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与缺憾：梁启超史学思想再审视——中国近现代史97、98级博士生与导师笔谈录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是中肯而全面的,他并未彻底否定传统史学,而是努力从传统史学体系中汲取合理内核;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其中的局限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近代史学的缺憾;梁启超将进化论引入史学并重新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深刻体现了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而这一切又与近代中国思想演进的大势浑然一体;梁启超史学思想具有多元性,其中既有唯物因素,也夹有唯心因素,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中的进化论元素——基于义利观的考察与分析

从严复引进西方进化论思想的考察入手,以义利观为例较为深入地解析了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中进化论元素的具体内涵,阐述了严复经济伦理思想中进化论思想元素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分析认为,严复在引进西方进化论思想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创造性改造,颠覆了封建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为当时的进步力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做好了思想铺垫。严复的努力推动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富强的思想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略论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史学思想接受了西方史学以及中国的传统史学,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在近代新史学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尤其是他在输入西方史学思想的过程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在中国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     

湖湘传统史学及其近代转型

湖湘文化中有着一以贯之的治史传统.近代以降,湖湘学人分别参与了西方“新史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进和传播,从而促成了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转型后的中国史学,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这其中便包括湘籍历史学人的突出贡献.     

还“ 德” 于“ 史” ：柳诒徵与二十世纪东南学派史学伦理化转向

清末民初,传统伦理化史学遭遇巨大理论危机,以梁启超"史学革命"为标志,中国近代史学开启了知识论转型.基于实在论的"新史学"始于对"科学""进化论"等现代西方观念的绝对信仰,致力于将道德驱逐出历史领域.但一战后,国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史德"问题.文化论争中的柳诒徵及"东南学派"坚持"信古",在批判和借鉴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基础之上,表达了历史与道德密切联系的观念立场.及至"九一八事变"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实现某种程度地合流,并催生出"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东南学派"重新阐释历史与道德关系,论证历史的道德属性,力图纠偏"史学革命"以来"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倾向.历史领域的反传统思潮在1930年代有一次明显转向,"东南学派"引领的史学伦理化思潮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本来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化腾飞的双翼。中国传统史学步入近代门槛,是在清未维新思潮中,以新式中小学堂普及历史教育为契机的。20世纪初,所谓重新编写中国历史,主要是编写历史教科书。响应梁启超建设新史学的号召,丁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率先构建起新式中国通史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最初突破口。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     

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嬗变与中西史体的初步交融

近代以降,中西文化开始会通,历史编纂学逐渐突破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既定轨道,向近代迈进。在编纂理论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质疑正统论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并希望将正统论的消极方面从历史编纂中剥离;在编纂体裁和体例方面,在反思传统历史编纂的成败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史学家提出以"新综合体"改造传统的史书体裁形式;在中西史学的互动中,西方历史编纂理论以及体裁、体例逐渐融入中国历史编纂的实践中,对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西周对近代日本哲学的贡献及其实证主义的立场

《哲学研究》1978年第4期发表了陈元晖同志的《严复和近代实证主义哲学》一文,读后使我想起了日本明治初年的西周其人。因为西周和严复有许多共同之处。陈文指出严复是“中国第一代实证主义者”,是“最早介绍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到中国来的一位学者”,而西周呢,他也是日本最初的一位实证主义者,也是把西方哲学思想介绍到日本来的第一个人,他们二人都对东方封建思想进行了摧毁性的挑战,起了进步作用。但同时他们却也都散布了“不可知论”、“信仰主义”,为宗教开了方便之门。谈到他们的政治立场也是一致的。严复大肆鼓吹斯宾塞的“平稳进化论”与“平衡论”,     

《中国近代新史学》出版

我校历史系曹靖国先生撰著的《中国近代新史学》一书,已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填补了中国近代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空白。全书31万字,共7章,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发展。特别是对梁启超新史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做了重点的分析研究, 多有创见。梁氏是近代新史学的开山祖、奠基者,他运用新史学的理论对封建旧史学进行深入而系统的批判,在批判的基础上建立了崭新的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把史学提高到了救国的高度,提倡史学界的革命。作者认为,梁启超对中国     

严复关于近代国家理念的阐释

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早从理论上阐述近代国家理念的思想家。他通过发表一系列重要译著、论文,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国家学说,用进化论、民权说、自由论以及近代政治学、社会学等学说,否定"君权神授"的陈说,阐述近代国家理论原则,为国人提出一个全新的国家理念。严复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借鉴西人研究成果,提出以"图腾"、"宗法"、"军国"为循序演进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否定了历史循环论,推动了国人历史观的进步。严复不仅向国人介绍了大量新学说、新思想,给正在成长的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了新的理论武器,而且以出色的翻译成就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形成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旧史学、新史学与史学的更新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赖于对史学传统的正确认识和科学态度．如何估价和对待旧史学与新史学的传统成为史学理论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本文从旧史学对新史学的影响切入，揭示新史学对旧史学的突破及发展进程中的误区，略陈在新时期对待史学传统的心态问题，以求有补于史学的更新，一、旧史学传统的优劣并存旧史学是相对于近代梁启超等人所倡导和实践的新史学而言的．它格守着近代以前的治史方法和价值观念，散发着与新史学完全不同的学术气息，故一般也称传统史学．不过对“传统史学”的界定，学术界曾出现分歧．…     

从“优胜劣汰”到“争以自强”——以严复对达尔文与斯宾塞理论的阐释为中心

严复是推动达尔文进化论在清末民初中国传播的重要思想家，但其进化论(天演论)并非对达尔文学说的照搬，而是中西思想资源与晚清历史语境的多重融合。严复一方面融合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与道家“去伦理化”的自然观，揭示出以竞争与优胜劣汰为特征的残酷世界秩序；另一方面又融合斯宾塞的“直接适应”理论与儒家自强不息的道德理想，阐明了残酷法则下人类主观努力的重要意义。严复也摈弃了斯宾塞强调个体自由竞争而拒绝国家干预的立场，做出了适合中国语境的创造性理论转化。因此，严复天演论不仅展现出自然与伦理复杂的二元结构，也将达尔文主义从“优胜劣汰”的强者哲学转化为“争以自强”的弱者哲学，成为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重要思想资源。     

论梁启超对近代史学的贡献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评判是中肯而全面的。在对传统史学的激烈批判和对西方史学的热情介绍基础上,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主张,倡导"新史学"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代中国哲学历史观的演进与变革

本文揭示了近代中国哲学历史观的演进与变革，从龚自珍、魏源的变易史观，到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的进化史观，再到陈独秀、李大钊的唯物史观，是一个梯次递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影响最大的是进化论。中国近代的进化论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反帝反封建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而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确立，则实现了中国近代哲学历史观的巨大变革。     

论严复“气”范畴及其近代意义

作为近代西方文化的重要传播者 ,严复在介绍西方哲学时 ,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了改铸 ,为中国哲学的近代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笔者从比较哲学的角度对严复重新界定的传统哲学的气范畴进行了全新的探索 ,指出改造过的气范畴具有近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物质含义 ,是严复天演论的哲学基础 ,具有承接性、近代性、发端性和启示性     

熊十力与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

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历史哲学在古代发展中呈现出以儒家历史哲学为主导的基本特征。但在西方文化东来的近现代,儒家历史哲学遇到了各种进化论历史观的严峻挑战。从康有为到冯友兰,几代中国学者以不同方式对进化论历史观作出了理论回应。但是,直至熊十力,才以“本心”本体论的历史哲学思想建构,实现了儒家道德决定论的历史观与进化论历史观的有机融合,从而将儒家历史哲学推进到进化史观的现代形态,并在理论上对中国与世界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给出了创造性的回答,为儒家历史哲学的现代发展开辟了道路。     

中国近代进化论哲学的发展演变

近代以来的时代变局催发了中华民族追求变革和富强的强烈愿望,进化论由于迎合了这个心理而被迅速接受和广泛传播开来。进化论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律扩张到历史律直至世界观的过程,这种扩张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及其内在的逻辑。从康有为到严复,再从孙中山到章太炎,他们对进化论的探讨时间上前后相继,理论上不断深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共同演绎了一个进化论哲学的阶段。     

20世纪初“新史学”的产生及其演变

中国20世纪初“新史学”是在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中应运而生的,梁启超开风气之先。其产生的学术原因是史学自身的发展和外国史学的影响。以进化史观为中心的近代史学观念和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重要范畴的初步探讨,则标志着“新史学”的发展。梁启超与何炳松的“新史学”之间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联系密切,甚至一脉相承。     

20世纪初西史东渐与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发轫

20世纪初,以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政治状况为宗旨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风起云涌,史学革命应运而生.一批留学欧美、日本的学子积极译介域外新知,域外史学的大量成果及信息源源不断地被输入中国,形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引进国外史学的新高潮.西方史学思潮的大规模输入对中国社会尤其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大大开阔了国人的眼界和思路,为新史学倡导者批判封建旧史学、创立近代新史学提供了新的思想理论武器和效法的模式,推动了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形成和发展,并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确立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堪称中外史学交流史上的精彩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