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鸭绿江女真的分布

鸭绿江女真是在辽代由迁徙而来的黑水靺鞨人与当地的原渤海人融合而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在《高丽史》中被称为西女真、西北女真,其居地北到鸭绿江两岸,南到朝鲜大同江北岸,西滨大海,东以今狼林山脉与长白山女真为界。后来由于辽朝的失策,使高丽得以趁机向北扩张,使女真的居地逐渐缩小,至辽朝末期,其居地仅存今朝鲜慈江道大部及平安北道部分地区。鸭绿江女真是辽朝领土之内的少数民族,同高丽的关系应是古代中朝关系中的一部。     

也论“辽土”与“辽人”——明代辽东边疆文化结构的多元倾向研究

有明一代,辽东以其独特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造就出了辽人这一特殊的边疆群体。大体而言,辽东都司建立之初,土著不多,居民主要来自中原、女真、蒙古和高丽,这种人口结构明显带有文化多元的倾向。明朝中期,由于少数民族不断南下定居,加之经济交往和武力冲突过程中的频繁互动,客观上维系并强化了原有的文化多元倾向,而这种倾向直接影响到辽人的政治选择,当中央政府强大的时候,他们有利于中原文化的辐射和传播,当中央政府衰弱的时候,他们很可能成为异己力量。正因为这一点,到了明朝末年,辽人成为明清双方争取的对象。明朝政府一方面期望以辽人守辽土,另一方面又疑信参半,而清朝政府也是一样,一方面希望辽人成为自己的同盟者,另一方面又亦用亦疑,双方围绕辽人的博弈,成为明清战争的重要内容。     

次边疆治理：历史镜鉴与实践意蕴——以西部边疆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次边疆连接国家主边疆和核心区,历来是国家治理主边疆地区的战略基地、交通孔道和经济辐射中心。国家空间治理的"核心-边缘"二元结构叙事和实践,忽视了次边疆与主边疆治理的互动、互构关系。王朝国家对西部次边疆治理的战略地位认知与实践探索,为当下次边疆治理的战略地位认知和实践创新,提供了重要历史镜鉴。当前,次边疆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国家空间整合、边疆安全治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然而,次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难以完全适应国家发展的战略需要。为更好发挥次边疆地区的空间功能,需在国家治理全局中强化对次边疆地区的空间谋划,发挥次边疆在促进边疆与内地一体化发展中的纽带作用,构建主、次边疆安全的协同治理体系,着力发挥次边疆地区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中的历史功能与区位优势。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危机与边疆治理——以抗战前内蒙古西部蒙旗的宣化为中心

日本满蒙政策的实施及其对内蒙古的侵略,使内蒙古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为弭边患,南京国民政府利用蒙古民族的喇嘛教信仰,派喇嘛教领袖章嘉和九世班禅为宣化使,赴内蒙古西部进行宣化。章嘉和九世班禅的宣化活动,对维护蒙疆稳定和团结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皇太极对辽东汉人政策的调整——以对辽官、辽将的争取为中心

皇太极即位后,针对其父对辽东汉人政策的失误采取了一系列对汉人的调整政策,赢得汉人的支持与拥戴。同时,皇太极又成功地争取了明辽东的辽官、辽将,使清朝获得了明清战争的主动权,从而彻底摧毁明宁锦防线,得以顺利入关。在清朝统一全国的过程中,辽官、辽将发挥了重大作用。     

左联的国际宣传策略及其历史回响——以“左联五烈士”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左联在进行国际宣传时,为了扩大影响,常常十分讲究策略,"左联五烈士"的国际宣传就是很好的证明。鉴于事件发生时中国国内、中共党内、左联盟内的复杂状况,左联在国际宣传上,发布四种版本《致各国书》,将"五烈士"事件进行了多方面策略性宣传,尤其是巧妙组织了"六位左翼青年作家"先后遇害的言论。这种策略和操作,使这次国际宣传在事实上不再是对"左联五烈士"事件的国际控诉,而成为对中国革命的大规模政治宣传。这次宣传给国际作家以十分深刻和特别的印象。由于鲁迅是此次宣传的主要主持者,因而在其晚年提到国际作家珂勒惠支的文章中连续出现了"六个青年作家遇害"的说法,这应是合理的曲笔回护,不能算作笔误。     

北宋对官员家庭治理的要求——以闺门、女口为中心的考察

北宋政府将官员的家庭治理视作吏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出现闺门不睦、闺门不肃等闺门之故的官员给予惩处。对官员置妾、雇用女口以及特定的两性关系也有严格的约束。官员不能雇用管辖区内的女子为其服务,同时要求官员洁身自好,不得与社会上的倡女有染,更不能纳倡女为妾。宋代对闺门之故的防治,严禁官员雇佣所辖部内婢女以防权力寻租,这些规定是加强吏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当下加强廉政建设也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色彩符号化与春秋战国时期君主神化—圣化机制——以五时五方服色符号为中心的考察

在万物有灵的原始社会,色彩作为事物最鲜明的外在特征,被视为事物灵性的重要表现方式,因而受到先民的崇拜,并在原始巫术中得到广泛的运用。社会各阶层对色彩符号的神秘属性、巫术功能观念的普遍认同,为君主借助五时五方服色符号自我神化,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基础。春秋战国以后,五时五方服色符号观念吸收伦常思想,与新兴礼乐文明相融合,增强教令的神圣性和权威性,在君主"自我神化"、塑造"圣人形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王权主义从神化到圣化的文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