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

批判社会学理论对都市空间的异质性、动态性分析具有方法论性质.这一新的解释框架带给人类学研究颇多启发,并改变人类学以往仅限于对村落空间与家屋空间等静态空间探讨的模式.人类学研究的空间转向呈现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在传统田野地点反思的基础上,开启了多点民族志的实践;再则是在批判社会理论影响下,出现了迈向多维互动的空间民族志.     

贵州地戏形成时间新探

贵州地戏是中原文化与贵州山地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然而贵州地戏形成的时间难以确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地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当前,地戏形成的时间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明初说",认为地戏是明初朱元璋征服云南时,征南军士带入贵州,至今有六百年的历史传承;二是"雍乾说",认为地戏最终形成于清代的雍乾年间。然而这两种观点均存在很多的值得探究的疑点。通过历史文献、田野调查以及文化传播的基本线索等途径的综合考察发现,贵州地戏形成更为准确的时间应在明代嘉靖年间。     

西镇研究的延续性意义浅探

六篇硕博论文从不同角度涉及"西镇"田野点的再研究。它们为21世纪的"大理地区"人类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们都是学科规范研究的产物,拓展了原田野点的观察空间和解释角度,显示了新知接续的魅力。论文分别从家族文化、宗教人类学、结构人类学、经济人类学等不同分支学科探讨同一个田野点,显示了研究者的合力和共时性合作焦点,共同诠释着新时代"西镇"研究的延续性意义。     

回归地方再思田野──著名人类学者翁乃群教授专访

翁乃群教授追溯了他进入民族学、人类学的学术经历及其与国内学科发展历程的关系,并且以纳日(纳、摩梭)人社会的田野研究历程为例,讨论了"地方"概念的多元性;在反思"地方"和"田野"的基础上,指出人类学的根本仍然是经验研究,而且西南作为一个富于差异性和区域相似性的民族学、人类学场城和田野基地,对中国人类学的整体发展具有很大的理论潜力.     

本期导读

<正>民族学·人类学本期藏彝走廊专栏,郁丹(Dan Smyer Yu)教授《安多藏族村落的生态:曼荼罗化》以详实的民族志材料,从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对一个安多藏族村落中土地-神-人之间的独特关系进行了深描,探究了佛教如何与安多藏人的日常生活及地境形成特殊的人文生态系统。在他看来,"生态-神圣"地境传达着一种超越人类中心的生态观,佛教不仅仅是一种人类的心智行为,还是"内在-有情交流"、"共享的等级体系"及"互根性",其物质性表现为村落地境的佛教曼荼罗化,它与高度人文化的"九大神山"有密切的关联。剑桥大学人类学     

学科生命的探询与见证 ———《黄淑娉人类学民族学文集》

黄淑娉先生在回忆她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时说:“回顾50年的教学研究生涯,田野调查的经历最难以忘怀。它不仅提供了研究的源泉,促进了教学的提高,更激励了我对人类学事业的毕生追求。我曾为所从事的学科的坎坷命运、为作为人类学者经历过的蹉跎岁月深感惋惜,但对自己走上探索人类学     

显生死张力,书民族志佳作——评《生命观视阈中的藏族丧葬文化研究:对金沙江上游三岩峡谷的田野调查》

<正>丧葬是人类文化中核心观念的聚焦点,田野点是最好见证一个民族对待死亡设计的地方,也是能够顺利进入的一个地方,死亡以及对身体(尸体)的处理是学界没有很好地利用民族志呈现的领域或议题。就此而言,岳小国博士的新著《生命观视阈中的藏族丧葬文化研究:对金沙江上游三岩峡谷的田野调查》(以下简称《生命观视阈》)当是人类学"死亡民族志"研究中的一项重要成果,或可以说,也是一部比较成功的民族志作品。在此,笔者不揣浅陋,愿将该著推介给同仁,其中,对该书或评或述均不无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之处,尚请方家批评指正。     

本期导读

<正>民族学·人类学在人类学理论与个案专题,罗忱博士和张振江教授《高排保寨地鬼变迁初探》一文,勾勒了一个异于寻常的苗族村落关于保寨地鬼信仰的文化变迁。一般而言,一个苗寨只有一处保寨地鬼,而贵州省榕江县高排寨则有九处地鬼——这既是高排历史上五个村落相向聚合发展的结果,又是五个村落不断向外扩展的结果。在民族社会学专题,韩佩玉、蔡华《相对剥夺视角下的凉山彝区"特殊困难儿童"现状及思考》一文认为:毒品曾经导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家徒四     

贵州少数民族地戏剧目的分布及特点

地戏作为贵州民间流传的一种很重要的戏曲形式,不仅受到屯堡人的喜爱也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欢迎.以往学界对地戏研究主要针对汉族地戏(即屯堡地戏),范围也只是局限于安顺及其周边地区.而很少将边缘的、少数民族的戏剧艺术纳入视阈中.文章着重探讨贵州少数民族地戏剧目分布情况,以布依族地戏为主体对贵州少数民族地戏剧目的特点和表演风格进行分析.     

“小生境”与跨族群组织的生成机制 ———读《甘南高原上的族群合作———洮州青苗会的人类学研究》有感

读罢范长风的著作,深感作者扎实的田野功底和广泛的学识背景之余,也领略到另一种风采的人类学——生态人类学。生态人类学,顾名思义,在人类学原本关注的系统范畴中更多植入生态因素的考量。这在国内人类学界尚属前沿研究,但在西方国家,生态人类学已经成为一个有理论支持的完备的学科体系。     

田野无界——关于人类学田野方法的思考

人类学以叙事书写为特征,与其它社会科学学科不同,其田野研究途径是研究者个人自觉的实践、理解与反思的结合,不可复制,更不能复印。田野实践尤能体现人类学的关怀,对远、近、亲、疏不同人的关怀。田野是一种"内省"与"外察"并行的态度,而其具体研究方法不是一套可以传授的操作程序,不限于一个场所,一段时间,一种职业。     

迫力下的社会科学需要诙谐———王铭铭教授访谈录

【学者简介】王铭铭,男,1962年生于福建泉州,毕业于厦门大学,后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人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主要著作有:《社会学与中国研究》(1997)、《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1998)、《逝去的繁荣》(1999)、《王铭铭自选集》(2000)、《草根权威》(2002,英文,合著)、《人类学是什么》(2002)、《漂泊的洞察》(2003)、《走在乡土上》(2003)、《溪村家族》(2004)、《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2005)、《没有后门的教室》(2006)等。在一家咖啡厅,我们见到了王铭铭老师,他的思想在言…     

迈向21世纪的中国人类学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人类学国外民族志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家的延续与唐卡的传承——西藏昌都嘎雪唐卡的社会技术体系探讨

基于西藏昌都嘎雪唐卡画师家庭的人类学田野个案,文章尝试将家庭视为技艺的个人知识习得与社会交往相关联的一个结点,探讨唐卡的社会技术体系,并由此切入人类学对技术(技艺)、思维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理论探讨。笔者认为,唐卡既是维持家庭生计的手工艺,更是一种"心灵技术",其社会技术体系不仅是由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叠加而成的物质世界,还应包括精神的维度。家庭、村落中的信仰文化传统是唐卡技术再生产中最为重要的根基。     

首届海峡两岸人类学论坛综述

首届海峡两岸人类学论坛着重探讨地方社会在今天全球化冲击与影响下所呈现出的多元文化特质,以及少数民族之当代人类生态问题,同时前往台湾邵族与赛德克族村落进行实地田野调查,旨在从相关议题的讨论与实地田野中,达成海峡两岸一次自由且极具针对性的交流与对话,并在对共同关注的议题的深入探讨中,推动中国人类学持续性发展.     

方言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谭汝为《这是天津话》序言

1945年到1948年,我在北京辅仁大学人类学研究院读书时,导师之一是国际知名的语言学家贺登崧(willem Grootaers)教授.语言学是人类学中重要的一门课,我跟他学了不到一年,还跟他两次赴万全、宣化去做田野调查(利用暑假,共四个月).当我掌握了他的全部方法论之后,我造反了,我认为他那套办法只能是一个外国人研究另一种外国方言的办法,我是中国人,我要研究中国方言用不上,我们为此而争吵.     

人类学研究之于"和谐关系"

人类学在西方的学术框架中属于基础学科,在大学里也普遍设置了人类学系。在我国,人类学是正在发展中的学科,在学术界、大学逐渐占有一席之地。学科建设与学科发展紧密相连,因此,了解学科的历史,准确地把握人类学的焦点问题,才能更好地展望学科的发展。笔者受《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之托,约请云南大学、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4所大学的学者做了这一组笔谈。云南大学的陈庆德教授是国家重点学科民族学的学术带头人,也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的成员,他认为人类学的理论性存在问题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所在,并批评了人类学的"反理论性"趋向。北京大学的高丙中教授从国外民族志与田野调查的发展得出结论:人类学的主流研究取向是以国外社会的实地调查为依据的研究,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必须转向海外和国外研究,使中国从一个民族志的田野变为民族志的主体。事实上,国内的一些博士生已经在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蒙古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厦门大学的彭兆荣教授认为人类学最基本的研究主题是讨论"关系",或者是研讨"和谐关系"。笔者简单地概括了人类学学科发展的现状,指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必须对田野调查、族群与区域研究、应用研究、历史研究取向4个方面进行思考。当然,本次讨论是极为有限的,希望能引起学术界及同行们更多地关注人类学学科建设和学科发展。     

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发展

20世纪50-70年代是战后法国社会及其海外殖民地发生巨变的时期,面临时代和社会变革的需要,法国民族学人类学迈开了新的发展步伐.战后法国民族学人类学在社会变革时期的发展与国家对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视、优良的学术传统、与社会学的亲缘结合、"定点调查"的田野经验以及重视普及人类学是分不开的.     

空间:传统村落遗产保护的新视角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社区研究方法确立了村落作为一个多重属性的社区空间所具有的独立性与特殊性。文化遗产及相关概念本身贯穿着"空间"的属性,传统村落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新型遗产,更无法回避空间问题。文章运用人类学的空间理论进行研究,有助于传统村落遗产保护实践打破窠臼,构建保护新模式。只有视传统村落为动态的生态系统进行整体性空间化保护实践,才能体现村落真正的空间意义,让文化遗产扎根于村落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