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于生活”的“新世纪文学”

当我们回到文学与生活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上来,会发现"新世纪文学"尚处于"低于生活"的状态,表现之一是局限于反映生活的纷繁表象,不能展示当下生活的内在逻辑;之二是不能预示生活的流向和文化潮流的走势;之三是认同现实生活中那些非现代的意识而不自觉,沿袭那些非人性的思维而不自知。究其根源,既有客观根源,也有主观原因,更重要的是当下大多数作家思想和生活结合的能力不够。     

都市想象中的文学与社会

所谓都市应该是大城市,它体现为规模,也体现为一种有别于普通城市的气概。在当代生活中都市成为时代风尚的引领者,对当代社会的描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描写都市来把握时代脉动的。当代文学的都市描写,涉及作者、批评家和读者对于都市的基本感受,其中包括都市想象。都市想象有都市人对于所在都市的自我定位,也涉及外人对于都市的感受,这些主观内容有感官的客观感受,也有他们基于某些观念而得来的对于都市社会的理解和进一步的基本看法。即使生活在都市,也有都市想象对于自身生活的定位,生活在都市的人的生活状态,不是由都市的物质环境来环绕,也不止由它的文化和社会来框定,而是由当事人所处的想象框架来划定的。     

文学与政治关系言说的反思与重述

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言说往往陷入政治指涉的思辨杂糅而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对话圈层.因此,在政治概念的本原回归和现实重构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将能够也理应多维展开和重述.     

想象与自由:反思文学价值的一个维度

想象的自由是意志自由,文学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可以补充和强化这种自由.正如自由渗透在必然的历史进程之中,想象对现实的渗透自有人类以来也从没有停止过.因此,想象与现实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既不存在一个没有现实的想象世界,也不存在一个没有想象的现实世界.想象的自由表现为凭借自由意志摆脱现实必然性束缚,对于作者来说,是在一个想象与现实比例失衡的时代创作出体现崇高抗争精神的文学作品;对于读者来说,则是通过文学想象启动实践理性,为自我救赎提供可能.     

论“80后”文学的想象世界

由于受到多元文化的影响,"80后"文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特色,在文化市场和文学界掀起了一场文学风暴。尤其是他们想象丰富,为广大青少年受众创造出了一个个臆想出来的梦幻世界,使得他们的文本无论从内容上还是表现手法上都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审美特征。     

超越“竹内鲁迅”:木山英雄对“政治与文学框架”的突破

木山英雄的鲁迅研究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立独行。他自觉采取了对于历史和研究对象不断地加以历史化和相对化处理,通过对"实力与文章"框架的建构,即回归到文章乃至语言的层面上,以自己最感兴趣的二十年代为中心,把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加以并行研究,并将这一研究延伸、拓展到对周氏兄弟与倡导"文学复古"章太炎文学观的关系的考察。实现了对"竹内鲁迅"及整个思想界通行的"政治与文学"思考框架的超越与突破。     

市场定位:消费的文学与文学的消费

在市场经济中 ,需要消费的文学 ,也需要对消费文学的消费。无论是生产者生产消费的文学 ,抑或是消费者对消费的文学的消费 ,都应当了解市场、分析市场、把握市场。市场定位 ,无疑是消费的文学与文学的消费的必然抉择     

文学想象与文化群落的身份冲突

传统的文艺社会学关于文学作品中体现的社会观念问题曾经有过以“阶级性”为中心和以“人性”为中心的分野,但从学理上看,都是以一种一元论的价值观念和一元性的文学想象为特征的理论。从20世纪80年代“痞子文学”的社会影响开始,出现了文学想象和批评中的身份分裂现象。而从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以来,文学想象中所体现的社会观念越来越离开了传统的价值冲突,而演变为不同文化群落的身份冲突,因此而为当代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启示了新的研究目标和前景。     

改革激情与文学想象的焦虑

为了走出文学伤痕的抚摸和痛苦的记忆,改革文学以向前看的姿态集中书写了新时期人们的改革想象。西方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参照,激起人们强烈的改革激情与欲望,而其思维模式、文化观念却还停留在前现代的状态;文学在完成改革者形象的塑造时,往往注重英雄观念的惯性表达,而忽略对人性内在的挖掘。在叙事结构方面,改革文学努力诉诸一定的现代意识,却大多求助于传统的叙述模式。这些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文学因素,构成了众多改革文本生产时内在充满张力的焦虑状态,直接表征了特定历史时段的文学情绪与文化心理。     

诗学的政治: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

20世纪30年代日趋政治化和商业化的社会生态是京派审美主义生长的重要场域.京派文学的审美主义既是对现代政治和经济的批判和超越,也在现代社会变迁中表达出怀旧的感伤,隐含在"感伤"里的却是现代政治无意识,是现代社会的理想叙事和审美幻象.京派的审美主义是特定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产物,是一种"政治"诗学,它以想象的对抗方式重建文学与社会、文学与审美的同一性和复杂性.     

从曹操看建安文学与政治的亲和关系

汉魏之际 ,文学与政治的亲和 ,自然而然地成了建安作家的共同选择 ,成了一个时代的倾向。”梗概多气”的建安风骨 ,为走向自觉和独立时期的文学争得了荣誉 ,也为文学得到社会及当权者的认可赢得了更多的支持。”雅好慷慨”成为建安大多数作家所追求的时代精神 ,也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表现出来的昂扬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作为其具体表现 ,就是建安作家群体对功名事业的追求。曹操的政治引领和文学实践正是这一群体追求的集中体现。     

历史语境、性别政治与文本研究——对当代“女性文学史”写作格局的反思

女性文学史的写作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已成潮流.现有的"女性文学史"版本从纵向来说.没有处理好立足于当下立场的女性"问题意识"与进入"历史现场"的文学史把握方式之间的关系;从横向来说,没有处理好"性别"这一核心概念与文学特有的叙事形态的关系.因此,现有女性文学史的写作格局需要重新设置.首先要调整写作立场,将"性别"问题与历史/文学史语境相结合,重新确立"女性"这一核心概念的内涵;其次要明确写作规范,将性别立场与文学的叙事特点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文本批评的作用.这样,性别研究与文学研究之间有效的交叉与互动,才能使得女性文学史真正确立起自身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     

消费革命:中国"生活政治"的嬗变

富裕时代的到来标志着人类社会通过外在于个体的途径,如暴力革命打破不平等的权力格局,谋取个体平等、自由的“解放政治”时代向通过内在于个体自身的途径,即个体从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寻求自身需求的满足,从而谋求个性发展、自我实现的“生活政治”时代的转变。大众消费阶段的到来,不仅标志着中国实现了由传统节俭型消费向现代享受型消费的转变,而且迅速发展的消费变革,预示着再一次消费革命的发生,即实现向发展型消费的转变。     

试论社区政治及其与国家政治间的互动关系

本文以社区政治作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性空间,以社区政治与国家政治间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的新视角。在吸收社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性地提出了社区政治的含义和构成,并剖析了社区政治与国家政治间的互动关系。     

审美再阐释与中国左翼文学研究

审美观念是过去二十多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强势阐释支点。但人们对这一观念的理解存在形式主义的偏执。审美体验作为审美活动的中枢,包孕着感觉、知觉、情感、意志、理性、欲望、潜意识、道德判断等人类诸种精神因素。左翼文学的政治移情与审美转换,是审美体验在特殊艺术时空的特殊艺术展现。     

国际法与国际政治

国际政治主要是各个国家对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的联系、活动及政策的总称,是国际关系中最活跃的一种关系;而国际法是调整这种国际关系所形成的制度、法规及习惯的总称。自二者产生以来,就对国际社会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如何理解好国际政治与国际法,对于了解世界发展趋势以及建立国际新秩序有重大的意义     

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创作

本文爬梳了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与道家文化存在着深层意义关联,揭示了“五四”文学的历史多元化状貌,显示了“五四”文化人面对多元性“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批判与拥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借此说明了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本土性特征。     

五四文学革命与留学生教育

五四文学革命在短时期内取得了极大成功 ,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五四文学革命的主将大都在国外接受过西方式的现代教育。西方现代教育赋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全新的文化视角 ,使他们能够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对中国现代文化变革进行深刻的反思 ,从而促动了五四文学革命和中国现代化变革的历史进程     

20世纪文学日常生活话语中的性别政治

从性别的视角来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对日常生活的表述(即日常生活话语),不难看出这一话语实际上隐含了深重的性别政治。20世纪文学的日常生活话语预设了日常生活与非日常生活的二元对立及其之间的权力等级。而将这种等级关系与性别阶序挂钩,似乎成了一个普泛性的话语策略——即在对日常生活的超越与滞守的二元对立中,超越的向度始终被指派给了男人,而女人天生就是日常生活的滞守者,甚至本身就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便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对女英雄的修辞也只是从一个相反的方向来贯彻这一话语策略。这一话语策略不仅参与了现代性意义的构建,甚至还参与了对现代性的反思。由此足见现代知识谱系中无所不在的性别政治。     

“五四”前后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文学思潮

中国审美主义文学思潮与启蒙主义共生。＂五四＂及其以前,王国维、蔡元培、周作人从不同侧面奠定和回应了审美主义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化观。＂五四＂期间及其以后,创造社、新月派的创作和批评实践,使审美主义进入文学实践领域,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渊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