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尼斯民主转型时期的安全治理

自2011年以来,实现稳定和发展成为突尼斯民主转型的核心问题。突尼斯剧变后,伴随萨拉菲主义的扩散和国际政治的影响,突尼斯陷入了多重安全困境,突出表现为恐怖主义威胁不断上升,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的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这对突尼斯的安全治理构成了严峻挑战。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突尼斯政府面临低迷的经济形势、混乱的政治环境和前任政府遗留的种种弊端,在安全治理方面乏善可陈,成效有限。安全困境已成为困扰突尼斯民主转型的重要制约因素,进而导致突尼斯民主转型前景不明朗,有可能迁延多年。     

政治转型背景下宪法设计中的女性权利——突尼斯和埃及的比较分析

性别是理解革命和社会运动的重要视角。本文聚焦中东剧变后突尼斯与埃及的宪法设计在女性权利保障方面的明显差异,并尝试从政治力量妥协程度和女性团体动员能力两个分析维度进行解释。论文认为,突尼斯政治力量通过制度化的政党竞争以及公民组织构建的对话平台达成妥协,制宪过程纳入各派别的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再加上妇女团体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女性权利得以在宪法安排中实现巨大推进;而埃及教俗势力对抗更为激烈,在政权更迭的同时均实施单方面工具性制宪,女性团体受机会结构限制也难以施加积极影响,因此宪法设计中的女性权利条款更不稳定和彻底。探讨上述内容对于厘清性别与政治转型和制度安排的复杂关系具有经验积累和理论生产方面的重要意义。     

功能衰微与泛政治化：苏丹政党政治的演变与特点

在苏丹政坛上出现过的政党大致可以分为宗派政党、左翼政党、政治伊斯兰政党、地区政党和政权党五种类型。从政党体系的角度看,苏丹经历过多党制、一党制和政权党主导下的多党制三种政党体系。多党制是殖民时代延续下来的政党体系,体系中的主导政党是宗派政党。后两种政党体系是军队干政后建立的,这一过程涉及政党与军队的“共谋”。政党在军队干政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主动引入军队的力量以打击政治对手或追求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政党之间非制度化竞争的表现。从长期来看,军队的介入削弱了政党在政治生活中的制度化功能。自巴希尔执政以来,政党的社会基础逐渐流失,政治代表与表达功能弱化。与此同时,各类社会组织开始发挥本应由政党行使的代表和表达功能。这些组织通过非制度化方式参与政治,它们的兴起是苏丹社会泛政治化的表现。在泛政治化社会中,政党作为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的作用受到了极大限制。     

正义与发展党执政以来的土耳其现代化转型评析

土耳其是中东地区较早启动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之一,19世纪后期的宪政运动揭开了土耳其现代化的序幕,其现代化转型的模式与经验,对中东国家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示范作用。正义与发展党上台以来,土耳其积极推进现代化转型,其内涵主要包括以下内容:以民主政治为目标和驱动力,通过社会制度化建设,提升民众的思想观念;以经济发展为核心,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以多元外交为保障,为现代化转型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周边环境。民主政治、经济发展与多元外交为土耳其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     

阿拉伯世界当代主要思潮(下)

一、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由来和发展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源于第二国际,本世纪初随欧洲犹太移民和西欧侨民进入阿拉伯地区.一战后,犹太复国主义劳工派的右翼在本·古里安领导下建立“劳工联合党”,1930年发展为以色列工党.它是阿拉伯地区最早以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政党之一.在阿拉伯国家中,突尼斯新宪党是最早具有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政党,1934年哈比卜·布尔吉巴成为新宪党的领导人.除这两党外,二战前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阿拉伯地区发展缓慢,这是因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是西方殖民主义统治同民族独立运动、解放运动之间的矛盾,而第二国际领导人及其后来的继承人对西方殖民主义采取姑息、妥协甚至支持的态度.二战后,特别是50年代后期,在阿拉伯国家陆续出现民主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浪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问题研究——基于我国基层协商民主实践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在我国的实践和这种民主运行模式的应用,再一次证明了同一个民主理论可以在不同国家变为现实。同时,这种民主载体在世界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发展史上提供一种一党长期领导和执政、多党长期合作和参政的崭新模式下,不断推进基层的协商民主模式的运行,使民主政治结构稳定与功能开发相得益彰,涉及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复杂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从印度转型看民主与现代化的关系

独立后,印度在经济上从殖民地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在政治上进行民主制改革。它在转型时期处理民主与现代化关系的实践,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     

摩洛哥政党治理的理念与实践

多党制是摩洛哥政治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自独立以来,摩洛哥王室集团与进行政治参与的政党之间的关系总体稳定,且政党在维护摩洛哥民主形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与摩洛哥多年来高效的政党治理有很大关系。本文通过对摩洛哥三个历史阶段进行考察,得出了以下结论:摩洛哥政党治理的模式具有"一个核心、两个基本点、四个路径"的鲜明特点:一个核心是维护摩洛哥君主立宪制的政权稳定;两个基本点是实现"权力共享"与"民主形象"构建;四个路径为"分而治之"、军事威逼、政治多元化、笼络与平衡。摩洛哥政党治理做到了分权与集权相结合,政权与王权相结合,君权与民权相结合。这种治理模式既维护了摩洛哥王国的政权稳定和社会发展,又促进了摩洛哥的渐进式改革,还有效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     

土耳其议会选举制度的历史演变、现实图景与影响

自1923年成立以来,土耳其共和国的议会选举制度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及演变,完成了从一党时期的二级选举,到多党时期的一级选举,再到从名单多数制到比例代表制的转变。议会门槛与基于顿特法的议席分配方式,成为21世纪以来土耳其议会选举制度的主要特征。2017年修宪公投后,土耳其政治体制从议会制转型为总统制,该国选举制度发展迎来重要历史契机,催生出选举联盟机制。历史上,土耳其政党曾在选举中开展合作,但多以失败告终。随着“7102号法案”的出台与实施,选举联盟第一次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地位。在此过程中诞生的主要政党联盟,代表了土耳其政党合作的新形式。自总统制确立以来,选举联盟作为土耳其选举制度的重要机制,不仅在土耳其大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对当今土耳其政治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     

伊斯兰宗教改革与中东社会变革——世界史视角下的中东社会发展剖析

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视角考察中东社会的发展,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中东社会复杂的现状、把握其发展态势。中东地区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只是在近代以来衰落了,目前中东国家正处于十分重要的转型时期,即摒弃传统专制主义之后向现代民主政治迈进的“过渡政治阶段”。伊斯兰教本身却仍处在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承载了太多的非宗教功能,使政教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社会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东国家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发展,伊斯兰教改革滞后也影响到中东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伊斯兰宗教改革不仅能实现自我完善,还必将推动中东地区深刻的社会变革。     

伊斯兰宗教改革与中东社会变革——世界史视角下的中东社会发展剖析

从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视角考察中东社会的发展,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中东社会复杂的现状、把握其发展态势。中东地区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只是在近代以来衰落了,目前中东国家正处于十分重要的转型时期,即摒弃传统专制主义之后向现代民主政治迈进的“过渡政治阶段”。伊斯兰教本身却仍处在相对滞后的发展阶段,承载了太多的非宗教功能,使政教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社会生产方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东国家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发展,伊斯兰教改革滞后也影响到中东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伊斯兰宗教改革不仅能实现自我完善,还必将推动中东地区深刻的社会变革。     

中东社会转型中的政党政治

政党竞争是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相关状态反映了某一国家或地区政治生活的真实状况。阿拉伯革命之后中东地区政党竞争开始出现，但随之而来的是诸多消极表现。中东政党竞争中的困境是社会意识、政党发展程度、国内其他政治力量以及外部干涉等多种因素互相影响的结果。由于这些因素将长期存在，因此中东地区的政党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阿拉伯民主的三个幽灵

英国《金融时报》刊载了一篇署名戴维·加德纳的文章称,阿拉伯半岛的宗教改革运动基本上与19世纪的阿拉伯政治改革运动同时期。与现在一样,到19世纪60年代宪法改革已经扎下根的突尼斯和埃及当时是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锋。但阿拉伯人的首次觉醒或突尼斯复兴党（Nahda）建国和宪政的正常进程被打断,它的原初民主表述因英法帝国长达一个世纪的入侵而受到怀疑。     

从埃及剧变透视中东国家的政治变革

2010年底以来,要求建立民主政府的革命浪潮从北非国家席卷整个中东地区。抗议群众提出的重大政治要求包括总统或国王下台、政府改组、公平选举、实行民众参政、保障民权与改善民生等。本文以埃及抗议活动为例,从利益结构失衡论、制度供给不足论、心理落差论及地缘政治论等政治学角度出发,分析中东国家政治变革的原因并尝试提出若干可供选择的转型模式。在此基础上,通过揭示中东国家民主政治转型中遇到的困难,说明在中东成功的政治转型需要综合考虑同一性与普适性、本土性与独特性之间的协调。     

土耳其政党制度与国家能力的建构

土耳其近百年的政党政治演变和国家能力建构有着深刻的联系.凯末尔时期,共和人民党作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工具,奠定了凯末尔个人威权统治的基础,但激进的改革难以向建立传统伊斯兰秩序的农村渗透,使政党难以吸纳边缘性社会力量,进而导致国家与社会分离.1946年,土耳其启动民主化进程,多党制的实行扩大了国内的政治参与并推动了民主化进程.脆弱的政党体制所形成的文官政府与军人政府的交替执政,使政党藉此增强了对社会力量的吸纳与整合.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在以文官为核心的政党治理体系中,国家与社会、宗教与世俗的"中心—边缘"模式关系得以弥合,政治权力体系得以重构.土耳其政党的政治再建构能力表明,政党政治的发展深刻影响着土耳其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制度民主化的走向与国家能力建构.     

“1·25革命”前后埃及政治转型比较

“1·25革命”后，埃及的政治转型一度为中东政治发展带来一丝曙光，但之后更剧烈的社会动荡又为民主转型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事实上，在西方民主转型理论的诱导下，埃及的民主化走向误区具有必然性，西方民主转型理论注重即时性的结果，片面地将民主制度的建立及公民政治权利尤其是选举权的实现视作民主转型的终点，而忽视了民主的深刻内涵。民主某种程度上就是各种公民权利，包括基础权利、政治权利及社会权利，依次实现的漫长过程。三种权利互相支撑，构成三位一体的民主。穆巴拉克时代的民主转型缺乏基础权利和社会权利的支撑，最终导致民主的空心化。革命后的埃及尽管在民主制度建设上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公民权利的匮乏对民主的成熟构成严重制约，从选举到善治，埃及的民主转型任重而道远。     

上海居民文化资本与政治参与——基于上海社会质量调查数据的分析

合理有序的政治参与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本文基于2010年上海社会质量问卷调查的数据,比较了上海居民制度化、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情况的差异,着重分析了文化资本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区分了教育水平和文化资本,并把文化资本分为具体化、客观化、体制化三种类型。研究发现,教育水平的提高对于制度内政治参与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可以显著促进制度外政治参与。文化资本,尤其是具体化文化资本对两类政治参与均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新态势及其影响——基于台湾2014年与2016年两次选举分析

近年来,在经历了"反服贸""白衫军"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之后,台湾青年的政治参与发生了显著变化,集中体现为2014年"九合一"选举与2016年的"总统及立委"选举中青年的踊跃投票参选现象。目前,台湾青年政治参与呈现出一些新特征:政治参与广度与强度的提升;从动员参与走向自动参与;青年政治参与从体制外走向体制内,呈现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并存状态;网络新媒体成为组织参与的重要媒介。台湾青年政治参与新态势势必对台湾政局以及两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首先对台湾传统的政党政治产生一定冲击;其次直接推动与加快台湾主要政党的革新化与年轻化转型;最后,台湾青年政治参与的扩大有助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战略的社会化与再教育过程。     

政治过程理论视角下的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

本文运用政治过程理论,从政治机会、组织能力、框架化过程等角度探讨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影响。突尼斯"定叛"主义运动的发展经历了两个过程:2011年突尼斯政权更迭后,政治精英的分歧与骤然开放的政治环境为"定叛"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机会,致使本土原有的"定叛"主义资源得以重组,"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等"定叛"主义组织先后建立,并通过宗教话语实现了小幅动员;2013年后,尽管突尼斯政治精英的分歧逐渐弥合,国家监管力度增强,但"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通过与"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两大国际"定叛"组织建立联动网络,增强了组织能力,通过革命话语的框架化方式引起激进"革命"青年的共鸣,实现了运动的扩张。     

法制——人民民主原则得以实现的保障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人民民主原则的实现必须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法治是保证权力的人民性和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