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致叶圣陶的一封信

鲁迅与叶圣陶有较多的交往,据《鲁迅日记》载,他写给叶的信就有六封。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后复叶圣陶信。”同年同月二十四日“午寄叶圣陶信并稿,即得复。”又二十七日“寄叶圣陶信并还书。”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复叶圣陶信。”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上午寄叶圣陶信。”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寄叶圣陶信。”     

儒道之“信”探微

春秋初“信”为祝史职守之“道”。春秋末老子、孔子共同开启中国哲学“信”范畴的历史篇章。“信”范畴在道家有一个从“无为之信”到“逍遥之信”的演变,在儒家则有一个从“仁信”到“诚信”的演变。老子“无为之信”作为一种言说道德,以“言由乎道”或“言法自然”为本质特征;庄子将老子政治哲学的“无为之信”发展为处世哲学的“逍遥之信”。但两者均以“守中”“不辩”为共性特征。孔子之“信”属于“仁”范畴,为“仁爱之信”,其以“言必信”为体、“言不必信”为用,具有“信”的经常性与权变性辩证统一的特点,更以其立基于“智”的特点,与排斥“智”的道家老庄之“信”形成根本区别,又别于以“诚”为“天之道”的孟子之“信”和继承并发展了孟子“诚道”思想的荀子之“信”。孟子之“信”属于“诚”范畴,为“诚意之信”,是“仁”“义”“礼”“智”的共同根据。荀子之“信”作为具体表现“诚”的“信”,与“忠”处在同一层次,具有“诚意之信”与“实言之信”双重意义。虽然和孔子一样以“信”作为言说道德,但荀子更以“诚意之信”作为手工职业道德,是其区别于孔孟之“信”的一大思想特色。     

多用户MIMO信道下行链路预编码方案对比研究

研究了多用户MIMO系统中基于信漏噪声比(SLNR)的预编码算法,给出了求解方法,并分析了基于信干噪声比的迫零算法必须满足的天线约束条件。与迫零算法相比,基于信漏噪声比的预编码算法没有限制发送端和接收端天线数,同时由于考虑了噪声的影响,不会有噪声放大,可以得到闭合解。仿真部分对基于信漏噪声比的预编码算法与基于信干噪声比的迫零算法在不同情况下的性能进行了对比,突出了基于信漏噪声比的预编码算法在不满足天线约束条件时的优势。     

试论儒家的“信”何以能“忠”——儒家本体与工夫互涵互释的一个案例

儒家强调“忠”,要求人们能够与人忠、与己忠,但只有通过“信”才是可能的,因为尽己之性才能尽人之性、尽物之性.对别人忠,首先要有信于人,竭尽全力,信实可靠,让人放心,让自己安心.有信于己,才能见信于人,不信则不足以爱人.通达自己,则一定能够忠于天地万物.信在言与行、主与客之间发挥一种统一和联结的作用,它打通本体与工夫、消除物我,因而既成为尽忠的一项修持工夫,又是人之为人所应该守护的根本.忠信统一,合德并称,而可通达天道自然.     

论“信”德

“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重要的道德范畴，有其自身的形成、演变过程，在维持人际平衡与维护统治者统治方面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人应努力修养、实践“信”德，只有批判地继承“信”德，才能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一个重要的社会基础。     

袁氏兄弟知见《金瓶梅》的时间考辨

关于《金瓶梅》抄本流传的时间问题,因为史料的缺乏与零散以及研究者的疏漏,迄今尚未有统一的认识。而与此问题有重要关系的,便是袁宏道给董其昌(字玄宰,又字思白)的信。他在信中说:     

从《尾生的信》解析芥川龙之介

《尾生的信》是芥川龙之介在大正八年二月,也就是1919年在他27岁时写的一部作品。本身这部作品在中国的典故《庄子·盗跖》中就有这么个说法“尾生与女子期于粱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文章的题目为“信”,那此“信”到底指的是什么？有人曾指出这里所说的“信”为“信任之信”,我却认为此处的“信”为“信仰之信”,虽谈“信”但是通篇文章却不见一个“信”字,但又是由始至终却始终能让人感觉到它的存在,也正是那种无形的“信”来支撑着全文。另外文章还反复的出现了一句话“但是,她还是没有来。”因此“等”也成为了此文的另一主题,因“信”而等,因等坚“信”。     

孔孟诚信观比较

孔孟"信"德的共同点:"信"理上都强调仁包含着"信",内心忠实无欺,从义而行,言行一致;"信"是立身之本,立国之本,社会和谐之本;通过教与内省以达信.孔孟"信"德的区别点:在"信"理上:在仁与信上,讲心性与否,与仁并列高低之别;孟子讲信与"诚"相连,而孔子只讲忠;言必行,行必果与否的区别.在"信"的功利价值上的区别.在达信上,践习与养心的区别.     

文学翻译基本原则初探(上)——再评《哈姆莱特》几种中译本

翻译,长期以来就有“直译”与“意译”之争。严复提出的“信、达、雅”太笼统,随后也有不少人对此作过具体阐述,也有许多人提出了异议。从理论上讲,“直译”与“意译”之争和“信、达、雅”之辨,是互不相干的两码事,但实际上却是互相交织、不可分割的一回事。一般说,“直译”侧重的是“信”,即忠于原文;“意译”强调的是“达”,即     

黄庭坚诗文中的弥勒信仰

北宋弥陀净土思想风行天下,黄庭坚对此却并无太大兴趣。相反,他对统治者一向提防的弥勒信仰（尤其是弥勒下生信 仰）倒是颇为留心。究其原因,与黄庭坚的禅学思想背景及其儒家知识分子的现实品格有莫大关系。     

翻译标准“信、达、雅”评析

翻译是沟通两种语言的媒介,是进行思想交流的工具。理想的翻译应当将原文的信息如实地传递给读者,使译文读者得到与原文读者大致相同的感受。翻译的这种性质与功能,决定了翻译必须遵循的客观标准是“信、达、雅”。但是,多年来由于认识角度和研究方法的不同,我国译界在“信、达、雅”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争论,至今仍未达到一致的认识。为了弄清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信、达、雅”标准进一步进行探讨,明确其真实涵义,发掘其新的义蕴,给予科学的阐述。信、达、雅的真实涵义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把“信、     

《民间俗信与科学文化》一书出版

刘德龙、张廷兴、叶涛等民俗学者撰写的《民间俗信与科学文化》一书,2002年2月由山东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书34万字,100多幅插图,分为总论(论俗信)、传统节日俗信、人生礼仪俗信、衣食住行俗信、社会     

《慰劳信集》与卞之琳诗歌风格的转变

卞之琳在抗战时期创作的《慰劳信集》标志着他的诗歌风格的一次重要转变。受时代的影响,诗人创作激情被激发,出于对诗歌艺术的追求,卞之琳并未放弃前期的艺术理念,而是努力探索个人的诗歌技艺与时代抗战主题创造性融合。与卞之琳前期作品相比较,《慰劳信集》在视角、诗境、意趣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与同时代其他抗战诗歌相比较,《慰劳信集》选择了不一样的理性抒情鼓舞人心与赤子之心贴近大众的艺术途径。《慰劳信集》不仅展示了抗战诗歌的一种新风貌,也是忠实于诗歌艺术,面向大众读者的一次成功的艺术实践,具有独特的启发意义。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从东亚佛教视角看知礼与源信的天台佛学问答

从日僧源信与宋僧知礼关于天台教义的二十七条问答中可以看出,源信对天台教典有细致钻研,但由于汉语非其母语,有过于拘泥文字的缺陷。知礼主张在解读典籍时取融会贯通之道,反映出中国佛教学者的一贯诠释立场。源信尤其重视成佛的修行问题,对天台教义的把握侧重解脱论层面,对佛、净土、《起信论》问题也有所关注,体现出日僧对净土的信仰与对《起信论》的重视,亦可见知礼在根本教义层面对天台教义与《起信论》的融通诠释,反映出北宋初期中日天台宗发展轨迹的异同及其互动。     

诚信与信用之辨析

时下,诚信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可是,有的人把诚信和信用等同看待,以为诚信就是信用,开展诚信教育就是加强信用建设。这样理解似乎有失偏颇。这里,且作一些辨析。 诚信与信用,二者有内在联系,又有明显区别。诚信属于道德概念,是诚实守信的意思。它用于人的行为,是道德规范;见于人的修养,是道德品质。诚信的信,意为人的内在善意和良心,即孟子所说的“有诸己之谓信”;按照北宋思想家张载的解释,就是“诚善于心之谓信”。信用则     

美学视野中的“信达雅”

“信、达、雅”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提出的关于翻译的标准,百余年来在我国翻译界反复激起波澜,这说明“信、达、雅”有其强大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对“信、达、雅”否定的声音仍不绝于耳,这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缺乏足够的认识,也是因为我们对于“信、达、雅”缺乏认识上的引导。文章认为,“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能展现经久不息的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而这其中就有其天然的美学内涵。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史记》里有一段有趣的记载，有一天刘邦与韩信闲聊，刘邦问：“爱卿与朕孰能耶？”韩曰：“若论带兵，上不如我，信将兵多多亦善。”刘又问：“卿何故为我所御？”韩曰：“上善将将，信不及。”     

王维诗中的“空”与其英文词等值翻译

众所周知,翻译离不开求“信”。从某种意义来说翻译本身就是“信” 的形成过程。所谓信,就是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思想内容。笔者认为,这是翻译质量的首要标准。人们对“信”的解释不尽相同,对“信”的标准更加具体化。本文拟就“信”字出发,探索王维诗歌里的“空山”或“山空”的“空”在翻译过程中其英文词选择的得失。 在王维的诗里,有不少表现空灵之境的作品,“空山”、“山空”之类的词经常出现。     

一份“爱的计划”

临近年关的时候,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信,它是一位长者写来的。这位长者在国家的一个部委工作,几年前接受过我的采访,因此熟识了;又兼他平日里也喜好写诗作文,与我多有诗文上的唱和,久而久之,有了不少书信上的往来,渐渐便成了忘年交。他在信中这样写道:“小友:见字如面。新春伊始     

翻译的标准新探

受后现代翻译理论的影响,"信、达、雅"这一经典翻译标准遭到解构和质疑。本文重新对"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进行分析,指出其在提出百年后仍适用于当代翻译实践。另外,本文认为,"信、达、雅"可以随着时代的得到进一步的补充和阐释。在"信、达、雅"的基础上"发挥译语优势"使"信、达、雅"更有现实和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