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秩序的现代性危机解读——从权威与秩序的角度透视

现代社会处于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激烈碰撞的时代,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有着传统物质的乡土社会秩序遭到来自本身结构深层的裂变和外来西方工业文明等现代文明的冲击,这种震荡和不稳定如涟漪般泛延开来,形成乡土社会秩序的现代性危机.现阶段我们要特别警惕那些宗族性质的黑恶势力与农村基层政权的结合,对乡村秩序的破坏.     

后乡土社会法治秩序的构建

"乡土社会"是对中国旧有的农村社会的特性所作的一种概括,但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已经并且正在经历一场在速度、深度、广度上都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后乡土社会"的特征正在凸现.后乡土社会下,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乡土的礼治秩序渐趋淡化,传统礼治秩序下的权威和价值体系面临解体或重构,即便如此,现代法治在后乡土社会的秩序重构仍面临着法律信仰与乡土信仰、国家法与民间法以及法律资源需求和缺失等一系列的冲突.在此视角下,笔者探讨了从法律信仰、法律意识、法律资源及法治秩序方面对后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可行,以期实现法治秩序与乡土的完美整合,谋求更为和谐的农村社会.     

阅读秩序:空间语境下的乡土社会及其变迁

空间阐释对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结构特征与社会变迁的演变过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空间与社会的辩证法,是指空间与社会处于一种相互建构的持续的绵延状态.传统乡土社会是一个静止的、封闭的、独立的社会空间,中国乡土社会的秩序基础是建立在"社会不流动"这一前提之上的,这一特征也导致空间生产的凝滞与内卷化.1949-1970年代的乡村社会是一个日益被边缘化的空间形态,新政权为了追求统治的合法性与权威性,通过实施各种空间策略,使新政权的意识形态渗透进了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将乡土社会空间建构为同质性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实行严格的城乡分割的制度安排,即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导致城乡社会空间被割裂.考察1970年代肇始的大规模乡村社会流动,以及伴随着的空间转换、"时空抽离"过程,可以梳理出空间的新的形态与形式,以及不断变化的新的空间重组和危机.     

从制度到秩序——广州Z村征迁过程的人类学解读

社会转型在带来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多令人深省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文章以广州花都区Z村的征迁事件为线索,通过对事件过程的描述与分析,从制度与非制度两个层面探究了其产生机制与解决之道。     

乡土中国的转型与后乡土性特征的形成

乡土中国在经历土地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重大制度变迁之后,乡土性特征已经发生变化,然而乡村社会的实体结构及部分乡土文化依然存续,由此构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后乡土性特征.后乡土性特征突出表现在当前农村的双二元格局及秩序基础的行政化和制度化,城乡二元及体制内与体制外二元已成为农村发展不确定性的重要因素,而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已将乡村治理纳入国家公共管理体系之中.     

转型时期国家在保持乡土秩序中的作用——对国家权力上收论与国家权力下渗论的评论

本文认为 ,在当前乡土秩序研究领域 ,有两种对立的政策主张 :国家权力上收论与国家权力下渗论。国家权力上收论者的主要理念来自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结构主义 ,国家权力下渗论者的主要理由是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内外部环境及整个现代历史发展趋向的分析。无论何种背景 ,理论界大都同意保持乡土秩序并以此促进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价值先决性。在现代化这一主题关怀下 ,本文通过对诸种政策主张的社会学考察 ,发现国家权力上收论与下渗论之间存在断裂 ,当前应以具体研究而非抽象争论来寻求适合中国国情的保持乡土秩序的智慧方案     

乡土中国的圭臬——谈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土地意识

农民的叙述史,实际就是土地意识的叙述史。对土地意识如何表现、表现如何,实为品评农村小说经典性的重要尺度。本文以土地意识为视角,结合现代农村小说创作历史,分析了《白鹿原》在土地意识表现方面与现代经典小说相比所具有的多方长处,指出《白鹿原》揭现"民族秘史"的写作期许与创作成功,关键在于稳准把握了土地意识。土地是圭臬,圭臬是打开"民族秘史"的钥匙,有了土地意识的积淀,"民族秘史"才有了厚重感与沧桑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演进与治理意蕴——基于秩序视角的分析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原创性论断,作为一个时代命题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民族实体结构视角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往往被限定在文化民族关系协调与权益保障的狭窄范畴.从秩序视角出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秉持先进理念的政治主体与社会大众上下互动,共同建构政治社会秩序与集体认同的过程,理性化的秩序结构和...     

乡土传统再造中的仪式秩序与空间认同——对云南省石林县月湖村“祭山神”仪式的人类学分析

民族村寨文化的复兴重构是其发展变迁过程中的一种现代性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月湖村"祭山神"仪式的复兴与再造,不仅是草根社会对民间信仰的象征性表达,同时也因当下村寨场域的特殊空间格局和维系社区现实生活秩序的结构性需求,而被赋予了新的地方性社会文化功能,成为文化主体对乡土社会空间的隐喻性建构和草根性认同。     

重大疫情背景下的个人理性与共同体秩序：溯源与当代回响

个人理性与共同体秩序,是一个西方话语,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二者之间的矛盾缘于近代政治自由主义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2020年,新冠肺炎席卷全国,为了控制疫情的蔓延,中国采取了一些非常规措施,这被某些西方媒体指责为侵犯人权。个人理性与共同体秩序应该维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彰显了个人理性与共同体秩序之间的共生共存性。然而,重大疫情的暴发,也再次警示人们反思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建立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人与世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新时代角度,对个人理性与共同体秩序问题做出的回应。     

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不可能三角”:解释及出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和利用方式经历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阶段,当前正处于通过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来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阶段。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政策规定与实践运行状态之间存在着诸多偏差,这导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农户等三大主体对土地具有六重功能,但不可能三角意味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要同时实现多元主体的多重功能是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未来应通过对土地附加功能的适度剥离、以及土地权利边界的逐步明晰来突显土地的经济功能,进而依靠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的完善和拓展来实现土地资源的更优配置。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理论

目前法学界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性质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不仅是物权,而且是与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平等的独立物权;同时,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并非传统大陆法系的私权,而是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于一体的财产权。     

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残缺与重建研究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明晰性、排他性、安全性、可转让性、权能责任利益对称性、可实行性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而这又与其法律属性不明确有关,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以债权形式出现的具有一定自物权属性的且呈现具有普遍意义的物权化变迁趋势的特殊的土地权利。本文首先根据产权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提出一个分析农地承包经营权的一般框架并运用这一分析框架对现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进行分析,然后探讨农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属性,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制度的政策建议。     

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模式研究

关注近年来浙江省农村土地流转的各种模式。土地流转的实质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土地流转已成必然趋势，它有利于区域农业生产力的再解放，有利于土地利用率的再提高。     

宅基地使用权取得的法律结构

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物权法》存在法律漏洞。填补这一漏洞的方式为类推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规则,设定该权利取得的法律结构。农户取得宅基地使用权的法律结构以农村村民的成员权为逻辑基点,以合同机制为逻辑线索,具体构成为:农村村民行使成员权与其所属集体经济组织签订的宅基地使用权合同,该物权合同以行政审核与审批为生效要件,宅基地使用权因合同生效而当然设立,不需要履行登记等其他程序。     

土地流转视角的农村人力资本流动及其对策建议

农村人力资本的合理流动是土地流转的前提。土地流转能够有效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进一步激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观念障碍、信息障碍、成本障碍、技能障碍、制度障碍、职位障碍、收益障碍和公平障碍等八大障碍,较严重地制约了农村人力资本的流动,阻碍了土地流转的进一步实施。必须消除这些障碍,进一步促进人力资本有序流动。     

农村权力关系的重构:以苏北土改为例1950-1952

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结束了中国长期战乱的局面。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可能比战争更深远地改造了中国社会,冲击着每个人的生活。这种结构性变革的一个突出体现,便是广大乡村地区权力关系的重新构造。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个复杂的重构过程即发轫于1950年的土地改革。本文通过对江苏省苏北土改的考察,就重构农村权力关系的策略问题,从斗争地主、动员群众和整顿干部三个方面呈现这一运动的概貌。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思考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序流动,既是涉及农民自身利益的重要问题,也是事关整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课题。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流动对社会经济协调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但在目前的实际工作中存在较多的问题,必须结合实际进行分析,并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法。     

“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流转的基础模式与农业规模化经营

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与经营权三权分置是今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也是推进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要制度条件。“三权分置”背景下,土地经营权流转将成为未来农地流转的基础模式,即通过土地经营权的流转以实现土地的“成方连片”,农户对承包权的保有以实现财产性收益。从法理上,以“经营权流转”为基础的流转方式能够适应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农业股份合作社、土地信托等典型的农业规模化经营模式,也能够化解在农业规模化经营中,土地流转与农民失地这一矛盾。     

农地流转方式福利效应研究——基于农地流转供求方的理性选择

本文对农地流转的供求双方选择何种流转方式进行土地流转能够实现福利改善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流转供求双方理性人假设和流转成本与收益的约束条件下,农地流转的供给方(农地供给者)进行股权投资的分红收益与流出土地的机会成本(主要是土地的基本保障效用)大小是其对流转方式作出选择的依据;农地流转的需求方选择专业化合作组织参与的流转方式(以股权投资为例)可以为其减少交易成本,并取得生产的规模效用,福利得到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