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政府理念下的行政问责法治建设探讨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对推进行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存在着行政责任不够清晰、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行政伦理建设不足、配套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我国必须进一步明确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加快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大力加强政府官员行政伦理建设和行政问责配套法律制度建设,以使我们的政府真正成为具有强大公信力和执行力、令人民满意的责任政府。     

行政审批法治化的法理分析及路径选择

行政审批法治化,就是将法治的精神要义具体运用于行政审批的全过程,将行政审批纳入法制轨道。行政审批法治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势所趋,但行政审批法治化并非一帆风顺,仍存在诸多障碍：全能政府理念是行政审批法治化的思想障碍;政府自利驱动是行政审批法治化的动力障碍;现行行政审批法律体系的局限是行政审批法治化的制度障碍。为此,我们应该以行政审批负面清单管理作为行政审批法治化的基本路径,及时修改完善《行政许可法》,健全行政审批配套制度,有步骤、分阶段、整体性推进行政审批的法治化进程。     

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及制度完善

内部行政问责作为一种从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权力进行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的机制,对于我国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实践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有理论主张外部主体的问责还存在不足之处,无法全面彻底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为此必须从新的视角探求我国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同时应从行政机关内部加强行政监察问责、完善审计问责、加快行政伦理立法三个方面发展和完善内部行政问责制度。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研究

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是通过法律规范地方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权力以清单的形式详细清晰地予以公布,并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规范政府的权力边界,要求政府必须按照清单所列权力依法行政,不允许越权执法,旨在制约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本文基于行政法定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便民原则阐释了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法治化的理论基础,然而,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应当从权力类型的科学化管理和权力清单范围全覆盖等方面优化权力清单的内容,从权力清单制定主体、权力行使的程序和清单制度的实施方式等方面提供程序性的保障,从权力清单的责任约束和有效监督方面建立刚性制约机制,以此来完善地方政府权力清单制度的法治化,防止行政权力的滥用,推进法治政府的建设。     

从依法决策到行政决策法治化

2010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将"依法决策"目标进一步明确为"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这是国务院在总结依法决策经验基础上针对推进依法行政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顺应法治推进需要而对依法决策要求的深化与提升,是法治政府逻辑演进的客观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之形成奠定了行政决策法治化制度根基;公共利益之强化为推进行政决策法治化提供了价值基础;党的决策规范化为行政决策法治化给予了实践引领;服务型政府建设赋予行政决策法治化以内在动力。     

法治河北视域下地方产业政策转型研究

地方性产业政策对河北省经济转型升级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但产业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也存在着程序不当、违背公平原则等风险,其背后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法律控制的缺失。经济新常态下地方性产业政策也需向法治化转型,通过法治河北建设推进良法与善治的有效结合。建议以地方性产业政策立法加强规范程序建设、完善监督救济制度,将法治精神融入地方性产业政策,促进政府干预市场法治化,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论行政问责法治化在我国的实现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我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行政问责法治化体现的是多数人的意志,其价值追求在于公众权利或公民权利的实现和保障,其根本动力在于公众广泛而有效的参与。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化的实现路径主要有:突出权利本位,塑造问责文化;保障公众参与,更新问责理念;强化权力制约,健全问责体制;加快统一立法,完善问责制度。     

行政内部监督制度的域外借鉴

我国在推行行政法治,建构法治政府中不免要对域外的制度进行研究比较,并对其合理的内核予以借鉴。加强对两大法系的法德英美四国的具体行政内部监督制度的比较研究,对比我国在内部监督法治化上的不足,进而阐释引进其先进的理念和制度,是当下深化行政内部监督法治化不可缺少的环节。     

论行政问责制度构建的困境与出路

行政问责制度是我国法治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一项制度创新,也是防止腐败和遏制事故发生的重要措施.目前,面对诸多的重大事故,现有的法律制度对行政行为责任人难以实施有效的问责追究.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度,将行政问责制度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依法行政

“入世”深刻影响了我国政府依法行政的进程 ,推动政府行为的法治化 ;转变政府职能 ,推进依法行政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必然要求 ;我国政府依法行政应采取如下对策 :一是转变执政理念 ,二是健全法律法规体系 ,三是实现行政机构设置法定化 ,四是依法规范行政行为 ,五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六是完善行政法律监督体系 ,七是在公务员管理制度改革中提高公务员法律素质     

服务型政府建设法治保障研究——以法律监督功能为视角

在我国议行合一的宪政体制下,服务型政府建设不仅要实现自身的法治化,而且有赖于法律监督等司法功能的法治支撑.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为服务型政府建设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构筑依法行政的权力监督法治防线,促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勤政廉政.法律监督机制也在保障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实现服务大局的首要价值,保障人权的核心价值,维护公正的目标价值和权力监督的制度价值.     

论我国行政立法监督机制的完善

行政立法是行政法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行政法律行为的特殊组成部分。行政机关是立法主体,法律文件大多是行政机关单方面作出的。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没有统一的行政立法程序,行政机关一般都按照自己制定的程序进行行政立法。我国的行政立法监督机制还存在很多问题。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监督行政立法的法律规定,只是通过批准和备案两种监督方式对行政立法进行监督,除此之外,再没有“事前”和“事后”的监督措施。我国目前也还没有建立对行政立法的司法审查制度。如何改革和完善我国行政立法监督机制?第一,强化权力机关对行政立法的审查监督;第二,确立人民法院对行政立法的监督权。     

山西省法治政府建设的现状调查与分析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及《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实施以来,山西省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在规范行政决策法治化、营造依法行政的社会氛围、加强基层法治政府建设,以及完善行政执法监督等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效.同时,山西省的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依然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需要通过社会主义权力观教育活动的开展、行政监督体系的完善,以及以实效为核心评价标准的考核体系的建立等加以解决.     

青海省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与合法性审查机制研究

风险评估与合法性审查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保障,是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保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稳定的内在要求。早在2009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就颁布实施《青海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建设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青海省各级行政机关重大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进程。但青海省重大行政决策机制建设和实际运行还存在一些问题,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必须转变观念,加强对评估与审查机制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完善立法,进一步明确重大决策事项范围;强化操作,统一并确定评估与审查的机构和具体指标体系;健全机制,提高专家学者、社会公众参与度;完善责任,促进评估与审查机制落到实处。     

政府与公立高校行政法律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其调适

当前政府与公立高校行政法律关系中存在着失衡现象,出现行政权力不到位、对行政权力约束不足、高校自主权利的确立与保障弱化等问题。根据法治化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规律的要求,以建立健全现代大学制度为目标,对政府与公立高校行政法律关系进行调适,实现权力授予与监督的科学化、法治化,是公立高校实现自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化不断推进的必然要求。     

破解我国地方债务问题的法治思考

目前我国有数量庞大的显性地方债务和难以估算的隐性地方债务,资不抵债已经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健康持续发展。一些国家或地区针对地方债务问题采取了多种法治模式,其中债务法治体系化、债务接管法治化、统一基金保底与借款法定化和债务指标法定化模式对于我国破解地方债务难题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应当在《宪法》中对控制地方债务进行顶层布控,在此基础上完善财政转移支付与税权法律制度;出台地方债务法,强化地方预算监督;完善地方政府财政责任机制,明确地方债务的主体、发起权限、运行程序、法律责任等。     

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研究

行政决策法治化是法治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现实选择。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但是面临着诸多困境。为推进我国行政决策法治化进程,需要健全行政决策法律体系、提高行政决策主体的法治意识、完善行政决策法治化的保障措施、强化行政决策的责任追究机制。     

行政授权法制化分析

行政授权是行政权力运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目前,我国行政授权存在一些问题,这必然会影响行政授权乃至行政权力合理有序运行.通过更新授权观念、完善授权法律制度、规范政府授权运作、强化授权监督、扩大授权监督主体等措施来强化行政授权的法制化必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消除其造成的危害.     

完善国有经营性资产风险监控体系研究

国有经营性资产的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国有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监督缺失是资产安全问题频发的直接原因。目前对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安全实施直接监督的主要有国资委和商业银行两套系统,但两套系统“两张皮”的体制现实,以及两套系统内部存在的体制性缺陷,导致监督的软约束和风险的失控。完善风险监控体系,目前要从强化政府(国资委)的监督职能,完善监督的体制建设,配套可操作的高灵敏度的监控手段等方面入手,实现监督的职务功能的激励约束和资产权益的维护相互衔接。应对之策主要是:强化风险监控意识;构建相对独立的国资安全监督机构;建立风险控制的信息网络和平台,引入金融政策和金融手段加强监控。通过融合上述两套系统的监督功能,增强约束和激励的刚性,提高监督效率,强化资产监控的广度、深度和时效,把国有资产经营风险控制在所有权可承受范围内。     

论法律监督权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基于拓展行政公益诉讼范围的思考

信用日益受到公众关注并使我国信用监管逐步转向法治化轨道.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我国自2014年起重点关注、全面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宪法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占据独特的地位.发挥法律监督权在社会信用体系中的作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量:第一,发挥法律监督作用是检察机关的分内职责;第二,当前四大领域行政公益诉讼范围亦有维护信用之意;第三,基于拓展行政公益诉讼范围的要求.在实现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进程中,应当通过拓展行政公益诉讼范围、强化法律监督意识、完善信用立法相关规定、提升检察机关工作人员的素质,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运行开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