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下认识中国的“外籍新娘”

越来越多的“外籍新娘”嫁入中国,“外籍新娘”出现在许多媒体和新闻报道中。学术界使用的“外籍新娘”、“跨国流动人口”、“外籍流动人口”等概念都不能准确描述因婚姻流入中国的外籍女性流而不动的情形。研究者将这类现象视为跨国婚姻或女性的跨国流动,但不能准确分析已经在中国长期定居的跨国婚姻女性人群的移民事实。笔者认为在跨国移民理论框架下认识中国的“外籍新娘”,她们已经具备了“国际移民”定义的基本特征。这些女性像所有移徙到世界任何国家的移民一样,是“跨国移民”。因相关移民法律政策缺失,这些来自亚洲国家的女性婚姻移民一直难以取得合法身份而滞留中国,成为事实上的“非正规移民”,对中国当前的移民政策提出新挑战。     

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治理的困境与路径探析

中越边境地区单一自上而下的国家边境治理与边境地方意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边民自发的跨国流动与严格边境治理的国家意志有相悖之处,国家的治边方略难以有效落实,治边意志面临着与边境地方逻辑的冲突与困境。在中越边民跨国流动治理问题上,要正确处理边民跨国流动治理与地方发展的关系,加强边民对跨国流动治理的认同,吸纳多元主体参与边民跨国流动治理,创新边民跨国流动治理的方式和方法,提高边民跨国流动治理措施的有效性,深化与越南在边民跨国流动治理方面的合作。通过边境治理与边境地方文化的不断调试,从而实现边民跨国有序流动与国家有效治边的有机整合。     

跨国民族流动与国家认同构建——以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箐脚村苗族为例

箐脚村苗族边民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时期较大规模的跨国流动表明,跨国民族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国家认同不稳定特征。国家认同的构建基点在国家与边民的持续对话中正在从政治转向经济方面,并日益明显地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当代跨国流动方式与国家认同性质、要素、结构的深刻改变,都要求开创与之适应的更具包容性、开放性和富有弹性的国家认同构建方式。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产生的社会基础——以广西龙州县G村为例

边境跨国婚姻与我国内陆省市跨国婚姻存在本质差异,前者是基于地缘文化交错和跨境民族族群文化相似基础上婚姻主体的行为自觉,而后者则带有婚姻商品化色彩。我们把跨国婚姻置于边境特定场域进行研究,发现跨国婚姻的产生与我国婚姻市场挤压导致的男性过剩、越南婚姻市场排斥导致的女性过剩、跨境民族族群文化认同、婚姻主体理性动机以及跨境社交网络构成的社会基础高度关联。跨国婚姻是婚姻市场内生与外延双重机制作用婚姻主体的产物。     

制度视角下的边民跨国婚姻研究——以云南德宏州为例

边民跨国婚姻的产生除了宏观社会环境因素之外,还与边境地区长久以来形成的特殊场域——跨疆界传统小社会及其内部孕育的民族宗教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紧密相关。国家为履行社会控制职能而制定的跨国婚姻相关法规,是从控制跨境人口流动和保护入境通婚人员权益的角度进行的制度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国家对跨国婚姻的有序管理,然而非正式制度影响下的跨国婚姻行为选择与正式制度社会控制职能之间难以弥合的张力,使得边民跨国婚姻面临一定的制度困境。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人口流动的经济和生态因素分析——以麻栗坡县A瑶族村为例

［摘要］关于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原因分析，过去大多侧重于对历史文化原因和民族认同关系的讨论，民族认同被认为是首要因素。笔者经过田野调查，发现A村的跨国婚姻情况并没有呈现出在单一的民族主体内部你来我往，相互嫁娶的情景，却表现出在不同民族间相互通婚，男性人口相对稳定，女性人口单向度流动的情况。结合当地的经济基础和生态环境状况分析认为，我国内地，麻栗坡县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越南北部边疆地带三者之间在经济收入和生态环境上形成了阶梯级次的差别。一些地区为了实现短期的经济利益对生态环境资源进行的开发，更加剧当地生存条件的相对恶化。因此，经济收入和生态环境因素共同推动的人口流动趋向，才是导致当地跨国婚姻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     

婚进东部沿海地区的西南少数民族妇女现状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妇女以婚姻形式流迁至东部沿海地区。在以实地调查、系统、全面地了解和把握婚进东部沿海农村的西南少数民族妇女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少数民族妇女的嫁入途径、原因及其在当地的适应情况,并指出她们及其家庭面临的问题与困难,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选择与困境:云南边境跨国婚姻的社会学分析

从社会选择的视角看,云南边境地区的跨国婚姻,是边民基于跨疆界传统小社会作出的主体性选择。在历史、文化、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影响下形成的跨国婚姻社会事实,是跨境边民"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事件。从跨国婚姻的行为结果来看,跨国婚姻在社会控制与主体性选择的冲突中面临明显的制度困境。     

中越边民通婚的促动因素研究——以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为例

作为中越边境跨境民族共同体的传统行为,中越边民通婚并未因两国相关法律制度的排斥而中断,但却因之而给入境通婚的越南女性及其家庭、子女的权益、以及主权国家的边境管理和边疆治理带来了一系列的挑战和难题。通过对位于中越边境前沿地带的云南麻栗坡县马崩村边民通婚的调查研究表明:便利的地理是导致边民通婚的自然基础,作为以民族情感和文化根源建构出的核心共同体、边境地区远离政治国家权力中心的特殊生活场域、以及两国边民在地缘、族缘、血缘的亘久认同依然是促成中越边民跨境通婚的重要动因;中越两国在人口、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差异或互补也是中越边民通婚不可忽视的现实促动因素。     

跨国婚姻黑中介使他人财两空

近几年来,跨国婚姻在中国已不像从前那样罕见。从2010年年初至2011年春节前,哈尔滨市的方正、通河两县,就有三四百个男子娶了越南新娘。然而,由于黑中介操控,不少跨国婚姻成了赤裸裸的金钱交易,使许多迎娶了越南新娘的人陷入噩梦……     

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挑战与破解之道

近年来,边境跨国婚姻移民呈现出许多新的趋势性特征,不仅在数量上呈现出加速度增长的态势,其所分布的地域空间也逐步从边境乡镇向内地扩散,并且,影响传统跨国通婚的民族性因素也显现出其逐步让渡于经济因素的发展趋势。随着边境跨国婚姻移民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正在挑战国家的边境治理,包括嫁入我国外籍女性的边缘化社会处境以及由其所引发的人口安全、婚姻管理、贫困的代际传递、非传统安全隐患、身份认同危机等问题。为了使边境治理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的战略纵深,必须从治理理念、制度设计、机制完善、技术手段创新等多个方面努力,逐步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治理体系,从而破解边境跨国婚姻移民治理难题。     

跨国无证婚姻移民的生存困境及形塑机制——基于粤西7个乡村的调查

采用结构式访谈与非结构式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广东省西部罗定市华石镇下辖的7个自然村落的越南婚姻移民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她们的困境主要包括家境贫困,自身或家人的健康水平低下以及身份污名带来的被疏离与排斥。分析表明,越南婚姻移民合法身份缺失、无权益保障,夫家在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中的弱势地位以及特殊的婚姻形式使得越南妇女无法从娘家获得必要的社会支持是造成其生存困境的主要原因。政府可以在立法层面上向这些越南媳妇提供优惠政策,尽量解决她们的国籍、户籍问题,并进行必要的社会帮扶和公益救助。     

无国籍女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的族群

广西那坡县百省乡的壮、瑶、苗、彝等民族都有人娶越南女人为妻。这些越南女人既没有加入中国国籍,事实上又自动丧失了越南国籍,成为无国籍女人。无国籍女人在传统民间是被认同的,但是在现代国家管理体制下她们是违法者。首先,她们是非法入境者,要面临被驱逐出境的危险。其次,只要她们生育,即违反中国的非婚生育规定,必须交纳社会抚养费,这使她们被迫陷入更加困窘的境地,成为被边缘化的新族群。     

无利不媒:中越跨国婚姻婚介者的行动逻辑

以跨国婚姻中介介绍越南女性与我国T县男性组建跨国婚姻的过程为例,通过对中越跨国婚姻中介的扮演者、媒介跨国婚姻的过程、媒介行为的动力机制的探讨,来剖析跨国婚姻媒介者的行动逻辑对中越跨国婚姻的影响。研究发现,中越跨国婚姻中介者受经济理性驱使,通过中越散户婚介者合作、在越中方散户中介与合伙人联合、中越婚介组织混合经营等三种婚姻媒介方式,营造了中越跨国婚姻媒介的新形式,产制了中越跨国婚姻关系的商品化属性,进而诱发了相关的婚姻问题。     

中国"越南新娘"的权力视角分析

"越南新娘"作为存在于中国的一类数量庞大的女性移民群体,因大众媒介的广泛报道而被熟知,对于什么是"越南新娘"、如何定义与划分"越南新娘"、为什么大量的"越南新娘"仅单方向从越南流向中国等问题却缺乏深入探讨.通常认为"越南新娘"迁徙的初始动力是源于对岸邻国不断腾飞的经济的影响,但是从权力分析视角观察,发现"越南新娘"单方向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越南新娘"的流动背后所体现出的权力关系也是重叠的、多层次的,"越南新娘"处于权力结构的低端,面临婚姻中的权力、中越国家间权力的差异以及父权制的国际体系的多重影响.多重权力结构造成了"越南新娘"的生存困境,最终也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类似"越南新娘"的女性移民的出现.     

中越跨国婚姻中的家庭内部关系研究——以中越边境金厂镇苗族为例

中越边境苗族跨国婚姻目前在边境区域范围内广泛存在,因婚姻双方未在中方民政部门登记,故被称为“跨境非法婚姻”。目前国内外很多学者对这一现象有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婚姻的成因、跨国婚姻引发的户口、家庭、子女、认同、社会治安等问题以及这些问题的解决对策等三大方面。”[1]夫妻双方是家庭中的主体,本文从夫妻自我“主位”的角度来探讨跨国婚姻所组成的家庭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婚姻缔结过程、跨境婚姻的独特性和未来走向等方面。     

清前期西南少数民族越境务工述论

中国与越南交往的历史悠久,两国形成了诸多习惯条例。清朝入关至乾隆末年,在云南、广西等与越南接壤的边境地区,作为朝贡体制下宗主国的清朝理论上对双方边民管理均拥有处置权,所以,清朝也是越南边民的"管理者",但清朝充分尊重越南地方政权意见,对入境的越南边民根据实际情况区分对待,并未严格执行相应管制。清朝对中越边民的跨境管政策核心是保障中越边境的安全与稳定,体现了朝贡体制下"和平主义性质"。     

柬埔寨新娘在中国

继越南新娘之后，中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柬埔寨新娘。记者探访了一个有较多柬埔寨新娘居住的河北山村及其周边地区，了解了她们在中国的真实生活状况。王嘉和徐贺分别带着自己的柬埔寨新娘回到本村时，这里还是绿阴遍地的凉爽夏日。当时，他们辗转北京、上海、石家庄三地，才终于完成了自己的婚姻大事。现在，大半年过去了，最初的新鲜都已化为寻常夫妻的柴米油盐。两家人对婚姻基本满意，但一些难以回避的新问题也在逐渐滋生。     

侨乡跨国移民的婚姻形态研究——基于对福州“万八嫂”的实证调查

侨乡的跨国婚姻形态是中国父权制文化在跨国背景下的延续,"万八嫂"是对福州侨乡地区留守妻子的统称。丈夫出国带来了跨国移民家庭中夫妻双方在社会经济、家庭责任方面的重新分配,"万八嫂"承担了多重家庭责任,她们的婚姻品质和社会生活因为丈夫出国而改变,并形成了在经济、地位上对丈夫的依赖。分隔两地的侨乡跨国婚姻遭受多重挑战与冲击,呈现高稳定、低质量的特点,"万八嫂"承受着多重的压力。而侨乡家庭内部两性的不均衡发展,是不利于女性社会地位的提高的。     

丈夫外出务工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分析

通过以社区为基础的微观社会学研究视角,可分析农村男性外出务工对留守妇女的心理影响及其原因。大多数农村留守妇女有较大的生活压力感;两地分居的婚姻状态也导致她们处于性压抑状态,且具有强烈的孤单感;她们的不良情绪如烦躁、压抑等在丈夫外出务工后明显加剧;不安全生活事件、性骚扰以及对丈夫的担心导致她们的安全感很低。这种丈夫流动、妻子留守的家庭策略使得农村婚姻和家庭的情感满足功能大大削弱。为了缓解留守妇女承受的负面心理影响,在外务工的丈夫应尽量为妻子提供情感支持和慰藉;农村社区应组织留守妇女互助小组,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健全社区治安防范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