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元散曲中渔父形象看元代文人心态及散曲兴盛原因

元代之前的文学作品中有很多渔父形象,文人们在这些形象身上寄寓了或出世或入世的理想。元代文学继承了此种由"渔父"现象延伸而来的关于仕与隐的思考,而仕进之路的堵塞,既使元代文人认识到自身无力改变现实,不如寻求自在的生活,同时文人的传统又使他们对自身的遭遇愤愤不平。这种由"渔父"情结引发的复杂心态需要有适合的文体承载,传统的诗词不适合表现这种特殊的心态。起源于民间的散曲以其特有的语言和风格引起了元代文人的注意,并着力创作,从而成为"一代之文学"。     

元代文人与杂剧结缘方式论略

经过唐宋两个历史时期的发展,杂剧到了元代进入她的辉煌时期。究其原因不难发现,是元代文人的大规模介入,与杂剧结缘,使杂剧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向戏剧状态的过度,并达到了创作的颠峰。元代文人与杂剧结缘主要有四种方式：第一,文人与民间艺人共同组建杂剧创作组织———书会,在彼此交流切磋中提高剧本质量;第二,文人与杂剧女演员结成互爱知己,在患难扶持中彼此鼓励,促进了杂剧艺术的繁荣;第三,文人有时粉墨登场,直接接受观众的欣赏情绪和审美愿望,获得了与民众息息相关的情感体验。元代文人中,许多人既是演员,又是剧作家;第四,元代文人凭借杂剧解决口腹之馁、肌肤之寒,杂剧不仅是他们的生存方式,也是他们的谋生手段。文人与杂剧结缘是杂剧的幸事,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幸事     

论元代古文批评的价值取向

元代恢复科举考试之后,新一代文人登上文坛,他们代表着元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在古文创作和批评上,他们或推崇先秦两汉,或推崇唐宋,虽并未形成统一的流派,但他们的创作和批评取向对“唐宋八大家”选本的确立起了推动作用,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古文观念以及“唐宋派”的形成都有着明显的影响。     

元代文坛的雅俗双栖现象

元代文坛在雅俗分流的同时,还出现了这样一批作家,他们既从事诗文词赋等传统雅文学创作,又从事戏曲(杂剧或散曲)、小说等新兴的俗文学创作,身兼雅俗,即雅俗双栖的作家。从雅俗双栖作家队伍状况来看呈现出持续时间长,流布区域广,涉及文体兼擅多元等特点。从雅俗不同文体之间关系看表现有二:其一,文体各用、泾渭分明。这类雅俗双栖作家,由于文学观念等因素影响,他们的雅俗创作,无论内容还是风格上都严守各体、泾渭分明,诗文饱含忧国忧民的社会关切,但散曲却是另一番活泼的市井民俗、男女情爱;其二,文体互用、雅俗融通,雅俗文学虽然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并非互不关联、各行其路,更多的是雅俗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融通比如雅俗各体语言相互借鉴、同一题材运用不同的文体表达等。双栖现象形成原因主要有元人雅俗文学观念的趋同性和雅俗文人之间的交往等方面。总之,元代文坛客观存在着作家的雅俗双栖现象,雅俗各体的创作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融通。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或单一文体的视角去认识元代文坛,对元代文人的认识难免会出现诸多误读,关注雅俗双栖现象,有助于我们对元代文人及元代文坛有一个新的客观的认识。     

一代文人多命蹇——论关汉卿杂剧中文人命运

元代文人命运是元杂剧所集中反映的一个题材领域 ,而关汉卿杂剧中所描写的诸多文人形象 ,可谓开其先。关汉卿的杂剧 ,描写了元代文人在现实与理想之矛盾中痛苦坎坷的人生 ,又出于对元代文人凄凉现实补偿心理 ,为他们安排了理想的结局。关汉卿笔下的文人身上 ,既有沉抑下僚而生出的极度怨愤与痛苦 ,又有志不获展而发出的美好梦幻与追求 ,由此构成了元代文人普遍的文化心态 ,展示的是元代文人多命蹇的现实。     

元代文人心灵的辩证法——读《元代文人心态史》

目前学术界专门心态史研究的专著较为少见。特别是揭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文人心态演进历史的著作。近读徐子方教授的《挑战与抉择 :元代文人心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 ,2 0 0 1年 5月 ) ,获益颇多 ,眼界大开。元代文学纷繁复杂。屈原、司马迁、辛弃疾等那种执著用世的追求已经失去了意义 ,元代文人空前失落 ,在寻求精神空隙的无奈中存活。元代文学有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学的“异质”。因此剖析元代文学的新特点需要相适应的方法 ,而由“心态史”入手能够透视文人的心灵深处的隐秘 ,无疑是解析元代文学“异质”的科学途径。《元代文人心态史》…     

建安文人创作以赋为宗论

建安时代 ,各体文学都有新的发展 ,呈现出新面貌。论者一致认为建安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这是今人以现代的文学眼光审视建安文学而得出的看法。其实 ,建安文人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辞赋为当时文学之宗 ,且致力于辞赋的创作。就此问题从以下三方面论述 :建安文人重赋不重诗 ;建安文人在重要的社会活动中多用辞赋抒情达意 ,而很少使用诗歌 ;建安文人所创作的诗、赋数量相当 ,难分主次 ,辞赋足以和诗歌分庭抗礼。     

元代杭州雅集活动之兴衰与杭州文学地位之升降

元代杭州雅集之风大盛。杭地文人延续着南宋以来的文学传统,以群体的形式集会赋诗、观书题画。雅集活动是元代文人生活史的一部分,其所反映的主题和情感内涵的变迁,是展示元代杭地文人雅趣生活和精神世界的重要窗口。杭地雅集活动在元前期尤为兴盛,发展至顺帝至正年间走向衰落,雅集活动的兴衰背后,是杭州文学地位的浮沉变幻,也正是在其趋向衰落的过程中,伴随着吴中玉山雅集发展至鼎盛,元代南方文学中心完成了从杭州至吴中的转移。这对于研究元代南方文艺活动,十分具有典型意义。     

梁园之游：文人群体创作活动的始足之旅

梁园之游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值得注意的盛事。它虽然出现在文学尚未独立于经史的西汉初年,但它实际上已经具备了文人群体创作活动的基本特征,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群体创作活动的始足之旅。梁园之游对后来出现的文人群体创作活动产生了深远影响。建安时期的邺下之游,正始名士的竹林之游,西晋石崇等人的金谷园之游,以及后世文人的群体创作活动,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梁园之游的某些特征。     

小山曲中怀古作品浅析

自汉魏以来,怀古咏史成了各种文学体式中常见的题材,散曲亦然.元代知识分子处于蒙古贵族暴虐的昏庸统治之下,从"士"的地位沉沦于社会的最底层,心中充满莫名的悲愤与绝望之情.小山曲中的怀古之作,就是挣扎在这一桎梏下的元代文人心态的典型地展示.这种心态,促使他们将对历史与现实、个体命运与社会前途乃至整个宇宙紧密地结合起来,集中表现为对人生、价值的诉求.研究它不仅对认识元代文学具有重要的历史认识意义,而且对元代思想史的研究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维度

元朝是中国古代唯一由北方游牧民族所建立的全国统一王朝,其特性深刻地影响到了元代社会面貌以及思想文化特征。传记作为反映社会重要事件和富有影响力人物较为直接的载体,元朝的特性亦相当程度地影响着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写作的维度,令其富有独特的观照意义。元朝复杂的政治格局使得军人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重要表现主体,多元的民族起源成为元代馆阁文人传记尤其值得注意的书写内容,程朱理学对于元代馆阁文人传记的写作立场和价值判断影响深远。这些不仅是元代传记独特性的表现,传记作为元代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诗文的研究亦可由以上几个维度的探研而有所突破。     

《全元诗》作者的地理分布的可视化分析

《全元诗》收入元诗作者4 950余人,有籍贯或省籍著录者共3 106人。从作者省籍分布来看,南方集中于江浙行省及其周边省县,北方集中于元中书省所辖腹里地区,前者以浙江、江西、江苏、安徽为主,后者以河南、山东、山西、河北为主。总体上,南方作者比例升高,北方作者则比例下降。从作者籍贯的地理分布来看,苏州、宣城、杭州人数占据前三,与《全元文》相比变动较大。从浙江籍作者的各路分布看,台州、绍兴、杭州三路总量靠前,具体州县上,则以杭州、绍兴、湖州等为主要分布点;婺州与庆元二路在《全元诗》中排名相比在《全元文》中下降显著,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文胜于诗的地域文化传统特色。     

屈原形象的历史诠释及其演变

两千多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笔下有着不同的屈原形象。两汉人心目中悲剧的屈原,宋代以后逐渐被塑造成为忠君爱国的圣贤,明清之际遗民学者笔下的屈原则是富有民族气节、满怀孤愤的爱国志士。20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整合与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发生深刻的裂变,屈原被分别描写为一个纵横家、巫官、有洁癖的殉情者、法家诗人,还有人认为屈原是一个“病态狂人”。屈原形象的接受史既反映了接受者的个人心史,也折射出历史群体的政治及文化心态。     

守护与传承:岭南石刻中的元代士人形象

存数不多的岭南石刻作品却开启了认识元代士人形象的另一扇窗。元代岭南地区士人是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兴学,弘扬儒家传统文化;他们通过树立学习榜样、接续诗文传统、扎实行政等方式传承并实践着古代士人之职责。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成因再探

宋元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十分盛行,如前所述,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     

元代直解文献校录失误刍议

文章指出今人对元代直解文献的校录存在一些问题,主要包括脱文和误录。误录问题又可以分成"甲乙二字音义不同,因形近误将甲字录作乙字"和"甲乙二字音义相关,因不明字形的时代性误将甲字录作乙字"两种。元代直解文献中有些词语的书写形式有特殊的习惯,其字形具有时代性。     

论元代前期对王维诗歌的接受

元代在唐诗接受史上上承宋金，下启明清，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王维作为盛唐诗歌大家，在元代的研究接受是很有限 的，主要集中在《瀛奎律髓》及《唐音》等选本著作之中，元代对王维诗的接受从初期到中期再到后期，呈现出一个递进发展的过 程。研究元代前期的王维接受情况，对于明确元代在整个王维接受史上的地位，以及唐诗在元代的接受情况，推动王维研究与 唐诗研究的向前迈进，都是有助益的。     

赵孟頫与元四家之变

赵孟頫与元四家的升降进出,与元代绘画的发展趋势及文人画的审美趣尚紧密相关,这可从宋元绘画之变,文人画推崇"逸品"进一步寻找原因。虽然赵孟頫"提醒"元画品格,自作涉及多种题材,却没能明确元画的发展方向,其画也未形成个人的典型风格。元四家才是成熟元画的代表和最高成就者,也因为他们符合并引导中国绘画向山水发展的潮流,而成为后世之典范,为明清两代极力推崇和模仿;文人画对逸品的审美倾向,使倪瓒的地位抬升得更高。所以,赵孟頫与元四家之变,正是中国绘画史发展的结果。     

元朝、清朝治理云南边疆民族思想之比较

作为先后在中原历史舞台上出现的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元、清统治者在治边思想上有着相似的地方。但由于所处时代以及面临的时代问题不尽相同,元、清统治者在对云南边疆的认识及治理思想上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差异。受治边思想的支配,就使元、清两代在经营云南地区的具体做法上既有相似之处即清对元的继承,也有清朝基于时代的发展而具有的一些独到之处,表现出历史发展的阶段性。     

高丽入元太子与丽元文化交流

元朝和高丽的关系在历史上比较特殊,不但是因为元朝始终维持武力高压政策,并派达鲁花赤进行行政管理,而且高丽太子还入元为人质,并娶蒙古王室的公主而结成联姻关系.这些在元朝生活过的太子回到高丽都继承了王位.太子入元和回国继位,使大批的官员、学者、医生以及各种人才来往于元丽之间,并直接促进了高丽儒学的发展,也对高丽的风俗文化,如婚俗、服装、发式等产生了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