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祭坛:作为现实主义理论家的胡风、周扬和冯雪峰

处于中国新文学现实主义流变背景下的胡风、周扬和冯雪峰的现实主义理论形态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独尊现实主义理论倾向,它是通过对浪漫主义的有效兼容、对现代派等非现实主义文学的彻底排斥、对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的无情批判等理论活动表现出来的。从实践上讲,这种倾向确立了中国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在新文学中的主导地位,而在理论上它却使现实主义在现当代中国陷入二难境地。这是理论家的悲剧,也是作者的理论困惑所在。     

探索中的卓识与局限——冯雪峰三四十年代文艺批评理论概观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冯雪峰是最有代表性的现象与线索,革命现实主义理论是其理论批评的核心内容,生活、真实、主观力等命题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整体而言,冯雪峰的理论批评虽有对文艺特性的尊重,但却又呈现出"左"的偏向.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评论的兴衰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自出版以来便一直受到评论界的关注。20世纪50—70年代,陈涌与冯雪峰等人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框架下,通过分析小说中两个重要人物顾涌与黑妮,发掘出小说文本的异质因素,并将这些异质因素的产生归因于丁玲思想改造的不彻底。进入新时期,赵园、严家炎等学者沿着陈涌与冯雪峰的评论继续挖掘小说中的异质因素。但是,对异质因素的评价却发生了翻转,论者大多认为异质因素的产生是丁玲坚持作家主体的表现。     

论冯雪峰的文艺批评思想

二十年代后半期,“湖畔诗人”冯雪峰文学创作方面的兴趣逐渐转向文艺理论。一九二六年他译著了《新俄文学的曙光期》,从《译者序》中可以看出,冯雪峰的文艺思想开始倾向无产阶级立场,这正是他文艺批评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在此后的文艺运动中,冯雪峰致力于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建设,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理论批评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创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流派差异

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发展中形成了两大流派,即以周扬为代表的"政治功利派"和以胡风、冯雪峰为代表的"现实主义理论派"。尽管这两派都是现实主义的拥护者,但仍然存在明显的差异,不论是对现实主义的理解上,还是在文艺批评理论及实践上,都有各自不同的偏重,这与两个流派理论家的身份有关,也和他们思考文艺问题时的角度和出发点有关。     

冯雪峰“民族形式”观述评

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史上,冯雪峰的文艺思想无疑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从建国初期几部中国新文学史关于文学分期和一些重要问题的阐述中,即可看到冯雪峰的影响(特别是1945年底他在重庆漫谈会上以《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为题所作的发言)。以后的现代文学史著作,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观点,也大都无所超越。更重要的是,二十年代末期以后新文艺运动各个阶段的重大理论,实践问题,在这位不倦的文学战士的理论著述中几乎都有所反映。他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批评观、创作观,以及在“艺术大众化”、“民族形式”等问题上令人瞩目的理论建树,无不带着那个火热的革命斗争年代的烙印。从这点说,通过对冯雪峰文艺思想的清理,我们或许能够大致看出新文艺运动及其理论的发展轮廓。     

政治的偏执与艺术的探求——冯雪峰的文艺与政治观及其批评实践

作为20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家,冯雪峰对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历史发展到今天,重估冯雪峰的文艺思想是必要的,但对其文艺与政治观的剖析尤其显得必要,它是冯雪峰文艺理论的深层结构和核心内容。冯雪峰虽然侧重于文艺为政治这一方面,但是始终坚持文艺与政治辩证统一;文艺、政治、生活三者本质同一,他的一系列的批评实践鲜明地表达他的这种文艺政治观。     

《可爱的中国》手稿的递送和保存史实之辨正

关于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手稿的转送和保存问题,大家根据冯雪峰同志编的《可爱的中国》一书的出版说明,烈士的夫人缪敏同志的有关回忆,以及替烈士递送过密件的狱中文书高家骏(后改名高翼鹏)的回忆,一直认为是由高家骏带出监狱,由其女友程全昭送往上海内山书店,再由内山书店转送给鲁迅,鲁迅保存后于1936年春交给冯雪峰的。但笔者经过调查研究,以为这个说法不符史实,应该澄清。     

也谈阿Q的“革命”——兼与支克坚、陈继会同志商榷

《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四期发了支克坚同志的《关于阿Q的“革命”》一文(以下简称“支文”),认为鲁迅在阿Q的“革命”问题上,发现的不是农民的革命性,而是“当时中国一部分农民同革命格格不入乃至背道而驰的思想意识”,阿Q无论在“革命”前或是     

浪漫主义也遵从“不写丑恶的陈规”吗?——读叶廷芳先生《现实主义有“边”吗?》一文的随想

叶廷芳先生的《现实主义有“边”吗?》一文(《光明日报》1987年12月27日)对现实主义的概念作了历史的辩证的论述,认为它既是“无边”的,又是有“边”的。这对我们深刻理解现实主义的概念很有启发。但是,叶文提到“作为创作方法而最后定型的现实主义(主要是批判现实主义),其最大贡献是推翻了以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都遵从的不写丑恶的陈规,而把丑恶作为主要描写内容,它也摒除了过去偏重写伟大人物的习尚,把目光转向下层人物或‘小人物’。在人物描写上重点不再突出主人公,而强调‘人情风俗史’。这就使文艺创作的题材范围大为扩展。”这样,叶文就在肯定现实主义的同时,对其它创作方法和文学流派,比如浪漫主义,作了不恰当的评价。本文不揣冒昧,愿就此问题就教于叶廷芳先生。叶廷芳先生的《现实主义有“边”吗?》一文(《光明日报》1987年12月27日)对现实主义的概念作了历史的辩证的论述,认为它既是“无边”的,又是有“边”的。这对我们深刻理解现实主义的概念很有启发。但是,叶文提到“作为创作方法而最后定型的现实主义(主要是批判现实主义),其最大贡献是推翻了以往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都遵从的不写丑恶的陈规,而把丑恶作为主要描写内容;它也摒除了过去偏重写伟大人物的习尚,把目光转向下层人物或‘小     

《金瓶梅》对《水浒传》的继承与发展

较早谈到《金瓶梅》和《水浒传》的承继关系的大概是袁中道。早在《金瓶梅词话》刚在世上流传时,袁中道便在他的日记《游居柿录》中指出:“《金瓶梅》……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的确,《水浒传》给《金瓶梅》以重要的启示,《金瓶梅》对《水浒传》的现实主义精神和表现手法,不仅有所继承,而且有一定的发展,当然其中也难免有一些不足。对此进行一番探讨,这对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是不无益处的。一《金瓶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承继     

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冯雪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化的自觉探索者。其突出贡献是他努力构建的政治倾向与文艺创作相统一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一个以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必须同中国民主革命的现实要求相结合为基本理念,以文艺与现实之关系为主要理论支点,以“人民力”和“主观力”的辩证统一与转换为创作力量源泉,以“文艺大众化”为努力方向,涉及到创作心理机制及典型形象的创造原则等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并在其“鲁迅论”的批评实践得到了理论效力的检验,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体系中的不少缺憾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反思的基础。     

评耿庸、何满子《文学对话》

《文学对话》的中心话题是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问题。《文学对话》是对拉普以来半个多世纪苏联和中国反现实主义理论的清算,对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新潮”文学也作了批判性的研究。《文学对话》的意义是向马克思、恩格斯现实主义回归。两位作者的通信用一种尖锐、泼辣、深刻、沉稳的论战风格写成,别具一格。     

现实·理想·文学——也谈对“两结合”的理解,兼与严家炎同志商榷

近来,人们对毛主席倡导的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有了较多的议论和探讨。严家炎同志的《关于现实和理想的统一——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一些理解》(《文艺论丛》第二辑)一文,就“两结合”问题,谈了一些看法。鉴于严文的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个人又有一些不尽相同的思考。这里,打算谈几点粗浅的意见,兼与严家炎同志商榷。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研究综述

对《我在霞村的时候》的最初的直接评价是 194 8年冯雪峰“发现”　　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研究综述　　　　　　　　　　　　　　了这一小说的主题意蕴和人物塑造的重大价值。 5 0— 70年代许多日本学者关注其创作特点 ,他们的阅读具有明显的自我反省色彩 ,而中国学者则从政治革命视角理解这一小说并走向极端化。 80— 90年代的研究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冷峻的多样性气象 ,直接关注这一小说深层性的创作本身的问题 ,甚至置放在现代女性文学的美学特征、心理现实主义、欧美现代小说、潜女性话语的新境界上进行新的认识     

拜伦的《海盗》与鲁迅的《孤独者》《铸剑》

鲁迅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但在弃医从文的时候,却非常喜欢浪漫主义作品,如拜伦的《海盗》等浪漫传奇。那么,青年鲁迅对于浪漫主义作品的热心,给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以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给他的现实主义作品打上了怎样的烙印?其现实主义作品中的浪漫因素与一般的浪漫主义又有什么不同?并怎样构成了鲁迅作品的美学风格?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深入探讨。本文仅就拜伦的《海盗》对鲁迅创作的影响,谈点自己的看法。     

伟哉——雪峰

中国文联原主席周巍峙在2005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上谈到冯雪峰和周扬时，有这样一段话： 在周扬因白色恐怖失掉党的关系时，是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和夏衍恢复了他的党籍。     

鲁迅论《红楼梦》

鲁迅在《论睁了眼看》、《怎么写》、《<绛洞花主>小引》、《<草鞋脚>小引》,以及《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对我国古代小说《红楼梦》曾作过多次评论,对小说的高度现实主义成就十分赞赏。     

影响与误读:谈《稻草人》对《快乐王子》的接受

叶圣陶的童话《稻草人》曾受到王尔德《快乐王子》的深刻影响。但是,在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稻草人》有意无意地放大了《快乐王子》中微弱的现实主义因素,并演绎成为中国童话创作的主要方法,对中国的童话创作产生了负面影响。     

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本质分野

现实主义是一个永远处于发展中的概念。联系现实主义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现实主义是一个体系,从远古的朴素现实主义到文艺复兴时期带浪漫色彩的现实主义,又到十九世纪冷峻的批判现实主义,再到现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流,自然主义则是支流了。再进一步研究,我们还会发现,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是双流齐下,绝非泾渭分明的。从“典型化”这一角度看,以中国文学为例,古老的《弹歌》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人小说,与其说是现实主义作品,不如说是自然主义作品。至今仍被列为禁书的《金瓶梅》和数年前被广为指责的当代小说《醉入花丛》,究竟是自然主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