式,关注底层社会及其抗争性行动。“基层社会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从三个方面批评“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分析框架,一是认为其误解了1949年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二是指控其革命意味太浓；三是认为其未看到农民抗争行动的创造性后果。同时,从重新界定当代中国国家与农民关系、以“基层社会”取代“底层社会”和以“创造性政治”取代“抗争性政治”三个方面建构自己的分析范式。二者在分析范式、研究对象和学术影响三个方面各有不同,融合二者,重构一个“底层社会与抗争-创造性政治”分析框架对农民政治行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工作视角下的农民精神困境及对策

中国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在农民精神生活中的积极角色正在弱化，农民面临着精神困扰，具体原因是农村新精英空场，农村道德互动出现危机，农村公共空间的萎缩与农民公共生活意识的弱化。这一困境的超越需要培育农村新精英，革新农村政治文化，促进农民群体现代政治心理发育，维护和重建公共空间。     

农民现代性的内涵与价值生成

农民现代性是农民摆脱传统思想束缚后的个性生成与重组，其内涵包括“目的性气质”和“技术性气质”两方面。从现实微观的角度看，农民现代性的价值与生成为当代中国农村政治建设提供不可或缺的主体支撑；从宏观的理论角度看，中国农民现代性获得过程与政治哲学的终极关怀有着共同的价值耦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我国改革进程中农民政治心理的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和村民　我国改革进程中农民政治心理的变化　　　　　　　　　　自治制度的推行, 农民的民主意识、参政意识明显增强。但农民传统政治心理中的消极部分未完全克服, 形成了当前农村基层民主建设中的心理障碍。我们应扶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完善有关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和法律、提高农民素质,以建构优化的农民政治心理, 加速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步伐     

不信教的教匪：鲁西北地方社会与宋景诗的“反叛”（1861-1870）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受连年不断的旱涝之灾的影响，鲁西北农民的生活条件异常恶劣。又因为黄河的改道和运河漕运的废止，引起了鲁西北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系列变迁，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但是面对这种局面，官府回应无力，反而愈发腐败，加剧了当地人们的不满和恐慌。脆弱的生态环境和人口的大量闲置，再加上区域内的农民世代相沿的习俗，都有利于农民形成好勇斗狠、乐于为匪的心理，容易走上“反叛”的道路。宋景诗是一个江湖人士，与秘密教门联系密切。因为自己蒙受冤狱，他组织亲友参加了秘密教f-]发动的“叛乱”。     

维系农村社会稳定的农民政治社会化机制分析

维系和发展农村社会稳定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基本战略目标。农民政治社会化工作对农民内在的政治心理、政治文化思想及外在的政治参与行为均有着积极的指引作用,有利于农村的社会稳定。目前,我国农民政治社会化存在农民政治心理失衡、政治认同感较低、政治参与行为失范等问题,对此,应构建维系农村社会稳定畅通的利益表达与反馈机制、思想文化认同机制和制度化政治参与机制,消除农民的政治心理障碍,加强和改进农民政治社会化工作,实现农村社会的持续动态稳定。     

后税改时代的农民集体行动逻辑研究——兼与于建嵘老师商榷

于建嵘老师认为我国农民集体行动的原动力是“集团”外部“压迫”的结果，属于经典的“压迫一反抗”模式。笔者认为，后税改时代农民的集体行动大多已不是农民在现有的利益失衡的格局里的“被迫”反应，争取经济、政治、文化和发展等方面的利益渐次成为近年来农民集体行动的主要动因，后税改时代农民增强了自己的主体意识，开始向政府亮出自己的身份，主动向政府争取自己的国民权益。     

平均主义经济基础质疑

长期以来,把平均主义看成小农经济的产物,看成小私有者的思想表现已经成了定论。早在1931年,斯大林同志在同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谈话时就指出:“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财富的心理,是素朴的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①毛泽东同志也明确地表述过这样的观点:“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     

论说服引导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本文系统地研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说服引导的规律和方法，并将其运用到教育中，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实践意义。说服引导通过信息符号去影响他人（或群体），使之改变原有态度。教育者要引导他人转变态度，必须遵循说服被引导者的心理变化规律，采取科学的步骤和方法，要遵循切中“心理热点”、拆除“心理栅栏”、正确引导“逆反心理”等基本要求；运用“以迂为直”、规避、“上台阶”与“下台阶”、一面法与两面法等多种引导方式，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效果。     

农民在国家整合过程中的政治心理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家对农村的整合表现为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整合特点。传统的封建社会里,中国乡村的整合是通过以乡绅为纽带的国家与社会共同作用实现;人民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村整合的突出特征是“强国家”,民间力量被忽视、压抑和削弱;公社解体到现在,被压抑的民间力量得到了释放,农民出于共同的需要建立了村民自治组织,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力量对农村的整合趋于平衡。而农民的政治心理也从对财富的特权观念逐步发展到政治参与的自觉主体。在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表现出了对生产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等基层组织某种依附的政治心理,他们的政治心理现代化进程虽然在那段时期明显放慢,但总体的趋势没有改变。     

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必须掌握“三适”原则简

要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必须把握好“适合”、“适宜”、“适度”的“三适”原则。“适合”强调的是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选择与创新，倡导用针对性更强，灵活性更大，更适合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品味”的方法来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适宜”强调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双方的心理融通和配合，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参与及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适度”强调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刺激强度的调控，充分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对象认知能力等因素的影响，选择最佳的刺激内容和方式，有效把握好刺激的“火候”。     

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毛泽东农村调查 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早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通过大革命时期实地考察了湖南等地农民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深入调查了边界根据地农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全面和深入了解了农民阶级状况。然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全面分析了农民的悲惨生活状况、传统政治理想和传统文化特征，肯定了农民运动的正当性、农民的革命精神、农民追求公平的政治理想，批判了农民绝对平均的思想和封建宗法迷信心理。在此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对农民革命精神和政治理想进行正确引导，使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与中国农民的革命要求、政治理想和文化价值得以相融相通、产生共鸣，从而通过调查研究方法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大学生的“挫折心理”及其思想政治工作

矫正大学生的“挫折心理”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个方面分析了大学生“挫折心理”产生的原因 ,探讨大学生“挫折心理”的行为表现 ,提供了一些矫正大学生“挫折心理”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转型时期农民的社会心理困境与消解策略

急剧而深刻的社会转型导致中国农民心理的深刻变迁。一方面,农民表现出高度的调适性；另一方面,农民体验着深刻的冲突性。这种冲突性表现为农民的社会心理困境。转型时期农民的社会心理困境与社会转型的冲击、农民的素质、农村文化的“贫血”、传统文化的“穿透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通过发展农村经济、加强农村教育、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加强农村社会保障等多种策略可以实现农民社会心理困境的顺利消解。     

《李有才板话》:“功利”心理的隐性批判

《李有才板话》深层的意义是对农民精神状态中极端“功利”心理的隐性批判。“功利”心理阻碍了农民人格完整的形成和农民的彻底的翻身解放,是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严重不纯的生成条件和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