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国子学和国子监初探——兼评《辞海》教育、心理分册对它的解释

为了解元代教育,特别是元代蒙古族教育史,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其中读了《辞海》教育、心理分册和《元史》(一九七六年四月版)。我觉得《辞海》对元代“国子学”和国子监(包括蒙古国子学和蒙古国子监)的解释与《元史》记载有不一致的地方。 上海辞书出版社于八○年一月出版的《辞海》教育、心理分册(以下简称《辞海》)第廿七页,解释说:“〔国子学〕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元代设国子学、蒙古国子学、回回国子学,亦分别称国子监。明清仅设国子监,为教育管理机关,兼具国子学性质。1995年(光绪三十一年)设学部,国子监遂废。国子学(国子寺、国子监)与太学,名称虽异,历代制度亦有变化,但俱为最高学府。惟当两者并设时,国子学之教育对象乃属于更高级统治者子弟。”“〔国子监〕见国子学”。     

明代私人捐田助学风气的兴起及其作用

在我国,由私人捐田助学由来已久,入明之后尤为盛行,它是古代兴学育人的一种有效方式。一、郡县学之盛所引发出的突出问题明代的学校有二:一日国学(即国子监),一曰府、州、县学(亦称“郡县之学”)。对于这两种学校,明朝统治者无论是在统一全国以前的干戈百战之中,还是在皇朝建立以后的承业治国之时,都是颇为重视的。     

元代的国子祭酒考

元朝政府按照前代的体例,在国子监学内建立了国子祭酒,国子祭酒是国子监学的主管行政官员。蒙元统治者入主中原以后,在百余年的时间里为了搞好在大都设置的中央官学一国子监学,先后任命了许许多多的国子祭酒,这些国子祭酒们的业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元代的中央官学——国子监学的发展情况,这对于进一步把握元朝政府所实行的文化教育政策具有一定的帮助。以下笔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对元代的历届国子祭酒进行一番考证。 1 据史料记载,蒙古统治者最早在太宗六年(1234年)癸巳,以冯志常为国子总教,命侍臣子弟十八人入学。这里所说的国子总教就相当于后来的国子祭酒。这样冯志常便是元代的第一任国子祭酒。有关冯志常的传记资料并不多,因此对于他的情况我们无法进行考述。     

冯梦龙与“老门生”

在《三言》众多的故事中,迄今为止,被大家公认为冯梦龙自己创作的作品,仅有《老门生三世报恩》(《警世通言》卷十八)一篇。但是,对这篇作品,历来各版的《古代白话小说选》不曾入选;小说史一般对它也似不屑于一提,更有一些研究者,甚至简单地将其判为“鼓励人民顽固地追求科举功名”的糟粕。笔者认为,冯梦龙的这篇作品与其反映的社会生活真实程度有重新探讨的必要。众所周知,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网罗人才,巩固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于洪武二年(1369)下谕令:“京师虽有大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于是,“天下府州县卫所皆建儒学。”在京师则设有国子监,“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入国学者谓之监生。”当时,一般知识分子,都要由儒学“国子监”一步步走入仕途。到了洪武三年(1370),又开设科目取士。“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以上引言皆见《明史·选举志》)这样一来,大多数读书     

北宋国子监画学学官考

徽宗朝创办的国子监画学,其学官设有博士、学正、学录、学谕、直学等.这些学官必须有制科、进士出身或是本学优秀学生,其选任可许国子监长贰、台谏官、外监司荐举；博士之职从京官中选任,学正、学录、学谕等则可由优秀的本学生员充任.可以考知的画学学官有博士宋子房、学正陈尧臣、学录王道亨、学谕张希颜,他们的出身符合国子监对学官的出身要求,其绘画风格更注重自然物态,重视写物之神和整体命意构思,其学识和艺术才能与画学的要求与目标相符,南宋院体画风的转变与他们的教授有一定的关系.     

明代贵州彝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奢香

(一) 奢香,是十四世纪贵州西北部彝族“默部”第六十六世霭翠的妻子。霭翠是元末明初贵州彝族的各部落中权势较大的一个土司。早在元朝末年,霭翠就被封为顺元宣抚使、八番顺元沿边宣慰使。朱元璋于1368年在金陵(南京)建立明朝中央政权后,霭翠便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与宋蒙古歹,普定女总管适尔等先后归附”明朝。朱元璋“皆予以原官世袭”,“赋税听其输纳”。当时霭翠一度为了本部落的利益,曾请求明朝政府出兵讨伐陇居部落。朱元璋不同意,说“中国之兵,岂外夷报怨之具”。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明朝政府鉴于霭翠在西南的重要地位,决定“升贵州宣抚司为宣慰司,以霭翠为宣慰司使,宋钦为宣慰同知。令霭翠位     

“朱元璋与安庆余阙接壤”说质疑

朱元璋与安庆余阙接壤之说,出自明人姚福撰的《青溪暇笔》一书。现摘录如下: “余公(余阙)守安庆也,赵双刀、胨友谅引群盗四面攻之。太祖(朱元璋)与之接壤,未尝加以一镞。”接着又说朱元璋是以安庆作“屏翰”,阻挡“已僭大号,据有全楚”的陈友谅北上。以后,明末人谈迁在《国榷》中,引述了这一     

论明初的监察制度及其作用

<正> 明初朱元璋建立的相当完备的监察制度,是中国攻治史上的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王船山说:“太祖(指朱元璋——引者)起田间,……刑法严厉,夷风以革。……承贪乱之余,不以刑辟整绝之,未有能齐一天步,柔辑(?)独者也。”(《黄书·大正》)船山对朱元璋以严刑峻法惩治贪官污吏,是充分肯定的。应当看     

朱元璋的法制宣传的得与失

在中国法制史上,朱元璋注重法治,特别是他在法制宣传方面的作为,是历代皇帝所不及的。 朱元璋由于他出身布衣,身经乱世,看到“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①,因而能意识到法律能否为官民所知,直接关系到法治的成败。这使朱元璋在立法指导思想上主张“立法从     

洪武儒学教育与科举八股的形成

朱元璋创建明王朝后,依据所谓“武定祸乱,文致太平”(《典故纪闻》卷一)的认识,进一步加强儒学教育,充分发挥儒学功用,以巩固、加强其封建专制统治。 朱元璋以礼乐为治民之津梁,十分重视礼乐文明的治化作用。他认为:“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治。……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序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戚辨。元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狙于浅近”(《明太祖实录》卷七三),故其“初定天下,他务未遑,首开礼、乐二局,分曹究讨”(《明史》卷四十七《礼志一》),先后编成《存心录》、《大明集礼》、《大成乐》,给经历连年战乱之苦的民众多少带来了点新气象。朱元璋更为重视礼仪文明对社会日用生     

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

朱元璋(明太祖)推翻异族统治者蒙元以后,重建了杭一的汉族政权——大明帝国。在一三六八年(洪武元年)即皇帝位,“以应天(南京)为南京,开封为北京。”公元十四世纪四十年代,因为蒙元统治者的摧残与破坏,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损失,因之,朱元璋正式建立政权以后,首先解放劳动力,努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扶植工商业,对渐趋崩溃的社会经济起了复苏的积极作用。经过三十多年的着意经营,与以后数十年的“休养生息”,使十六世纪中叶的社会经济又继续发展,趋向繁荣,手工业和商业尤为发达,在生产技     

廖季平“天人 学”探原

一、廖平的经学与哲学廖平之经学,前后凡六变。其一变“平分今古”,(以《今古学考》为纲要),最为人所称道。但这只是廖平经学之“起点站”,是“下里巴人”,故和者甚众。而其四变至六变(“天人学”),则是其经学之造极处,是“阳春白雪”,故曲高而和寡,知音甚少。廖平在世时,门人中只有乐山黄镕(经华),尚能登堂入室,得其精义,其余则即以随侍几十年之长孙廖次山(宗泽),亦未能窥其门墙,而仅知其仿佛,因之,廖平晚年已有“吾道甚孤”之叹。廖平“天人学”之真谛已被埋没几十年,可称之为“绝学”了。廖平之学,素“以善变称”。所谓“变”,实即其学之逐级发展之谓。廖平经学之“变”,又表现为“立——破——立”之过程。往往前一变为“立”;后一变破前一变,又为立。于是表现为:先立后破,破后又立,立后又破又立之发展过程。但是他的破与立皆时入迷途。他的天人学产生在本世纪初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他的以变图存的特点正是该时代的反映,但常是颠倒的反映。他死死抱住经学,以时代的各种新知识解经,以违背常识的方法尊孔。这使得他的一些有价值的学术思想也包在了封建的老古董之中,增     

从传统儒学的心性论到现代新儒学的道德形上学

<正> 1958年元旦,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联名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称:“中国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原”。“此心性之学,正为中国学术思想之核心,亦是中国思想之中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说之真正理由所在”,“乃通于人之生活之内人之与外及人之与天之枢纽所在,亦即贯通社会伦理方法,内心修养,宗教精神,及形上学等而一之者”。(参见牟宗三等:《中国文化与世界》,《中国文化的危机与展望——当代研究趋向》,台湾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24页)可见,现代新儒学极其重视心性之学,     

湖州之役:朱元璋集团初抵浙西的“挫折”

元顺帝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到十八年(1358)二月,分别在江南的集庆路与平江路建立基地的朱元璋集团和张士诚集团,围绕浙西地区展开激烈争夺,终于以形成“中分浙西”格局而告一段落.其后,朱元璋集团依仗兵力优势,跨越边界,发动对张士诚集团新的攻势,这就是历时八个月的“湖州之役”.到至正十八年(1358)十一月,应天集团的攻势最终却以失败告终,“中分浙西”的局势得到进一步巩固.这一结果的出现,深刻反映出两个集团的不同性质,是我们认识初抵浙西的朱元璋集团的一个重要窗口,对我们深入认识元明嬗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论邱北壮族的“老人厅”

云南省邱北县的九万壮族俗称“沙人”,每个沙人村中皆有头人议事或公众聚会的木楼——“老人厅”,它代表沙人的家族或村社组织。本文介绍了“老人厅”及“抱广”(寨主、头人)、“管事”(公众领袖)的权限、职能、作用及其发展历史。认为应正确对待“老人厅”及其头人,使其更好地为山区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浑一与单一：荒木见悟的湛、王关系论

荒木见悟的湛、王关系研究是以朱子之学为参照系而展开的。在他看来,朱子性理学所遗留下来的最大问题是凝固化的定理意识,而阳明所倡导的良知则打破了朱子性理学的定理意识,更为重视根源性的心。以定理(朱子学)与良知(阳明学)的研究框架为背景,荒木从心与性(理)、“随处体认天理”与“致良知”、“单一”的立场与“浑一”的立场及儒释之辨等方面详细论证了甘泉心学深处依旧保留了朱子性理学的核心构造及阳明心学对朱子性理学的根本性的扭转,由此说明了湛、王二学的本质性差异。荒木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其根据湛、王两学所争论的“理障说”为线索,揭示了阳明后学内部围绕克服“理障说”所产生的三种典型的儒佛调和论,这对于我们研究阳明学与佛学的交流互动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诞生地和秘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美学思想札记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早年旅居巴黎时所撰写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写于1844年4月——10月。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4页)。在马克思的整个学说中,《手稿》虽然不是成熟之     

论朱升

前几年,由于某种历史机缘,活跃在六百多年前——也就是元末农民战争历史舞台上的朱升,成了妇孺皆知的人物;他献给朱元璋的著名三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被赋予新的涵意,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是,乐道并不等于研究;如果有谁问起朱升的其人其事,恐怕除了前引“三策”中的九个大字外,未必再知有其它。其实,朱升在历史上的贡献,又岂止向朱元璋提出“三策”!多年来,史学界几乎无人研究朱升。在各种涉及历史人物的年表、辞书中,有提到朱升,介绍他的主要活动,也仅仅是“三策”,连朱升的生、卒年,均付阙如。实际上,朱升生于元成宗大德三年(1299),卒于明洪武三年(1370)冬十二月。在这里,我们拟钩沉史实,对朱升的评价提出一些看法,尚望读者指正。     

试论《大理战书》

一、问题的提出 洪武14年,即明朝1368年建国的第14年,朱元璋鉴于孤守云南的元代梁王拒不归附,才亲自部署并派出了征云南的30万大军。此间朱元璋曾多次向云南派出“诏谕”的使节,但梁王并未悔悟。元末明初的知名文人王祎在1372年奉命“诏谕”梁王时被害,朱元璋的另一高级官员——湖广参政吴云,也在1375年履行“诏谕”云南的使命时被害。而梁王与逃亡到漠北的北元皇帝联系的官员被明军捕获后,朱元璋却一再释而不究。这一切自然构成了朱     

吴与弼的教育思想和明代心学思潮

吴与弼(公元1391—1469年),字子傅,号康斋,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是明初重要的理学家、教育家,其所开创的“崇仁之学”,对明代学术思潮和教育思潮的兴起具有“启明”的作用。学术史家黄宗羲编撰《明儒学案》时,以吴与弼的“崇仁之学”为开篇第一卷,其原因正如黄本人所说:“微康斋,焉得后世之盛哉?”(《明儒学案》卷一,《崇仁学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