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被害人基本理论界定

与犯罪学和刑事程序法学不同,刑法中的被害人有其特定的内涵、特征.被害人理论在刑法学中的研究主要应集中于两个方向:一为被害人理论与罪责理论的关系,另一则为被害人的实体权利保护和司法救济.需要特别指出,被害人自我答责与被害人承诺存在本质区别,与被害人有罪、狭义的自损行为也不相同.     

被害人的地位与诉讼构造

随着刑事诉讼越来越关注被害人利益、被告人利益、国家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根据传统的以被告人与国家相对立为中心的诉讼理论而构建的诉讼构造也受到了冲击。我国新刑诉法对被害人当事人主体地位的确立 ,给原有的诉讼构造注入了一个新的因素 ,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其与其它诉讼主体的相互关系便构成了我国刑事诉讼构造的新内容。然而对被害人在诉讼构造中所处的位置及对原有诉讼构造的影响未形成一个清晰认识 ,因而有必要对此问题予以深入探讨。在传统的刑诉目的理论中 ,无论是“正当程序”与“犯罪控制模式” ,还是“实体真实主义”与“正当程…     

对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再认识

本文从三方面对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进行研究 :一是从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的历史沿革的角度考证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 ,总体把握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不断强化的发展过程 ;二是从比较分析的角度出发 ,着重介绍欧美各国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 ,揭示其共同的发展趋势 ;三是结合我国对刑事被害人诉讼地位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对我国刑事被害诉讼地位进行合理定位     

被害人过错的成立要件与我国《刑法》的完善

被害人过错是基于被害人的行为,诱发犯罪人的犯罪意识而遭受犯罪行为的侵害,从而导致犯罪人应受惩罚性降低的过错。本文对被害人过错的主体要件、被害人过错与犯罪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有因果联系、被害人过错达到一定标准等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应在刑法总则中明确将被害人过错作为法定量刑情节,在分则中首先就一些互动性较强、被害人过错比例较大的犯罪做出更为详尽的规定。     

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探析

被害人是犯罪行为受害者,各国的刑事诉讼法都对被害人参与诉讼作了规定,但在不同国家,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地位以及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不相同.文章在对各主要国家刑事被害人地位进行比较分析后认为,鉴于被害人与案件结局有实体上直接利害关系,案件结局涉及被害人利益,赋予被害人当事人地位是合理的,并对如何完善和解决我国的立法不足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刑事诉讼被害人在起诉中的地位与权利分析

刑事诉讼被害人一方面由于受犯罪行为的直接侵害,与检察院对刑事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又是案发现场的第一见证人,他对案件的陈述对检察机关正确审查起诉、提起公诉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如何正确认识刑事诉讼被害人在刑事审查起诉阶段中的法律地位和诉讼权利,对于理顺检察机关与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关系,保障刑事诉讼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刑事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及权利保障

被害人的诉讼地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着明显的差异，从刑罚的执行者、控诉者、证人到当事人，不同的诉讼地位决定了他在诉讼中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不同。当前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明确规定了被害人“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但由于权利的不完整，影响了诉讼的公正性。因此，我国法律应从赋予被害人控诉权、量刑建议权、上诉权以及法律援助等方面保护被害人的权利。     

对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思考

近年来，我国一些学者提出，要想实现对被害人权益的保障，最重要的就是要确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本文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就我国现阶段的司法实践来看，尽快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才是使被害人的权益得到保障和救助的当务之急。     

论弱势群体的刑法保护--由孙志刚案引发的思考

2003年的孙志刚案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从被害人的角度出发,此案引发了弱势群体的刑法保护问题.鉴于弱势群体自身的生理、社会地位特点和刑法的功能与作用,对弱势群体进行特殊保护应成为我国刑法的一项原则,立法、司法、行刑并重是弱势群体刑法保护的必然要求,应加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力度,扩大对弱势群体的保护范围,完善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方法.     

西方国家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和权利探究

刑事被害人的地位与权利保护已成为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个热点问题。随着国际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刑事被害人在各国刑事程序中的地位日益受到重视。刑事被害人在诉讼中的地位高低,已经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发达程度高低的标志之一。实际上,刑事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是一个不仅关系到被害人权利保障,还关系到起诉权的配置、诉讼构造的建构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被害人承诺之刑法评价

被害人承诺成立之刑法基点在于刑法的公法性和谦抑性;被害人承诺之刑法成立条件分为基础性条件和限制性条件;被害人承诺之刑法后果因其有效性的范围不同而异,全部有效成立的被害人承诺,对行为人而言是正当化事由,当然阻却犯罪,而无效承诺中的部分无效的被害人承诺对于定罪与量刑也有着相当的意义。     

论被害人责任的刑法意义

我国对刑事责任的立法模式和学理界定,体现的是以犯罪人为中心的刑事责任归咎的基本立场,反映出我国刑事被害人学研究的不足及该领域研究成果与刑法的脱节,对司法实践的直接影响是办案人员对被害人责任的漠视或重视不足。因此,有必要反思现存刑事责任归咎模式,赋予刑事被害人责任刑法地位以影响对犯罪人的刑罚,当然,对被害人责任的程度应有所要求。     

理性审视与和谐重构——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思考

我国目前试行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健全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势在必行。本文从立足国情、循序渐进视角出发,对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的路径选择和原则确立做了宏观考量。从明确救助主管机关、界定救助范围、规范救助标准、完善救助程序、设立救助基金五个方面对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进行了微观建构。     

论被害人对刑法中因果关系的影响

被害人对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影响。被害人的承诺行为、重大过错行为以及被害人的特殊体质等因素可导致刑法中的因果关系自始不成立。被害人在犯罪进行过程中,实施了明显超过社会大众合理预期的行为或不履行救济行为、履行救济行为不恰当,可使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中断。此外,被害人的事后承诺、追认等行为,可使已成立的因果关系归于无效。     

刑法谦抑思想之理论定位

刑法学界对刑法谦抑思想的理论定位可谓众说纷纭,而理论定位与刑法谦抑的内涵以及功用甚至实现途径又密切相关。本文在评述当前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刑法谦抑思想应为一种贯穿我国整个刑事法领域的基本指导思想。     

试论完善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

长期以来,我国对刑事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保护不够完善。基于此,应当建立在被告人无法赔偿或无法完全赔偿被害人损失的情况下,承担民事赔偿的制度。法律还应赋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害人提起精神赔偿的权利,以及被害人在不服一审判决时的直接上诉权,从法律上给予被害人更为充分的诉讼权利,彰显法律正义,保持社会稳定。     

中国本土化下被害人权利保护及延展反思

中国刑事法治已确证刑法功能呈多元化,既惩罚犯罪又要预防犯罪;既要保护社会又要保障人权;既要充分体现法律效果也要充分体现社会效果,树立刑法是被害人也是行为人的权利保护大宪章的国民刑法理念是当务之急。现实中存在着刑法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失衡的现象:刑罚报应主义功能的部分放弃弱化了被害人的权利保护;刑法理论对被害人权利的边缘化处理;被害人可归责性理论加剧了被害人保护的失衡;司法实务忽视对被害人权利的保护。我国应倡导立足于中国本土的刑事法治情势,以平衡法为研究范式,明确被害人在刑事法体系及诉讼中的主体资格,关注被害人权利与行为人权利的平衡、与国家公权力的平衡,避免因强调保护公共利益而弱化被害人利益或通过行使公权力而削弱被害人权利。     

被害人承诺三题

被害人承诺是一种超法规的排除犯罪性事由,在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中应该将其定位于犯罪客体要件之中;基于被害人承诺行为的正当化根据在于刑法的保护法益机能最终是为了实现个人的自由,而个人自由的实现在此主要表现为对个人自己决定权的尊重;被害人承诺的成立要件为具有承诺能力的被害人在侵害法益行为发生时就个人能够处分的法益作出明确的承诺以排除侵害法益行为的犯罪性.     

论被害人在刑事和解中的地位

近年来,我国在刑事司法实践中推行的刑事和解制度,有利于充分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是,如果过度抬高被害人的地位,将被害人的权利绝对化,就有可能偏离刑事法基本理论,破坏国家、犯罪人、被害人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从理论上讲,并非所有的刑事案件都适宜刑事和解,只有被害人享有刑事实体处分权的案件,才适宜刑事和解;刑事和解的关键因素也不是被害人愿意与否,而是加害人的人身危险性是否彻底消除;刑事和解只有得到国家的最终确认,才具有法律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