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澳门模式与和谐国际关系构建——纪念澳门回归十周年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地理大发现时代,西方列强不断向海外扩张,澳门就是在此时被葡萄牙占领的.中国明清两朝和后来的民国政府,或夜郎白大,或腐败无能,基本上是把澳门拱手相让给了葡萄牙.而葡萄牙则得寸进尺,妄图将澳门变成它的殖民地.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前抑或澳门回归之前的中葡关系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国家间关系,两国关系因澳门和澳门问题而紧张.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澳门以"一国两制"模式回归后,中葡关系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开始走向和谐,澳门和葡萄牙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对外友好关系的纽带和桥梁."一国两制"澳门模式为世界上存在类似问题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发展友好关系、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     

赫德与《中葡和好通商条约》

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利用清政府派他到香港去同英港当局谈判的机会,三次到澳门与总督罗沙密谈,达成《拟议条约》和《续订洋药专条》的协议,为葡萄牙政府解决占领澳门合法化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谈判和签订作了充分的准备。赫德还在北京遥控操纵《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谈判和签订的全过程。他极尽各种手段,迫使清政府与葡萄牙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这个条约给中国带来严重的、恶劣的影响。从此以后,葡萄牙占领澳门得以合法化,中国几乎丧失了澳门的主权。澳门变成了一个是中国的领土而由葡萄牙管理的殖民地,至今已是103年了。     

张之洞与中葡澳门交涉

1887年3月26日,中葡两国签署《里斯本草约》,葡国正式取得清政府对其霸占澳门的草约认可。百年之后的1987年3月27日,中葡两国在北京草签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将于1999年12月20日收回澳门并恢复行使主权。在这漫长的百年间,曾有无数的爱国志士为捍卫澳门主权作出过艰苦的努力和杰出的贡献。本文试就张之洞在1887年中葡澳门问题交涉中的言行表现,     

历史上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条约

1557年,葡萄牙人以不正当的手段留居盘踞澳门。但直到1848年,中国仍对澳门拥有领土、行政、司法、海关等主权。1849年,葡萄牙赶走清政府在澳门的官员,并进一步侵略扩张。葡萄牙当局企图用条约的形式将其侵夺的权益固定下来。1862年的《和好贸易章程》没有得到清政府的批准。1887年签订1888年换文批准的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纳入了里斯本中葡《会议草约》的主要内容,使葡萄牙取得了在澳门“永居、管理”的权利,但这与“割让”仍有原则区别。     

清末澳门华人纳税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鸦片战争之前,澳城外华人向香山县缴纳赋税,澳城内华人亦受清政府管辖.鸦片战争后不久,葡萄牙人单方面宣布澳门为自由港,取消了澳门中葡两国海关,失去了主要的财政收入;他们欲向整个澳门半岛及离岛的华人征税以弥补损失,同时也想借此机会攫取澳门主权中最为关键的一环--税收主权,最终达到摆脱清政府控制、夺得澳门管治权的政治目的.澳门华人纳税制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19世纪50年代是雏形期,70年代是成熟期,80年代则最终成形.     

近代中葡条约与澳门主权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曾一度拒绝互换条约，使葡萄牙占领澳门合法化的企图未能得逞。１８８７年，葡萄牙通过中葡《北京条约》攫取了对澳门的“永驻管理”权。民国年间中葡新约的签订，又使葡萄牙殖民者失去管治澳门的法律依据。近代中国历届政府始终都坚持对澳门拥有领土、主权的严正立场，并为之作出了不懈努力。     

一国两制下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

随着香港、澳门的相继回归,大陆同台湾之间关系的逐步正常化,两岸四地之间的民商事交往的日益频繁,中国出现了"一国两制四法域"的局面,区际法律冲突问题日渐显得重要,本文拟从区际法律冲突的基本理论着手,吸取中国历史上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教训并借鉴其他国家解决区际法律冲突的经验,结合我国目前的形势特点,对我国的区际法律冲突的解决提出若干看法.     

粤澳经济合作:基于一体化视角的实证分析

选取1988-2010年间的粤澳GDP增长率, 并运用HP滤波方法得到粤澳经济增长的周期数据, 采用交叉相关分析、迭代的相关分析等方法研究了粤澳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之间的同步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 在样本期内:粤澳之间存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 随着两地区经济合作程度的加深, 粤澳经济周期同步性明显增强。由于粤澳区域经济尚未完全实现整合, 澳门自身微型经济的特殊性, 粤澳经济指标的相互解释能力还很弱, 区域合作中还存在很多问题, 粤澳经济一体化还任重道远。     

鸦片贸易与1887年中葡条约

１８８７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使葡萄牙对澳门的占领、控制第一次有了条约的依据。其实，葡萄牙并无实力迫使清政府签订一个涉及领土主权的不平等条约。清政府之所以在澳门问题上对葡方作出重大让步，主要是因为随着鸦片贸易的增长，鸦片进口税对清政府财政经济日趋重要。为实现鸦片税厘并征，进一步增加清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迫切需要葡澳当局的配合。为此，清政府不惜以牺牲主权为代价，接受了葡方对澳门的要求。     

《澳门组织章程》修改评析

澳门与香港一样,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从1557年葡萄牙强占澳门,1849年澳门总督擅自将澳门改为自由港,驱逐中国官府到1887年萄萄牙政府强迫清政府签订所谓“中葡友好通商条约”,把澳门割让给萄国,使澳门半岛、凼仔和路环两岛由祖国的领土,变成了葡萄牙的属地。1987年,经中葡两国政府谈判,达成协议,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以下简称《联合声明》,确定葡萄牙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将澳门交还我国,同时,我国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该《联合声明》明确指出:“澳门     

论澳门法域的基本框架及其特色

“一国两制”下的澳门法域自成一体,并独具特色。澳门法域的基本框架及特色主要有四个方面:政制模式———“行政主导”,与立法协调又制约;立法体制———“高度自治”,中央具有监督权;法律体系———以基本法依据,实现法律本地化;司法制度———保持“司法独立”,推进区际司法协助。澳门法域的日益完善,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稳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在“一国两制”下的多法域格局中,应当加强内地与澳门法域的相互认识和沟通,努力实现法域之间的协调和合作。     

19世纪后期新疆危局的策略应对与屯垦发展研究

19世纪后期新疆屯垦事业弛废,由此出现了新的边疆危局,主要表现在新疆内部连续发生动乱,而外部又面临着俄、英等帝国主义的入侵。如何应对西北边疆危局,成为清政府面对的重要课题。左宗棠果断进兵新疆、平定危机,成为清代后期成功处理边疆问题的范例。这其中既与国家决策果断、用兵及时有关,也与此前新疆屯垦发展和此后新疆屯垦逐渐完备有关。该文通过对边疆危局的原因、过程和影响进行梳理,分析出新疆屯垦事业与西北安防的内在机理。     

赫德与葡萄牙强占澳门

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多次无理要求清政府承认其永驻已长期强占的澳门未果。后来在英国人赫德的支持下,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承认葡萄牙永驻澳门。赫德为了完全夺取澳门地区的鸦片税厘,以达到控制清朝统治者使其为英国殖民利益服务的目的,在葡萄牙强占澳门的政治交易中,充当了一个损害中国主权的帮凶角色。     

论"江南奏销案"

清顺治末年,清政府继"通海案"、"哭庙案"之后,又制造了一起震惊朝野的奏销案.此案公开的理由是追补钱粮逋欠,实质则是借清理财政之名打击反对清政府的江南士绅.文章拟从清初奏销制度着手,探究清政府兴此大狱的原因,以及从此案的审理中反映的清初法制状况.     

港、澳鸦片税厘并征与中葡北京条约

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危机 ,谋求在香港实行鸦片税厘并征。英国为了维护其在香港的鸦片贸易利益 ,以葡萄牙在澳门同时实行鸦片税厘并征为条件。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 ,为扩大其控制的中国海关的权力 ,顺应葡萄牙欲使占领澳门合法化的侵略要求 ,从中斡旋 ,促成中葡北京条约的签订。该条约承认葡萄牙占领澳门是“合法”的 ,为葡萄牙占领澳门提供了 4 0年的条约依据。     

孙中山颁布“剪辫令”的思想根源

辛亥革命结束了满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而作为清王朝统治标志之一的辫子的割除在新政权建立后就带有了某种观念革新的意义。1912年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道大总统令,命令的内容是要求"未去辫者,限二十日内一律剪除净尽"。这种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剪辫"的做法,具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通过探讨孙中山颁布"剪辫令"背后的思想根源,可以揭示出孙中山思想中的一些误区和倾向。     

清代庄浪满城述论

公元1644年,清八旗劲旅大批入关,此后陆续驻防于全国各地的军事要塞,从而形成驻防八旗.其驻防地视情况分别修筑了满城或满营.庄浪满城是清代西北地区一个相当重要的驻防八旗地.本文试图从庄浪满城修建始终、满城规模及清政府对其管理直到清末满城的衰败这一历史过程的叙述中探讨庄浪满城修建的主要目的、所发挥的作用及后期的衰落原因等问题.     

《苏报》案与治外法权

《苏报》案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准备时期发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 ,发生于租界的《苏报》案与治外法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维护在中国所攫取的治外法权 ,对清政府实行了多方面的限制。清政府为了达到迫害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目的 ,竟在自己的国土上同自己的子民打了一场由外国人充当裁决者的荒唐官司 ,其腐朽无能的本质暴露无遗。治外法权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害 ,但在《苏报》案中 ,却在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家的作用     

构建权责统一的法治政府——质疑"'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观

政府权力与责任是相辅相成的,提出“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的观点,人为地割断权责之间的联系,臆造两种类型的政府,从法理、管理和哲理各种角度分析,都很难自圆其说,也与政府行政组织的原则相左,不符合行政组织的性质、执法体制和依法行政的要求。只有改革我国过分集权的领导体制,促使政府政治化权力转为法治化权力,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政府的责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