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率的社会学后果研究

一、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水平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经历了 70年代迅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之后 ,于 9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分水岭 ,即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又进一步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进入 90年代 ,中国人口生育率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之下的人口比重由 80年代末期的 33 %上升到 1992年的 82 %① ,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发生了质的飞跃。世纪之交 ,我国总体人口继续保持着低生育水平 ,1999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仅为 1 8,低于更替水平许多。就世界范围来看 ,我国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水平 …     

贵州省育龄妇女生育率变化趋势探析

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是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客观准确地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动趋势。对于科学地认清人口形势是很必要的。本文主要根据《贵州省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以及《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对近10年来贵州省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和孩次别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年龄别生育率 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是分析妇女生育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用以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的年龄分布特点。     

近喜远忧的持续超低生育率--以苏州为例

本文在对苏州人口发展的历史、现状与前景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研究与分析了持续超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后果及其可供选择的应对方案,并对与此有关的人口红利与人口亏空、可持续发展的人口条件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近喜远忧的持续超低生育率不应成为我国所追求的政策目标。     

中国的低生育率

本文对我国生育率转变进行了分析,认为作为计划生育的努力目标,我国的低生育率已成为现实。由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生育率下降起点高但降幅大,因而我国人口的急剧转型引起社会经济转型滞后而产生诸多挑战。但必须充分认识到,与持续低生育率相伴随的问题,既有消极方面,更有积极方面。生育率下降在带来与家庭结构和人口结构变化相伴随的一系列问题外,也将对我国的教育、就业、妇女地位等产生积极的深刻影响。从发达国家经历看,低生育率引起的人口零负增长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福利的影响更取决于社会条件、经济形式与制度性因素,因此,不仅人口政策必须要作为社会经济政策的一部分加以考虑,而且要通过深化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来减少和消除低生育率的消极后果。     

甘肃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甘肃省有80％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他们以手工的方式来解决吃饭问题,加之自然条件较差,农业基础薄弱,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总的来说尚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种情况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促进、甚至强化了农民中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农村人口盲目增长的势头。从妇女的近期生育水平看,我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41,高出全国0.11,其中城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3,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84,个别地区高达3.1。由此可见,农村人口不仅基数大,而且生育率高,因此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已成为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所在,而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又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关键所在。本文就甘肃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建设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我国农村生育率转变道路研究

生育率转变是人口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传统人口学根据西方国家人口转变的经验总结出一套生育率转变的标准模式，即经济发展是生育下降的唯一动因。本文在研究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的过程中发现，中国农村生育率的转变有别于传统的标准模式，即在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创新为生育率下降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同时，计划生育政策在生育率下降的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表明中国农村生育率转变走的是一条计划生育与社会发展并举的特殊道路。     

低生育研究——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发展

本文针对我国人口发展的新情势进行了理论的和对策性的研究。本文认为,目前中国已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但低生育目标的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首先,中国低生育的实现有其特殊性,是不稳定、不平衡、也不彻底的,生育率转变的任务并未完成;其次,伴随生育率的下降和转变,我国人口问题的焦点开始从高生育率带来的挑战转向人口老龄化及其它和低生育有关的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人口问题转型期。从人口再生产规律角度看,中国人口控制的目标并非简单地越少生越好,也非生育率越低越好。最优的生育率调整是超前有序的。由于低生育及其新人口问题的出现,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力和预见力开始受到挑战。本项研究是对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拓展。     

从死亡水平对生育水平的内在关系谈贫困地区人口控制

一个人口群的死亡水平直接影响到妇女的生育,即是说,人口存活率与生育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生育的目的,一是为了“种的繁衍”,要生育足够数量的后代来接替老一代,达到世代延续.二是为了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来创造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人口死亡水平高,存活率低,妇女就必须以高生育水平来弥补损失,这种生育意念的长期诱导作用,妇女就必然早育、多育.反之,则是晚育、少育.,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广大农村地区医少药状况更为严重.人口死亡率高,存活率低,妇女生育水平也就高.如1981年全省3个民族自治州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4.86,而其他六个地、市同一指标为4.03;1989年3个自治州总和生育率下降到3.21,而其他地、市则降到2.85.     

影响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因素及广义的计划生育政策

一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广实行以来,在控制人口增长和促进生育率下降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极大成功。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50和60年代(除三年困难时期以外)一直保持在每个妇女6—7个孩子的高水平,1963年更高达7.5。从1971年     

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研究

低生育率问题是影响东北地区人口均衡发展、地方经济振兴和边疆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成为超低生育率地区.东北地区出生率持续低迷,2019年东北地区出生率比全国低40％以上,出生人口数量进入持续减少阶段.与2000年相比,2019年出生规模降低了37.5％,降低幅度最大的黑龙江省达到了40.4％.从低生育陷阱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未来东北地区提升生育水平面临很多困境,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且年龄老化,婚育结构变化,叠加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增长负惯性持续强化.从取消生育限制、提高生育意愿、减少妇女流出和提高已婚育龄妇女数量等方面入手,可以减缓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状况,遏制低生育率陷阱的继续加深.     

低生育率：怀疑、再调查与重复验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有多高始终争论不休。文章通过梳理1990—2020年间关于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与研究成果,呈现出我国“生育率高低之争”的历史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统计与研究步入了“生育率调查陷阱”：一方面,各种人口调查结果均证明了“很低”生育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官方与研究者对此却始终怀疑,并归因为出生漏报所致。“生育率调查陷阱”是人口调查的局限性、生育研究的主观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育率调查陷阱”导致了生育政策变革延误、规划失灵等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亟待重视和反思。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口生育度量与分析

本文首次用"五普"人口数据对甘南藏族自治州妇女的生育率、分孩次率、15～50岁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教和平均存活子女数、人口粗再生产卒和净再生产率和平均世代间隔和真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行了度量和分析,并分析了影响甘南州妇女生育的主要因素,得出了一些相关的结论.     

超低生育率地区人口结构性问题与应对措施——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长期超低生育率必然对人口总量、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研究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应对措施,为中国低生育水平地区提供借鉴.分析太仓人口发展状况发现,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太仓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二十年为负值.同时基准人口比例也低于同期全国的基准人口比例,长期处在远低于1的状态,户籍人口过快衰减的特征非常明显.太仓由于户籍人口缺少生育水平提升的空间,依靠自身难以实现年龄结构均衡.这其中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女性晚婚比例的提高,使已婚育龄妇女人数明显减少,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也占比较低.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影响出生率上升的强化机制完全吻合.太仓生育水平的提高缺少足够的动力,未来必然保持原有生育水平甚至会继续下降.太仓户籍人口依靠人口迁移缓解了自然增长的持续下降,外来人口缓解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矛盾,但增速已经由快到慢.从太仓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措施来看,面对人口结构不均衡带来的老龄化比例较高、独生子女婚育冲突以及失独家庭等问题,需要基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三社联动”思想,发展志愿者团队和社工机构,为政府购买养老等服务提供支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解决.针对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处于未富先老状态,政府购买服务缺少经济支持,需要在预防低生育率陷阱产生以及养老支持定位于保基本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生育政策的哲学思考

遏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太多,促成这一现实的直接因素则是妇女生育率过高。生育政策对妇女生育率的提高或降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对于生育政策的作用程度之大小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生育政策的性质、作用等进行一番研究。 一、生育政策及其本质     

寿光县妇女生育状况分析

<正> 为了掌握我县人口发展趋势,做到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现依据收集到的部分资料,试对我县妇女生育状况作一分析。一、妇女生育出现了新特点据我县人口志记载;“自1950年人民政府颁布婚姻法至1964年,本县婚嫁平均年龄保持在男20岁,女18岁以上”。在1964年以前,我县妇女生育模式特点表现为:生育高峰期长而分散;育龄开始早结束迟。即在18岁开始结婚生育,一直到40岁后才逐渐结束生育。七十年代后,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开始下降。1981年我县分年龄组生育率(见表一)。     

生育率变动的社会经济后果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人口科学研究中断近20年以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刚刚复兴的人口学界一开始就面临着人口爆炸的挑战,亦即,由于人口增长始终迅速,中国人口比建国初期已翻了一番,庞大的人口业已构成中国现代化的负担,并且增势依然猛烈。在这种情势下,学术界对人口控制的关切胜过了其它方面的研究。如果说,学术界对生育率变动的后果还有所研究,那么,这种研究主要在于高生育率变动的后果方面,对于生育率下降的后果研究则是空白,尽     

影响中国人口政策走向的几个关键性问题

中国控制人口在过去30多年取得了全球最令人瞩目的成就,计划生育政策帮助中国少生了4亿人口,延迟4年达到13亿人口大关,为经济社会发展赢得了黄金时期,促进了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的极大改善。但是,任何一项政策都有其生命周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人口发展显现的主要矛盾是改善人口结构而非简单的强制控制人口数量。未来人口政策的走向需要兼顾超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安全、劳动力供给的人口效应、农村贫困老龄化等三个关键性问题。     

人口与劳动科学研究

<正>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出过去的10年中发生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变化:一是生育率已经接近超低生育率水平;二是人口增长速度已经非常缓慢;三是人口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四是人口城镇化水平快速提高。在经历了人口迅速转变之后,中国的人口变化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曾经长期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国情正在发生着变化,这些新的变化将会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带来怎样的影响,都     

中国人口负增长问题再认识

中国人口负增长是人口再生产方式转变长期积累的结果。文章主要以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采用基准出生人口比例、人口净再生产率、人口内在增长率以及人口惯性等人口再生产指标分析中国人口再生产方式的历史变化,在此基础上通过孩次递进人口预测模型,对未来中国人口负增长趋势和过程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人口内在增长时期,人口增长过快,在人口内在衰减时期,人口衰减也将具有过快的特征。由于出生人口持续下降趋势不可避免,2022年中国总人口进入负增长。中国总人口负增长将处于超低或极低生育率条件下的加快人口负增长,同时也是区域很不平衡及城乡人口构成发生重大转变的负增长。     

试析建立完善的中国养老保险制度

养老保险是为保障劳动者在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退出劳动领域后的基本生活需要而设立的保险。养老保险是养老社会化的产物，在家庭还是基本经济单位的历史时期，家庭是养老基本单位。进入工业化社会后，妇女参与劳动的比率提高和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使得生育率下降，同时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寿命相应延长，因此人口结构开始出现老龄化现象，年轻一代的养老负担将越来越重，这就需要建立一种社会化的养老体系。它属于社会保障系统，是最复杂的一项社会保险，这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劳动者先尽了劳动义务，因而，老年时期就应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