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制度反腐的学理反思与逻辑进路

制度反腐是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治本之策,也是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关键选择。制度反腐是有效的反腐方式,其逻辑动因在于克服人性缺陷,目标诉求在于防范权力滥用,独特优势体现在稳定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强等方面。高校开展反腐败工作,必须致力于制度建设。然而,高校制度反腐还存在不同廉政制度之间缺乏协调配套、重点领域廉政风险防控制度缺位、反腐败预警机制运行不畅、廉政制度执行不力等突出问题。为提升高校制度反腐的成效,应建立健全利益冲突管理制度、权力运行监督制度、反腐败预警制度以及廉政措施落实制度。     

推进打击惩处腐败科学化的思考

提出了打击惩处腐败科学化应树立"零容忍"反腐、科学制度反腐、民主反腐、科学办案的理念,论述了推进打击惩处腐败科学化的五大措施:抓改革、抓立法、抓合力、抓惩治、抓科技。     

民主政治建设治理腐败功能与制度安排论析

民主政治建设包括民主政治文化建设、民主组织机构建设和民主法律制度建设。加强民主政治文化建设,能够让官员在内心形成自觉抵制腐败、抵制社会不良风气的观念,做到"事前"预防腐败;加强民主政治组织机构建设,为权力运行编制周密的监督网络,"把权力关进笼子",做到"事中"监控腐败;加强民主法律制度建设,可对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进行严惩,对其他官员造成威慑,做到"事后"惩治腐败。我国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存在着反腐机构体制机制不顺、公民社会建设滞后、忽视抵制腐败的政治文化基础建设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国治理腐败的成效。应通过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完善顶层设计,理顺反腐机制;加快公民社会的培育,加强国民素质教育,夯实廉政文化基础等方面深化民主政治建设,从而为制度化反腐奠定坚实的基础。     

试析新制度经济学视域下的高校反腐工作

高校的反腐工作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文章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对高校腐败行为进行了实质解读、成因探析，并对反腐工作进行了对策思考，认为要从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及实施机制三方面下工夫。     

和谐社会视野下关于治理腐败的思考

腐败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和要求根本不相容的。当前,腐败现象出现了一些新特点,腐败现象遍布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许多领域。而思想道德建设缺失,公共权力的稀缺性、代理性,封建社会陋俗和传统用人制度,官员升迁的"问责制"没有真正得到落实,新旧体制转轨,预防、监督、惩治等反腐机制不健全,官场"保护伞"使腐败官员难以及时被查处,是当前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依德治防腐,加强对干部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使干部自觉从内心不想腐败;依法治治腐,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健全预防惩治机制;依群众反腐,加强公众对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依重典治腐,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处力度;依国际合作反腐,构建反腐败工作新平台。     

论高校招生领域权力运行和制约机制研究

在分析高校招生领域腐败现状的基础上，深入阐述了当前高校招生腐败的原因，主要有大学缺乏自主和自治权、制度缺失等四个方面的原因。在此基础上，从扩大高校办学自主和自治权、完善招生廉政责任制、完善高校招生工作制度、完善责任追究制和全面推进高校招生信息化建设五个方面提出了完善高校招生领域权力运行制约监督机制的建议。     

中国足球领域腐败与反腐败的标本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政府高度重视反腐败,但我国的反腐败形势却持续严峻。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是我国总体腐败和反腐败的一个缩影。文章以我国足球领域的腐败和反腐败为案例,通过分析足球领域的腐败并对比2002年反黑行动和2009年反腐风暴的过程及结果,从腐败后果的再认识、反腐的政治决心、反腐策略和反腐措施四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对我国整体反腐工作的标本性意义。     

反腐败制度构建初探

十八大后,我国的反腐败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这些成就的背后,我们也必须清楚的认识到,我国现阶段反腐败制度存在着预防机制薄弱、惩罚机制乏力的不足之处。为了有效遏制腐败行为,巩固反腐成果,应当建立立体化、体系性的反腐败制度,实现制度性反腐。既要注重对腐败行为的事前防范,合理提高公务人员待遇水平,使其"不想腐",同时,按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要求,借鉴国外经验,在制度设计上,设置相关预防性制度,使公务人员"不能腐",也要注重对腐败行为的事后处罚,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使公务人员"不敢腐"。     

反腐新常态下我国秘书腐败的成因分析与治理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贪污腐败现象。其中,秘书腐败作为主要类型之一,对党和人民事业危害性极大。在当前我国正处于反腐新常态的背景下,对我国秘书腐败的成因以及治理措施做深入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秘书腐败主要由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公与私、权力与义务、内因和外因四重矛盾引起,因此,要从进攻与防御、内在和外在两大方面健全体制机制,以完善治理体系,为保持和引领反腐新常态做出贡献。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