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式”论争再认识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是抗日战争前期文艺运动中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论争。建国以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给予了它比较确定的地位,评述也基本一致。     

论中国现代文学论争与史料研究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文学论争是最为复杂的.由于长期以来以阶级斗争观念左右文学史的研究,以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评断文学发展的脉络,因此,在这种语境中,长期以来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似乎成了新民主主义史的佐证与阐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文学论争大多以武断的言论予以评判,以先人为主的观点按图索骥式地运用史料,上纲上线式的分析使文学论争等同于阶级斗争,使某些原本仅仅由于文学观念分歧导致的文学讨论、文学论争,常常变异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搏斗,甚至连当时朋友问对于文学的切磋,也上升至阶级视阈进行审视、评说,成者为王败者寇的心态更加剧了文学史研究的偏颇,尤其在对于史料的研究中,缺乏论从史出、回到历史原点的研究方式,而往往采取本末倒置的方式,先定性质再找材料,使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论争的评说缺乏学理性与客观性.     

关于《华威先生》所引起的论争

一九三八年,张天翼同志的《华威先生》发表以后,在国统区及香港等地的文艺界,曾发生过由这篇小说引起的一场持续两年之久的论争。这场中国抗战文学史上规模较大、持续较久、意义深远的论争,在解放后三十年来公开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均有所评述。但是,不容讳言,这些评述大都有失实之处,大都带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对这场论争开展的过程、论争的主要内容、论争的重大意义以及这场论争与一九四二年九月以后进步文艺界批判国民党“文艺政策”的关系等问题,都有必要重新探讨。     

略论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变迁

“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次重要的文学运动。本文着重从文学主张、文学创作、文学论争等方面,论述了他们变迁的过程,变迁的必然性及其意义。     

先秦两汉文论的“形而下”特征——中西文论比较丛谈之一

一尽管在二十四史里有“文苑传”、“文学传”,其中偶也涉及文学史上的一些问题,如传前、传后的“序”、“论”常常谈到某一时代有什么样的文学作品、什么样的文学风尚,但那并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文学史”。史传、文集、诗文评等著作中也往往涉及文艺批评史上的一些问题,但那也不能算“文学批评史”,对“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外     

“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公开提出的时间及文章

在现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里,对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论争的评价,已将近半个世纪了。广大评论者对“两个口号”的性质及其论争的意义,引经据典,各抒己见,作了较充分的阐述和较精辟的分析。但是,对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公开提出的时间及文章,许多现代文学史专著及有关文章的说法,都是与史实不符的。比如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道:“一九三六年五月,胡风在《文学丛报》上发表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第一次提出‘民族革命     

苦闷·徬徨·探索·前进——略谈瞿秋白前期的思想

瞿秋白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文艺家。他的著作是多方面的,对中国新文学史的影响也是深广的。但在十年动乱期间,左倾思潮泛滥,以文艺思想斗争史取代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把三十年间现代文学发展的复杂现象归结为一个“斗”字。文学史上的作家专章,几乎只剩下了一个被神化了的鲁迅,自然,被林彪、江青一伙恶毒诬蔑为“叛徒”的瞿秋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一笔勾销了。经过拔乱反正;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专著,注意消除左     

庐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作家

庐隐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女权主义作家。在五四时期女性写作的第一波中,她以其女性话语、女性题材、女性主题、女性共鸣等特征,彰显了自己的女性主义创作特色,同时,又以其“花瓶论”、“自救论”、“共负论”、“相成论”等女权主义观点作为自己创作的理论基石。对庐隐的女权主义写作的研究,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史的建构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倪焕之与改良主义

叶圣陶的《倪焕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知识分子的长篇。一九二八年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后,受到广泛的注意,并得到好评:茅盾赞为“扛鼎”之作;夏丐尊称做“是可以划一个时代的东西”。解放后,评论界仍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有专题论述,如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认为:“《倪焕之》的出现,是当代文艺界的一     

评四十年代中期国统区的一场文艺论争——王戎与邵荃麟、何其芳争辩新识

1945年—1947年,由《清明前后》与《芳草天涯》的讨论,引发了王戎、冯雪峰同志与邵荃麟、何其芳同志关于文艺的政治性与艺术性、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论争。这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场重要论战.这次讨论,当时以邵、何观点获胜,王、冯观点受挫而告终。建国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是贬王、冯而褒邵、何.这是不     

解放区文学论争的再认识

在目前看到的某些现代文学史著作和研究解放区文学的论文中,对解放区文学论争的描述,多半存在着照搬既定结论、忽视研究第一手史料的现象。如果我们根据史实对解放区文学论争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新的审视,一些已有的结论将发生动摇,从而为进一步认识解放区文学论争,打开一个新的视野。     

“民国文学史(1912-1949)”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整合——兼谈旧体诗文怎样入史

“民国文学史”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承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反思与“重写”的学术思路而来.在讨论这一文学史概念的可能性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近百年来现代文学史叙事背后的一系列带有价值坐标的思维定势,如以新旧论优劣、以雅俗论优劣、以文白论优劣、以中西论优劣等等.文学史写作,决定其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选择、叙述与评判的,是其背后对整个文学史体系的理论建构.因此,想要突破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框架,重建“民国文学史”叙事的宏观图景,应该考虑从更系统、更理论化的层面上,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学术史研究关于政治史、消费文化、学术场域等相关的研究,关注其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才能更好地呈现民国时期包括旧体诗文在内的文学生态原貌     

上海--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地位

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一直存在争议,呈现出百家争鸣的趋势,学界诸人各抒己见。近年来,用现代性来诠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现代性包容性强,容纳了多元价值观。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过程中出现的空间空白———上海,则是现代性书写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空间。众多著名的作家的集聚,经典作品的出版,各种论争的争鸣,都体现了上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评价任何现代作家都要看他的主导倾向——《中国现代文学史》序

解放前的旧中国没有出版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只有“运动史”、“思潮论”一类。各大学也不设“中国现代文学史”这门课,没有培养这方面的人才,也编不成这方面的书。解放后好了,各院校中文系开设了这门课,到“十年动乱”以前出版了好几种“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类的书。一九七八年以后,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解放思想”的号召,大家在新的精神的鼓舞下,各院校中文系和各研究院、所的现代文学研究室又修订和新编了不少这类的书,其中还有各院校合作编写的。这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二十三省市     

解放战争时期自由主义文艺观剖析

从“五四”到新中国成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始终存在着一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文艺思潮；而解放战争时期出现的自由主义文艺思潮，更具有比较典型的意义。本文联系我国的社会实际，结合当时的某些文艺论争，具体剖析了自由主义的政治观与文艺观，从而说明自由主义的文艺主张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因而在我国行不通。文章还对论争双方做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正确地总结了历史经验     

现代文学史重构之“中间物”——唐弢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与新诗“经典”塑造

新时期初期，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问世，相比于1950年代编撰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它试图重构中国新诗史，其特点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置重文学社团、流派的诗史地位，建构出突出主流兼顾支流的述史框架，绘制群像式诗人图景，赋予郭沫若、艾青以新诗“经典”地位，重评冯至、戴望舒等的诗史贡献，将包括某些“逆流”诗人在内的大批缺席于此前文学史著作的诗人诗作叙写进新的诗史空间。该著策略性地处理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诗学话语关系，一定程度地还原某些诗人诗作的真相，具有承前启后的特点，在新时期文学史著作遴选、塑造“经典”过程中，发挥了历史“中间物”的作用。     

冯雪峰“民族形式”观述评

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上,冯雪峰的文艺思想无疑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从建国初期几部中国新文学史关于文学分期和一些重要问题的阐述中,即可看到冯雪峰的影响(特别是1945年底他在重庆漫谈会上以《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为题所作的发言)。以后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观点,也大都无所超越。更重要的是,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新文艺运动各个阶段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在这位不倦的文学战士的理论著述中几乎都有所反映。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批评观、创作观,以及在“艺术大众化”、“民族形式”等问题上令人瞩目的理论建树,无不带着那个火热的革命斗争年代的烙印。从这点说,通过对冯雪峰文艺思想的清理,我们或许能够大致看出新文艺运动及其理论的发展轮廓。     

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现代文学史修撰的迷途与出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修撰已经走过了漫长的90年历程,但还远未成熟。这种不成熟性表现在诸 多方面,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本身都已成为一个争执不下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说 法可被绝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从业人员所共同接受。纷纭乱象的背后,是现代文学史观的“一元性”。我们要 超越“进化论”、“阶级论”、“新民主主义论”、“现代性”史观的局限,真正开启双重开放的视野,尤其注重对本土 传统文化资源的开放,这就要既向五四新文化传统开放,更要向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开放。     

“反差不多”论中的“差不多”——以“反差不多”运动中的茅盾与沈从文为中心

肇始于1936年10月的“反差不多”运动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场自由主义文学和左翼文学间引入瞩目的文学论争,作为双方主将的茅盾和沈从文虽各执一词、互不相让,但今日看来,二者间却有许多共通之处.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新八股”、“公式主义”与“差不多”的问题,发现了当时文坛存在的“差不多”的创作现状,并开出了差不多的“药...     

“生活态度论”本事

如果有这样的理论观点:它试图回答现实提出的问题,又有一定社会影响,是不是可以在历史里记它一笔?想来是可以的。事实上,借其社会影响,它已经“渗进”了历史的客观进程。它所作出的回答要是错误,评说就是,无须刻意“遗忘”。 我这里想到的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里不见踪影的“生活态度论”。 且抄点书,记下这件故事的梗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