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囚徒困境"与公共治理

自2007年始的全球金融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个人理性的失败.华尔街贪婪文化、公共利益缺失、合作缺乏、政府监管缺位等金融领域中的"囚徒困境"表现为个人利益至上、市场放任、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悖,并最终导致次贷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实施公共治理,防止信息垄断、反对经济放任、加强国家监管、培育公共美德、倡导公共合作可以最大限度地使个人远离"囚徒困境",尽量避免危机的发生.     

从政府理性到公共理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性路径分析

政府理性是指政府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机制与能力。如同其他社会行为主体一样,政府理性也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现代政府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执政党的理性活动表现出来的。公共理性是横跨国家理性、政党理性、利益集团理性和个人理性,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机制和能力。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现代公共理性应成为沟通、协调和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政府)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与桥梁。在现代社会里,政府理性只有置于公共领域的监督和批判之下,其决策和管理才能在更大的程度上体现公共理性,即决策和管理具有公共性、民意性、正当性和合法性。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呵护与培育,社会行为主体理性的公共化,现代公民意识、公民能力的培养与提升,现代法治国家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府理性由个体理性走向公共理性进程中的有效路径,也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构的必由之路。     

论政府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

通过对目前国内三种较具代表性的公共理性的界定的分析,本文提出公共理性是现代社会中沟通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的中介,阐述了公共理性的六个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详细探讨了在中国"强政府"和"弱社会"的背景中政府在推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     

危机事件与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

SARS等危机事件最终挑战的是中国社会共同体理性。强公共理性、强家庭理性、弱社会理性是我国现有共同体理性的总体格局 ;其转换方向是强政府理性、强社会理性、强家庭理性、强个人理性“四强并举、动态平衡” ;培育社会理性则是完善我国共同体理性的重点 ,其首要内容是在合理区分公共信息与社会信息、公共知识与社会知识基础上 ,完善相对独立的社会信息网络     

论公共价值的生成与实现

公共价值是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文化背景下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客体的公共效用、主体的公共表达和具有公益导向的普遍规范。公共价值的凸显以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危机、合法性危机和全球化危机为背景;公共价值的生成以物的公共性为客观基础,以公共理性为主观条件,以公共领域为社会前提;公共价值的实现以公共治理为理想途径,以心性修养为重要方法。     

危机状态中的公共参与和公共精神——基于公共政策视角的厦门PX事件透视

本文立足于公共政策视角,通过对厦门PX公共危机事件的案例分析,认为要科学、合理的应对不断爆发的公共危机,必须实现从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所谓公共危机治理,在其浅层意义上,追求的是通过构建政府与公众互动、彼此沟通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治理系统,从而能够找到化解公共危机的最优路径;而在其深层意义上,则是通过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造就具有公共参与能力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和公民社会,从而最终实现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这无疑是当代政府治理的人文指向,也是走向新文明的历史底蕴,因而格外值得中国公共管理者重视和深思.     

公共领域:一种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解读

公共领域作为公共利益的来源和民主表达的公共空间,先后经历了古代雅典的城邦国家、城市共和国、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以及现代公民社会四种典型的历史形态和发展阶段,并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中体现出不同的民主特征.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形成各种不同类型公共领域的根源,而公共领域也随着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呈现出不断完善的独立性和时代性的特征.     

现代社会中的理性与公共理性

理性是社会行为主体对客体的一种能动的反映,它是人们认识自然和社会及其规律的一种基本能力.社会行为主体的理性在许多情况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工具理性,它是一种不完全理性,或称有限理性.人们在对理性反思的过程中,往往会从"理性至上"滑向否定和抛弃理性的极端.现代公共理性应该成为沟通和统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个人理性与国家理性、大众理性与精英理性的中介和桥梁,它是横跨国家(政府)、政党、利益集团和个人之间,并以成熟自律的公民社会为基础的利益整合的能力和机制.以公民社会为底蕴与后盾,现代公共领域的培育和公共理性的提升对我国政治现代化无疑有着深远的影响.     

悖论与对策——反思我国目前国家与市场关系

经济法作为调整国家与市场关系之法,理当针对我国的现实而作出解决方案.笔者剖析了目前我国国家与市场经济中存在的公共利益与公共选择、有限理性和无限权力、西方市场经济范本与中国路径依赖等三大悖论,并提出了在目前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和改革模式下的法律对策.     

论政府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

通过对目前国内三种较具代表性的公共理性的界定的分析,本文提出公共理性是现代社会中沟通国家理性和私人理性的中介,阐述了公共理性的六个特征。在此基础上,作者详细探讨了在中国“强政府”和“弱社会”的背景中政府在推动公共理性生成中的作用。     

公共人：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公共领域是“行动者”造就的公共空间;公共性则是“行动者”生产的公共理性。这些公共领域内的“行动者”可称之为“公共人”,公共领域也就成为公共人的行动场域,公共性成为公共人的核心价值。治理是指就公共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合作网络。现代国家治理则是实现国家政权与公共领域协同合作,在公共人供给国家政权合法性基础上,保障国家追求公共善的有效性。由此可见,现代国家治理需要由公共人建构的公共领域与生产的公共性,更需要建构公共领域与生产公共性的公共人。因此,公共人是现代国家治理的社会基础。     

中国化“资产者公共领域”:从民间商会到市民社会的路径选择

学界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之概念工具存在理解歧义与混用,“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两者均超越了中国化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特殊国情,“资产者公共领域”可能是更实际的学理研究路径。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领域中间,是一个广泛、深邃的市民社会转型地带,并呈递进式状态,朝着市民社会的终极方向演进。当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学理研究角度应是民间商会基础上的“资产者公共领域”,而非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两面性及网络秩序的合理构建——兼谈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的当代启示

中国的网络公共领域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迥异于西方国家的两面性特征,即一方面为广大网民提供了自由言说的平台,通过公共舆论监督政府等公共权力机关的运作;另一方面又在客观上为网络暴力等侵权行为及不实或过激言论的滋长提供了温床和土壤。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为参照,我们可以勘定造成中国网络公共领域之两面性的根源:它的积极向面源于公众、高效沟通媒介与公共舆论的基本形成;而消极向面则源于理性反思、深度交流和批判性建言的相对缺乏。要处理好这种两面性,建构国家、社会和个人间良性互动的网络公共领域,应做到:进一步完善作为网络公共领域培育基础的经济政治生态环境;切实加强政府对公共舆论的引导和管理;不断提高公众素质,树立积极理性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意识;建立健全政府和网民的长效沟通机制,彰显网络公共领域批判功能的建设性维度。     

中国"公民社会"的生成与民众"公共精神"品质的培养与化育

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内在地禀赋着重建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的历史使命,客观上要求现代社会本质应是一个具有自主性和自足性品格的"公民社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健康、发达的社会"公共生活"气象;"公共精神"是公民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精髓,它发端于市场活动的内在要求,位于社会最深、最基本的道德和政治价值层面,以全体公民和社会整体的生存和发展为依归,包含着对民主、平等、自由、秩序、公共利益和负责任等一系列最基本的价值目标的认肯与追求;中国市场社会中民众"公共精神"与公共生活品质的培养和化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发育中国的"公民社会",拓展中国公民的"社会空间";加强全民族的现代"公民意识"及其"公共规则"教育;挖掘传统文化中的德性伦理文化资源,形成现代公民社会的"公民美德"风范.     

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找回政治——试析波齐的国家理论

波齐在其代表作《国家》一书中,深刻揭示了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即“政治权力的异化”.为解决该难题,波齐首先回顾了西方现代国家的成功之道,指出一个“公共领域”的存在是现代国家完成“向上集权”与“驯化权力”的关键.而当代西方国家,由于官僚政治的泛滥、政党代议功能的削弱,以及自由民主社会的“去政治化”,严重破坏了“公共领域”,致使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断脱节、国家向前现代化状态倒退,产生西方国家危机.为扭转颓势,必须利用大众媒体的力量和公开政治过程,重建公共领域,找回政治.     

价值规导与实践体现：公共理性与公共治理互动分析

公共理性是有限理性和渐进理性,是公共智慧、累进常识和演进性的公共规则,是发展理性、公民理性.它表达的是公正理念,倡导的是社会合作,运行的是共赢思维,发展的是公共治理的逻辑.其核心是强调权力的合法性和利益的协调性;任务是为政治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提供一个基本合理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尺度.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用公共理性理念来规导和展开公共治理,在公共治理中实现公共理性,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公共决策中利益博弈的新动向及其机制完善对策——基于"番禺垃圾焚烧事件"的分析

备受国人关注的"番禺垃圾焚烧事件"充分折射出我国公共决策中利益博弈的新动向,即公共决策主体实现一定程度的多元化,各种社会利益(公共利益、政府利益与私人利益)对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由此形成多元利益关系,从而推动各方利益主体相互博弈,最终促使公共决策重新步入正轨并实现其理性回归.     

历史与现实:公共领域发展的中国考量

中国公共领域历经了混沌萌芽、昙花一现、挤压殆尽和喜忧交织的发展历程;呈现明晰化与再封建化并存、生活化与世俗化并存、私密化与公共化并存的现实表征。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驱动国家与社会的亲和性分离;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实现党对国家与社会的正确领导;强化公共领域发展的政府主导功能,促进其现代生长;扩大社会组织的广泛参与,激活社会组织对其的建构力量等,是公共领域发展的中国路径选择。     

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及其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在 80年代提出的“交往行动理论” ,其实早在他 60年代初的著作中就有了萌芽 ,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整体思路是 :“公共领域”于 18世纪在西方社会开始出现 ,但随工具理性的过分扩张 ,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统治使“公共领域”渐趋衰落 ,交往理性受到压制。要化解现代社会的危机 ,根本出路在于重建交往理性。本文指出 ,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也适用于当前中国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