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表现、客观、实用——诗歌本体论的建构

从世界、作者、文本、读者四个角度入手,对诗歌本体论的模仿论、表现论、客观论、实用论进行论证,阐释诗歌的多元本质和地位,厘清诗歌本体论发展的历史脉络。模仿论从客观世界出发,认为诗歌是对客观世界的模仿;表现论从作者的角度出发,认为诗歌是作者情感、直觉、想象的表达;客观论从文本角度出发,认为诗歌是语言的艺术与符号;实用论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认为诗歌是寓教于乐的工具。     

《镜与灯》文学批评四种理论在《诗品》中的体现

钟嵘《诗品》中体现的文学批评思想与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批评的四大理论有诸多类似之处。本文旨在借助西方文论的文评视角,对《诗品》的价值有一重新认识,发现研究的弊端与疏漏,以此推动古代文论研究的发展。     

作者的“读者”维度与文本动力学

20世纪西方现代文论对于作者采取放逐的态度,致使作者作为读者的一面被遮蔽,本文通过对读者的细分发现了作者的读者维度,以及这种维度对于文学的承传经验视野的意义,并以此为基础,在文学史的视野内,讨论这种维度对于文学史动力问题的意义.以此我们发现接受美学与解释学理论对于作为读者的作者维面的理论意义.可以说,这是一种反向的思维,当文本内批评以及以读者理解为对象的解释学和接受美学在目前的文化研究面前式微的时候,我们发现,用之来观照作者会产生另一种理论效果以及这种效果对于过去那种静止的研究有一种制动的意义.     

论凯瑟琳·贝尔西的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

凯瑟琳·贝尔西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最杰出的后结构主义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她的作品从一个新的角度解读英国文学和文化,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学界和普通读者.在早期作品中,她积极汲取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理论,批判了西方传统文学批评中最常见的摹仿论和表现论,驳斥了古典现实主义,推崇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并提出了以“积极的读者”为中心的阅读方法.     

艺术的"再现"和"表现"——中西方艺术本体论的观念演变及差异评述

传统艺术理论中,常以“再现”或“表现”言说艺术的本质,本文即试图以“艺术再现论”和“艺术表现论”来概括比较20世纪以前的中西艺术本质论,并从不同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因素出发探究“再现”“表现”在中西方的差异,以期更好地理解“再现”和“表现”。     

论西方音乐本质观的三种模式及其演变规律

在西方音乐美学史上,出现了三种音乐本质观的模式:即以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时期的模仿论,以黑格尔和李斯特为代表的浪漫时期的表现论和以汉斯立克等为代表的现代时期的形式论.每一种模式的出现都扎根于时代的思潮和哲学思想的转变,三种模式的演变,代表了人类对音乐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表征着人类对音乐的本质认识的深度和广度.对此研究对我们今天中国的音乐教育和音乐理论建设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一个勇敢新世界的重构——一个关注文本、读者与作者的新视角

近二十年来,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层面,作者的作用、文本的意义以及这两者同读者的关系一直备受欧美作家和批评家的关注,加拿大作家卡洛尔.希尔兹的小说《玛丽.斯旺》就是体现此类关注的典范之作。小说围绕女诗人玛丽.斯旺之死而展开,着重演绎了四个人物在诗人死后如何各自为营地以权威身份诠释和构建诗人的历史与作品。希尔兹在这部小说中阐释了作者、文本、读者在作品创作过程、作品诠释过程以及作品意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及关系。在希尔兹看来,作者将创作意图化为文本后离场,文本因此而获得相对独立但却使歧义诠释和多义诠释成为可能,读者则围绕缺场的作者和自主的文本重新构建新文本,这一系列过程最终造就了一个新世界。     

文学批评理论与文本意义的不确定性

由《黑暗的心脏》不同解读及殷企平与王丽亚学术争鸣说起,讨论了文学批评理论对文本意义理解的作用及文学批评理论与文本意义多样性之间的关系,重点指出依据接受美学、读者反应批评理论,读者在文本意义生成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对认识、改造客观世界与认识、改造主观世界关系的思索

论文阐述了认识、改造客观世界与认识、改造主观世界的辩证关系 ,并进而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述了研究这一关系的意义和启迪 ,强调了应当高度重视和大力加强对主观世界的研究 ,哲学研究的重点应由对科技的关注转向对人的关注 ,转向对人本哲学的研究。     

作者的意图与读者的参校——《扬州慢》的文本裂缝

姜夔的词作前大抵有序。词多用典,词意隐晦。王国维曾比较周邦彦与姜夔的咏荷词,认为"美成《苏幕遮》词:‘叶上初阳干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     

自由的文本、权力的世界——比较德里达与福柯的文本观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引发人们重新思考文本与世界之间的相互关系。德里达把文本看作语言游戏的迷宫,认为文本之外无它物,文本中的一切都不需要来自外部世界的联系和支援,我们也不再渴望文本能够为我们再现某种世界的真理,而应积极投入到能指的海洋之中。相反,福柯则认为看似封闭、清白、静止的文本其实是各种权力话语的织体,它总是产生并服务于某一特定集团的利益关切。任何自明和常识的知识/文本都有隐藏权力的特性,而这些权力恰恰是生产控制的工具。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恰好体现出后现代主义文学对待文本与世界之间关系的两条路径。     

作为卡里斯马的茅盾——茅盾文学批评的当代价值

笔者主要从文学批评的角度阐述茅盾在中国文学上的卡里斯马地位,认为随着20世纪后期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到来,包括茅盾在内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家的卡里斯马地位受到动摇,但如果从历史上看,茅盾曾经因为其对中国文学批评的杰出贡献而确立了其卡里斯马地位的话,那么在当下,茅盾依然可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生发意义和秩序的重要源泉之一而具有当代价值,因而他依然是我们时代的卡里斯马,虽然由其所生发的意义已经发生了重要的转换。     

论模仿创新的原则、实施与控制

过去20年里,很多企业都在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模仿创新道路”。而今,这条道路愈发难走,成功的概率越来越低,有些企业甚至陷入“模仿陷阱”,消失在商海中。如何使模仿创新战略更有效地实施成为一个亟待探索的问题。文章在前人“一对一”（同行业中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的模仿）常规模仿路径的基础上提出“一对多”（一个企业对行业内甚至行业外多个企业的模仿）的路径模型,归纳总结出模仿创新的三大原则（是否模仿、何时模仿、如何模仿）,并制定出了一套较为科学完整的实施提升方案——模仿创新6步骤,这有利于企业实践者对模仿创新有较为系统的了解,将“模仿”和“创新”结合起来,打造“模仿创新”优势,为公司取得核心竞争优势打下基础。     

对关系论美本质观的认识——兼论美的主观论和客观论

对美本质的认识有主观论、客观论,但它们都有局限性.针对其局限性,关系论出现了.关系论认为美存在于主客观之间的关系中,然而它也不能在本体论的意义上解决美的本质的问题.     

依法建构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新型关系

要提高出版质量,树立服务意识,做到诚实守信,坚持廉洁自律,必须借助法律法规的权威,依法建构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新型关系。出版者与作者、读者的法制关系、鱼水关系、制约关系和激励关系,对于出版行业精神文明建设来说,起着举足轻重的不可低估的作用。因此,建构三者的新型关系,是当务之急     

历史、文学、文化批评视阈下的文本与读者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文本和读者的研究进入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针对这一现状,采用对比的方法,分析读者与文本在历史、文学、文化批评视阈下的辩证关系。分析发现：历史批评主张读者只有通过作者的创作意图才能复原文本意义,文学批评坚持意义的产生是读者与文本交流的结果,文化批评把读者的性别、种族和意识形态纳入文本。     

从台湾泰雅人的建构与分化看民族客观论与主观论之差异与发展

现代意义下的民族是现代性的产物,与国家的政治形态与政府治理密切相关,"民族建立"的过程因而本质上是一个现代的过程。在传统的政府治理中,民族客观论是民族识别与认定的主要依据,然而随着世界政治形态与政府治理的变迁,民族主观论在实务与学术研究上逐渐受到重视。日本殖民台湾时期,为了殖产兴业而对台湾土著民族多次实施人类学调查,并依其所获得的蕃情知识进行民族识别分类。台湾泰雅族原有25个方言群与地域群,因为共同的独特文面习俗,在20世纪初被日本殖民者划定为单一民族。但自2004年起,由于不同方言群争取独立成族,泰雅族从单一民族分化为三个民族。文章以泰雅族的建构与分化,论证在当代政府治理与学术研究中,关于民族客观论与主观论间的辩证发展。     

网络时代刑法解释论的现实抉择、挑战及其应对

法律的滞后性与社会的多变性决定了刑法客观解释论是我国应对网络犯罪理论与实践做出的双重选择。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前网络时代刑法客观解释论存在明显的扩张化趋势,并不断冲击着罪刑法定原则的底线。“主观的客观解释论”名义上是以主观性来纠偏过度的客观性,但实则为主观解释论的翻版,并不可取。从恪守罪刑法定原则、克服刑法滞后性的角度来看,在坚持刑法客观解释论的前提下,为刑法客观解释的扩张化设定刑法用语的可能含义、刑法体系解释规则及罪名规范保护目的三大约束要素,从而将其限定在罪刑法定原则的框架下是更为妥当的选择。     

科学客观论的历史演变与当代困境

本文主要探讨了历史主义学派和后现代思想家对其进行的理论消解,揭示该观点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以便人们建立合理的科学观。     

略论高校学报编辑与作者、读者的关系

高校学报是反映大学教学和科研成果、传递科研信息的综合型学术性理论刊物。作为发现新观点、研究新理论、总结新经验、推广新成果的重要信息载体,把知识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桥梁,培养高、精、尖科研人才与教育人才的重要阵地,它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具有非一般出版物可及的重要作用。而其作用的发挥过程,则主要依赖于学报生产与消费过程中三个决定性因素,即学报的编者、作者和读者的相互作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三者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