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利不媒:中越跨国婚姻婚介者的行动逻辑

以跨国婚姻中介介绍越南女性与我国T县男性组建跨国婚姻的过程为例,通过对中越跨国婚姻中介的扮演者、媒介跨国婚姻的过程、媒介行为的动力机制的探讨,来剖析跨国婚姻媒介者的行动逻辑对中越跨国婚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越跨国婚姻中介者受经济理性驱使,通过中越散户婚介者合作、在越中方散户中介与合伙人联合、中越婚介组织混合经营等三种婚姻媒介方式,营造了中越跨国婚姻媒介的新形式,产制了中越跨国婚姻关系的商品化属性,进而诱发了相关的婚姻问题。     

中越跨国婚姻中的家庭内部关系研究——以中越边境金厂镇苗族为例

中越边境苗族跨国婚姻目前在边境区域范围内广泛存在,因婚姻双方未在中方民政部门登记,故被称为“跨境非法婚姻”。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这一现象有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婚姻的成因、跨国婚姻引发的户口、家庭、子女、认同、社会治安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对策等三大方面。”[1]夫妻双方是家庭中的主体,本文从夫妻自我“主位”的角度来探讨跨国婚姻所组成的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婚姻缔结过程、跨境婚姻的独特性和未来走向等方面。     

中越跨国离婚财产纠纷制度比较研究

中越两国的法律在夫妻财产的界定、离婚时财产的分割等方面有不同的规定。因跨国离婚引发的财产纠纷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防范和解决中越跨国婚姻财产纠纷,可以合理运用当地的习惯法,发挥乡村法杰的权威作用,加强两国政府间的沟通与合作。     

中国-东盟架构下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社会化

位于偏远的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边境地区跨国婚姻子女的社会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边境跨国婚姻所生子女在社会化过程中存在国家认同感的隐痛与政治认同感的冷漠、技能文化定位误区、语言文化定位之困惑,以及行为规范社会化之冲突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应正视并积极探求解决边境跨国婚姻家庭中邻国妇女的国籍问题,鼓励依法开展民主政治活动,确保孩子们接受有边境特色的教育.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广西龙州县G村为例

边境跨国婚姻与我国内陆省市跨国婚姻存在本质差异,前者是基于地缘文化交错和跨境民族族群文化相似基础上婚姻主体的行为自觉,而后者则带有婚姻商品化色彩。我们把跨国婚姻置于边境特定场域进行研究,发现跨国婚姻的产生与我国婚姻市场挤压导致的男性过剩、越南婚姻市场排斥导致的女性过剩、跨境民族族群文化认同、婚姻主体理性动机以及跨境社交网络构成的社会基础高度关联。跨国婚姻是婚姻市场内生与外延双重机制作用婚姻主体的产物。     

跨国民族族缘政治分析

跨国民族是一种特殊的民族存在形式,如果从其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关系看,它是处于政治族际与文化族缘之间的一种民族互动形式。这种互动所表现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和现象,十分值得研究。而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民族主义表现,其实质是族缘政治的存在。在研究跨国民族问题时,可以从地缘政治现象联想到族缘关系,进而发现族缘政治的存在。     

从哈节看北部湾京族的跨国交往

北部湾中越边境跨国民族京族是同源民族,在共同的传统节日哈节期间,中越京族相互邀请,哈节成为了北部湾中越两国京族民间跨国交往的形式.本文从中越京族哈节概况、哈节期间中越京族民间交往的情况,以及交往产生的作用等方面探讨北部湾京族的跨国交往.     

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治理的困境与路径探析

中越边境地区单一自上而下的国家边境治理与边境地方意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边民自发的跨国流动与严格边境治理的国家意志有相悖之处,国家的治边方略难以有效落实,治边意志面临着与边境地方逻辑的冲突与困境。在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治理问题上,要正确处理边民跨国流动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关系,加强边民对跨国流动治理的认同,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边民跨国流动治理,创新边民跨国流动治理的方式和方法,提高边民跨国流动治理措施的有效性,深化与越南在边民跨国流动治理方面的合作。通过边境治理与边境地方文化的不断调试,从而实现边民跨国有序流动与国家有效治边的有机整合。     

中越边境华人媳妇写真

中越两国最著名的边境线——横跨在北仑河上的北仑大桥,如今成了继深圳、珠海之后我国第三大旅客出境通道,每天在这里进出的除日益庞大的旅游队伍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大批做边贸生意的年轻老板。他们每天来往干中国广西东兴和越南芒街之间,这些潇洒的绅士很受越南佳丽青睐,以至跨国婚姻在当地十分流行,时下仅东兴市就有1000多对这种“特殊鸳鸯”。他们的生活怎样?     

保山边民涉外婚姻与边境社会稳定

跨国婚姻,又名涉外婚姻,是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存在且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阐述了保山4个边境乡镇居民与缅籍人员的跨国婚姻现状,分析了其形成的原因,探讨和研究了跨国婚姻本身及其所引发的若干社会问题与影响,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中缅边境非法跨国婚姻对云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和谐稳定的影响分析——以云南省龙陵县徐家寨为例

由于地缘条件、民族传统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在云南中缅边境地区形成大量非法跨国婚姻。不仅削弱了中国法律在边境地区的权威,给边境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带来隐患,而且损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有条件认可中缅跨国婚姻,为缅甸女性提供职业技能培训,有助于云南边境地区的长期和谐稳定。     

制度视角下的边民跨国婚姻研究——以云南德宏州为例

边民跨国婚姻的产生除了宏观社会环境因素之外,还与边境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特殊场域——跨疆界传统小社会及其内部孕育的民族宗教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紧密相关。国家为履行社会控制职能而制定的跨国婚姻相关法规,是从控制跨境人口流动和保护入境通婚人员权益的角度进行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对跨国婚姻的有序管理,然而非正式制度影响下的跨国婚姻行为选择与正式制度社会控制职能之间难以弥合的张力,使得边民跨国婚姻面临一定的制度困境。     

唐代婚姻类型浅析

唐代的婚姻方式主要承袭前代的包办婚姻,其主要类型有承袭前代的门第婚、财婚、和亲,也有反映本时代特点的才婚、皇室与藩镇、藩镇之间的政治婚姻。五代以后,门第婚、和亲、公主出嫁藩镇及藩镇联姻逐渐消亡,只有婚姻论财这一陋习一直延续不衰,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我国无效婚姻法律救济制度的缺失与完善

新<婚姻法>增设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填补了我国婚姻立法的空白.是我国婚姻法制建设的一大进步.但是不容忽视的是我国无效婚姻的法律救济制度存着严重的缺失,不利于对合法婚姻的保护和对违法婚姻的制裁.为了保护善意,制裁恶意,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在无效婚姻的效力上应当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为权利受到损害的一方提供法律救助.具体措施如下:1、婚姻被宣告无效后,无过错方生活困难有权求对方给与经济上的帮助;2、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确保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得到合理的补偿;3、应赋予无效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4、无过错方有权要求精神损害赔偿.     

His and Her Education and Marital Dissolution: Adding a Contextual Dimension

Educationally hypogamous marriages, where the wife is more educated than the husband, have been expected to be less stable than other educational pairings, in part because they do not conform to social norms. With the reversal of the gender gap in education, such marriages have become more common than in the past. Recent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is new context might be beneficial for the stability of hypogamous unions compared to other educational pairings. Here, we investigate how educational matches in married couples are associated with divorce risk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local prevalence of hypogamy. Using Belgian census and register data for 458,499 marriages contracted between 1986 and 2001, we show that hypogamy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higher divorce rates than homogamy in communities where hypogamy was common. Against expectations, marriages in which the husband was more educated than the wife tend to exhibit the highest divorce rates.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t types of educational matches revealed that marriages with at least one highly educated partner, male or female, were less divorce prone compared to otherwise similar couple types.     

人类学视野中的"无国籍女人"——以广西大新县A村为例

A村是位于中国广西边境地区大新县的一个村庄。该村村民主要是壮族,和越南邻村边民属于同一个民族。自从20世纪80年代末中越关系改善以来,该村与越南邻村边民之间的跨国婚姻越来越多。特别是自1994年该村附近旅游开发以来,A村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吸引了更多的越南妇女嫁入该村。然而,这种必将越来越普遍的跨国婚姻,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有正常的婚姻登记,导致这群越南妇女难以取得中国国籍、户籍,最后导致这群嫁入中国、在中国生活并生儿育女的越南妇女成为“无国籍女人”,最终导致她们产生了社会身份认同的危机,这使她们无法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贫困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及其应对策略

贫困女大学生是女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社会、学校、家庭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她们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掌握贫困女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现状,根据贫困女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帮助她们走出心理困境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贫困女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探讨

贫困女大学生是大学生中的一个特殊群体。由于社会、学校、家庭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她们可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掌握贫困女大学生心理问题的现状,根据贫困女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帮助她们走出心理困境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     

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下认识中国的“外籍新娘”

越来越多的“外籍新娘”嫁入中国,“外籍新娘”出现在许多媒体和新闻报道中。学术界使用的“外籍新娘”、“跨国流动人口”、“外籍流动人口”等概念都不能准确描述因婚姻流入中国的外籍女性流而不动的情形。研究者将这类现象视为跨国婚姻或女性的跨国流动,但不能准确分析已经在中国长期定居的跨国婚姻女性人群的移民事实。笔者认为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下认识中国的“外籍新娘”,她们已经具备了“国际移民”定义的基本特征。这些女性像所有移徙到世界任何国家的移民一样,是“跨国移民”。因相关移民法律政策缺失,这些来自亚洲国家的女性婚姻移民一直难以取得合法身份而滞留中国,成为事实上的“非正规移民”,对中国当前的移民政策提出新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