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主体参与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行动逻辑——基于四类典型模式的分析

在农村场域中嵌入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对于农村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农村地区在制度嵌入的探索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按照制度推动原动力不同可将现有治理模式分为“政府主导型”“村民自发型”“政企合作型”“多元共治型”四类。据此,在持续追踪网络平台的基础上,选取四种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原动力截然不同的农村,对比剖析典型案例治理进程、技术路径、模式特征及治理经验,提炼出各行为主体深层次的行动逻辑。指出基层政府由因高位推动带来行政压力,被动推进转为追求个人政绩主动落实;村干部兼任三重身份承担多重责任;村民分类行为受综合激励链影响差异化遵循“四环节”逻辑;企业在两种委托代理关系中理性逐利,由此提出农村地区生活垃圾分类经验借鉴的实践应针对参与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强化按需激励,以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先进经验的有效推广和运用。     

农村垃圾治理的困境及消解对策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垃圾围村的现象也不断涌现出来。面对日趋严重的农村垃圾治理问题，本文在阐述农村垃圾治理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农村垃圾治理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并相应地提供了消解的对策性建议，以供有关部门治理农村垃圾参考。     

国家-农民关系变迁中农村垃圾治理的实践转型与框架建构

农村垃圾问题与垃圾成分和处理方式密切相关,而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和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密切相关。农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国家道德倡导的"合意",使得农村生产生活废弃物得以在自然环境与乡村社会之间得到均衡处置。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国家道德约束在农村撤出,导致村民随意丢弃垃圾和垃圾围村等环境问题。而国家介入农村垃圾治理和城乡环卫一体化实践,却悬置了农民垃圾处理的积极性,带来农民环境责任感消失、农村垃圾治理不彻底等问题。新时代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需要重构国家与农民的合意性合作关系,建构基于"五个基点"的垃圾治理框架。     

分权式治理何以形成——对粤、川、鄂、鲁、湘六类村庄的观察和研究

随着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村村庄治理结构出现了一种分权趋势,即在原有的"村支两委"共治下出现了监事会、理事会、股份社、经济合作组织等新的组织。这些组织参与村庄治理,分享村庄治理的权力,形成了分权式治理结构。这种治理结构主要源于村庄的经济发展、农民参与以及政府引导。不同类型的分权与民主的关联程度有所不同,经济分权、社会分权有助于民主的成长,行政分权有助于制衡,但其对民主的作用暂时没有显现。     

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

农村社会事务的复杂性、治理场域的差异性决定了当代中国乡村治理主体不会是唯一的而可能是多元的。在乡政村治治理格局下,村庄治理主体可以被析出主要的三方: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乡村精英。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乡村精英或成长为村庄治理的主体。能否或者可能,将取决于三者之间的利益和权力博弈。当然,这种博弈并非出自各方治理主体的主观意愿,而是农村社会的深刻转型与发展态势使然。其中,地方精英与乡镇政府的博弈态势对村庄治理将产生重要影响。     

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乡村治理

制度所体现出来的正式法律规则对乡村治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社会资本则通过社会网络、共同规范、信念等因素对乡村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它们为村民个人、家庭乃至整个村落共同体的发展提供了累加的社会资源,因而既是农村集体行动的基础,也是乡村治理强有力的社会资源。这势必要求我们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以更好地发挥正式制度的绩效。     

农村生活垃圾的环境污染问题与对策——对湘南某镇的个案考察

通过对湘南某镇环境污染与处理现状的系统调查后发现,农村生活垃圾的环境污染问题非常严重:生活垃圾的转移处理方法非常普遍;上级财政无投入而乡村财力无能力;城市生活垃圾向农村转移;农村环保治理责任缺失;农村环保治理措施缺位。其危害是:造成空气污染与水土资源的严重破坏;存在传播疾病的危险隐患;影响人与自然的和谐;转移的处理方式使政府遭遇法律困境。并认为可以采取如下治理对策:完善立法,强化监管;科学规划,持续发展;教育引导,强化责任;加大投入,完善设施。所有的问题都归因于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性问题,只有从整体性入手、具有结构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根除环境污染。     

村委会与集体经济分离:趋势、困境与对策

当前,村庄治理的政治职能、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高度重叠,这种体制导致农村利益形态极其复杂,造成农村治理风险增加。从农村发展趋势看,村委会和村集体经济分离势在必行,这将对政府的管理方式、村民自治、社区建设以及社会融合等产生深远影响。     

两种村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村治方式比较——以浙江省A村和B村为例

本文以两个村庄为个案 ,从实证的角度对集体工业化和个私工业化两种村域经济发展模式下的村庄治理方式进行比较 ,分析了两类村庄治理在社区权力结构、社区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以及村民公共参与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指出 ,村治与经济发展存在着直接的关联 ,特别是作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经济体制与作为基层政治形式的村治有着最为紧密的联系 ,村治方式将在经济等环境要素影响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     

实现农村集体产权混改的治理机制研究

农村集体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依托多地区农村集体产权混改实践案例进行的研究发现,混改过程中形成了由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内部治理、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以及外部协同治理三层机制联结而成的完整治理体系。其中,村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内部治理是实现混改的基本制度保证,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是实现混改的决定性因素,外部协同治理是实现混改的必要保障。鉴于此,在推动农村集体产权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需要发挥村集体的组织功能,构建农民参与的主体性,并推动社会资本进入农村参与农村集体产权混改。     

改革开放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进与发展

农村社会治理结构是指在农村社会治理过程中,由国家、农村社会各治理主体在一整套制度安排基础上形成的相互关系框架。农村改革40年来,农村社会治理主体实现了由单一治理主体向多元治理主体的转变,国家、基层政府、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农民个体以及各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多元治理主体相互依赖、相互制约,推动了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宏观国家层面,国家与农村社会关系的调适;中观乡镇层面,"乡政村治"结构的发展;微观村庄层面,村治结构的优化。总体而言,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演变遵循着由外生型治理结构向内生型治理结构转变的内在演进逻辑和善治的发展方向。     

双层治理结构下村民小组治理机制研究——以陕西D村为例

行政村作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的最基层组织,上连着国家政权;村民小组作为最基本的政治单元,则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基层建设的延伸点。同时,村民小组内部的规则和秩序成为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源,下连着村民生产生活,成为国家政权在农村社会基层建设的着力点。乡村社会的双层治理结构与国家政权建设密不可分,村民小组的治理有赖于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工与合作,充分调动村庄内部的社会资本,实现农村社会的良好治理,利于村民自治体系的不断完善。     

经济能人治村:中国乡村政治的新模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大批经济能人在中国农村迅速崛起。他们积极介入农村基层政治生活,甚至主政村庄治理,形成了独特的经济能人治村现象。经济能人治村对村庄公共权力运作和农村基层社区管理的进一步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一,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民主基础上的权威政治-—民主—权威政治,是对传统的乡村能人政治——乡绅治理的传承和超越,创造了乡村能人政治的新模式。其二,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经济能人主导的多元精英治理结构,突破了人民公社那种一元集权治理模式,实现了农村基层社区管理模式的创新。其三,经济能人治村是一种精英主导与群众参与有机结合的精英—群众自治,是村民群众根据村庄治理环境对村民自治理想制度所做的一种适应性调整和务实性创造,拓展了村民自治的形式。从发展趋势看,经济能人治村势必产生一种具有乡土性和本土特色的能人政治现象。因为,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分化,村庄治理模式将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格局,经济能人治村则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在一些非农经济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它已经成为村庄治理的一种基本趋向。     

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研究

本文着重阐析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的关系,并对目前中国的社会资本现状进行了分析.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目前面临着现代社会资本相对短缺等问题.政府治理过程中应进行传统社会资本的转换,培植现代社会资本,并且通过新型治理、民主观念的树立和政府职能的转变,促进社会资本和政府治理之间的良性互动.     

农民流动、社会资本与政府治理革新

改革开放后,农民大规模的流动打破了传统农村的社会资本格局,并将乡族式社会资本带入城市,这种具有很强的自我封闭性、同质性、强联系性质的社会资本,本身内含的特殊信任与现代社会所需的合作信任、公民信任严重不符,导致城市不稳定因素增多。形成这种矛盾和冲突的重要原因是政府在治理思路、治理法规、治理体制、治理方法上存在弊端。维护城市稳定,实现居民团结合作需要政府治理的革新,以为传统与现代社会资本的融合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集体经济、公共服务与村庄治理——太仓市村级集体经济及其治理调查报告

江苏省太仓市集体经济相当活跃,村级集体实际可支配收入较高,村级集体组织在村域范围内为农民提供公共服务具备强大的经济基础,该市村庄治理结构由此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目前,发达地区的村庄正经历着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的过渡,村庄治理需要转型.同时,也应深刻反思村庄本身的职能定位问题.     

农村土地流转中的中农现象——基于赣北Z村实地调查

在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和土地加速流转的背景下,耕种一定规模土地、并作为农村中等收入群体的中农,因其与土地等资源密切关联,成为维持农村秩序的重要力量,形成了当前乡村社会特有的中农现象.从中农的产生、特点及其与土地关系的分析有助于深刻认识中农对村庄社会生活的影响以及对土地使用效率、村庄治理与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     

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与乡村治理

乡村社会治理就是以村民自治为核心,通过乡镇政府管理和农民制度化参与的并行发展,把农民利益最大化作为根本目的的一种乡政村治的良性发展模式。当前,大量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出现,对于乡村治理的文化成长、社会资本建构和运作绩效有着较为消极的影响。为有针对性地提升乡村治理的实效性,须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民制度化政治参与,实现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多中心治理何以失效？职责消解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初探——基于H市三个“靠煤吃水”村庄的案例分析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是未来中国农村发展的着力点,也关乎着乡村振兴战略与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因此,深入探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生成机制有利于澄清学界认识并推进政府决策。通过对H市三个“靠煤吃水”的村庄长期陷入饮用水困境的剖析,可以发现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学者们所推崇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治理绩效,相反却由于多主体参与供给,造成了各自应有职能与公共责任难以有效发挥,并且逐渐消解的结果,即出现了“职责消解”的现象。这一现象具体表现为基层政府职能漂移、国有煤炭企业社会责任流失、村两委“代理”偏离和农民沦为“旁观者”的情形,从而表明多中心治理在我国现实场域下所面临的失效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