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粮食直补政策效果的分析

粮食直补政策是国家为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同时,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而提出的.笔者认为,在农业生产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不如将直补资金用于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减少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     

粮食直补政策的"公平价格"分析

由于所处的历史条件不同,学者们对"公平价格"理论有不同的见解."公平价格"理论丰富的内涵可弥补粮食市场和粮食直补制度的不足.我们可以此为基础,借鉴国外相对完善的补贴制度,建立以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为目标,以粮食直接补贴、价格支持、配额生产、执行监督为保障的多种配套措施相结合的国家粮食价格干预措施,全面保障国家粮食的安全.     

中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直补政策效率评估

中国粮食主产区直补政策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是多维的,对其效率评估也不能一概而论.中国粮食主产区的粮食直补政策,在技术效率、规模效率与综合效率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别,粮食直补政策Malmquist生产率偏低应主要归咎于技术无效率,提高粮食直补生产率应主要依赖于技术进步.为此,应在财政能力可及的范围内提高直补标准,扩大直补规模;加强粮食直补信息化建设,简化补贴资金发放程序;充分发挥规模经济优势,不断扩大农业生产规模;推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提高粮食直补资金利用效率;因地制宜优化粮食直补制度,甄别制度优化重点.     

论我国转型时期的民法规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之后,我国正从法治的立法时代迈向司法时代。作为成文法国家,我国法治的基本要素包括维护法律的稳定性和保障法律的正确施行。法律规范是法学研究的核心,也是司法裁判的基础。针对我国转型时期的法治现状,我国现有理论对民法规范本身的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对民法规范的性质、类型尚未形成共识,对违反强行性规范的法律后果界定混乱,由此影响了司法适用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强化民法规范的研究,合理厘清民法裁判规范的地位与类型,注重民法规范方法论的研究,正确把握公法规范对民法规范的影响,这对我国民法理论研究与司法适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粮食问题的制度因素

本文分析了我国粮食产生、流通的制度沿革,认为粮食生产与粮食流通的脱节 是 我国粮食问题的根本问题所在。本文进一步提出,实行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合作制的结合,是 解决粮食产销脱节的理想选择。     

论我国对粮食主产区的保护和支持

我国粮食主产区在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实现农民增产增收等方面面临着诸多问题,当前国家加大对粮食主产区保护和支持是十分必要的,又是极为紧迫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的理性思考

文章针对优质粮食产业工程提出和实施的背景,从四个方面剖析了实施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对可持续解决国家粮食安全的重大战略意义.力求用创新科学的理念来推动优质粮食产业工程的建设,探索如何确立一种能有效保护和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政策机制,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长久实现增产增收的双赢,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     

古代直诉制度的意蕴解读

直诉制度从起源时起就承载了中华法文化的许多特质,特别是蕴涵其中的人本主义和人治主义传统.从价值意蕴上看,它体现了"人本"理念下我国古代历代统治者治国对百姓的人文关怀的一面,反映了"仁者爱人"、"民惟邦本"和"道德教化"等人本思想的核心价值.从实证意蕴上看,传统中国直诉的发达,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治方式下百姓诉求表达的曲折艰难和君主的制度诉求.对直诉制度进行深层解读有助于发掘并利用其现代价值.     

民初水政制度的近代转型:以海河裁弯取直为例

海河水系的治理是近代天津乃至华北社会的重大事件。在民初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中,三岔河口裁直是由顺直水利委员会与海河工程局第一次协同筹划、由地方绅商携同直隶省议会筹集款项,并由警察厅负责购地、拆房及招标的水利工程。它的成功实施既见证着水利工程治理的历史性发展,又凸显着水政制度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当然也集中呈现着民初政治和社会的诸多问题。深入解析水利工程治理及其水政制度的蜕变,或可以一个独特视角映射出一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转型时期社会发展观探析

中国正处在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提出建立“和谐社会”是社会自身发展的需要,体现了社会发展所追求的价值目标。要实现人与社会的和谐,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原则,建立起社会在稳定中实现和谐发展的有效的运行机制。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布的变迁研究

居民收入变化包括收入分布的位置、延展性和形态的变化等,可以把这种居民收入整体特征的变化称为收入分布变迁。利用收集整理到的我国省市年鉴收入分组数据和CHNS数据,通过参数和非参数两种估计方法完整地刻画城镇居民收入分布变迁。参数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使得城镇居民收入由低到高向上转移的趋势明显,而收入提高的不同步性又导致了收入的差异性。进一步的反事实分析表明:在收入变迁过程中,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为主导,由现阶段的分配制度等导致的不同步次之。另外,收入分布变迁带来的社会效应及其市场效应也值得进一步研究思考。     

深化我国粮食政策性收储制度改革的思考

我国已经取消玉米临时收储制度,探索建立市场定价机制和价补分离保护粮农体制。2016年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成效显著,既坚定了对玉米收购市场化改革的信心,又对稻谷小麦等收储制度改革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但是,玉米收储制度改革成效仍然属于市场自发调节的结果,其做法应用于稻谷小麦需要谨慎。保障粮农增收和口粮绝对安全是我国粮食政策性收储制度深化改革的底线。稻谷小麦是我国最重要的口粮品种,其收储制度改革应在坚守底线前提下以最小扭曲市场为原则,可以在缩小最低收购价实施范围、合理确定最低收购价水平和选择多元化执行主体等方面进行重新设计,从而形成既不违背世界贸易组织农业规则和我国入世承诺又能促进多重目标实现的制度安排。     

经济制度转型视角下的宪法改革与完善

伴随着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型与发展,中国宪法也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成长之路。反思中国经济制度转型背后的宪法基础,可以看到现代经济制度条件下,中国宪法所暴露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整体来看,主要体现为四者:经济权利的宪法保护体系不健全、宪法中的政府职能定位有待转变、缺乏系统化的宪法经济原则引领,以及中央与地方经济权力分配机制有待完善。为此,我们有待于摆脱教条主义宪法观,培育包容的宪法文化。     

转型社会中的整合与控制——关于中国单位制度变迁的思考

中国的单位制度在其变迁的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种变化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整合与控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与后果。这是当前社会学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单位对国家、个人对单位的依赖性会逐渐地弱化,国家与单位两极构造所形成的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会松动和逐渐消逝,但是,这种以单位组织为主导的基本结构格局在短时期内还不会彻底改变,单位组织和非单位组织并存、两种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并存、且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态还会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彻底重组建立在这种基本结构格局基础之上的中国城市社区的整合与控制机制的时机还没有完全成熟。当前,我们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因势利导地顺利实现中国单位制度的创新与变迁。     

中国转型时期面临的稳定压力与制度建设

中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稳定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对中国面临的稳定压力和近期一些新制度安排的分析,转型过程中的不稳定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的制度建设相对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变化滞后所导致的;转型时期的稳定压力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一种经济增长与制度建设的反差效应。在转型过程中,社会危机的预防和应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制度供给和适应性调整,积极稳妥地推进制度建设可以有效化解稳定压力。     

中国经济转轨与社会变迁:经济学视觉

30年来中国经济市场化转轨过程的实质是政府放松对非国有部门的管制,通过政府主导的分权化和市场化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和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然而,这种模式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却引起了中国经济市场化的单腿独进和社会发展的滞后效应,表现出了市场化扭曲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消解了社会整合的伦理基础,这是当前中国社会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     

论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之完善

针对我国医疗保险制度中存在的覆盖面和资金来源渠道狭窄、个人费用负担加重、医疗费用难以控制、医疗资源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应该采取扩大医疗保险覆盖范围、扶持商业医疗保险发展、加强医疗保障经费的征集管理、健全医保基金监督机制、推进医疗机构属地化和全行业管理、加强医保立法等对策,以逐步完善我国医疗保险制度。     

关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制度架构

为适应"信用经济时代"的需要,各国已普遍建立起社会信用体系。我国信用缺失严重,信用状况极其严峻,信用立法近于"真空",亟待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特别是有关社会信用中介体系的设立、信用信息的征集与使用以及完善相关法律机制等更是亟须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