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徽州毁学原因探究

清末,清政府为了维持王朝的统治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在众多改革措施中,兴办新式学堂是各项改革的基础。改革需要人才,而人才必由学校培养,因此各地兴起了开办新式学堂的热潮。徽州地区也紧跟浪潮开办学堂,但随之而来却是毁学现象的频发。     

明清徽州礼学生态考述

明清徽州作为宗法家族制地域社会,“村无稗俗,家存礼让”,素有“东南邹鲁”之誉。不仅有乡邦先贤朱子《家礼》的在地化施行,使其成为近世中国颇为典范的“礼仪之邦”,而且还有一大批徽州学者致力于经典礼书的考证与阐释,对于传统礼学的发展及乡规民约的转型与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对明清礼学生态的考述,可以从中窥见地域礼学发展的世俗化和实用性,同时也彰显出时代学术由“理学”到“礼学”的思想嬗变与历史演进。     

承继与过渡:清末徽州族学转型探析

在近代新式教育洪流的裹挟下,构成明清徽州教育资源主要内容的族学,接受新式教育思想,推广新式教育体制,教学内容与教学程式发生深刻变化,开启了近代转型的步伐。清末徽州族学的转型建立在对传统族学资源充分利用的基础之上,先前维系族学发展的各种款项被悉数移作学堂经费,从中不难看出徽州宗族兴学重教传统的一贯延续。时代局限性与乡村社会的实际运行特点,决定了清未徽州族学的转型只是一个开端,进入民国以后,新式族学依然担纲基层社会初等教育重任并继续保持发展的态势。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的运作及其近代转型

明清徽州科举会馆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南京,共有11所,以嘉靖年间设立的歙县会馆为最早,其余多在清代设立,南京歙县试馆则出现最晚.徽州科举会馆主要为应试举子和官员提供服务,严禁商人和其他人等借宿,具有明显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特点.徽州科举会馆制定了严格的规约,并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做出调整,内容涉及管理人员的职权范围、使用人员的资格及义务、经费的使用等方面.徽州科举会馆的运行逻辑与商人会馆大致相同,其基本功能可总结为祀神、合乐、义举、公约四类,致力于联络同乡感情,增强同乡的凝聚力、向心力.近代徽州科举会馆顺利实现了转型,虽然仍以会馆为名,但其管理架构和运作机制已和同乡会并无二致,显示出强大的社会适应能力.     

礼学思想与明代徽州女子生活

以文公阙里的徽州为研究模本,从徽州女子所受的教育入手,试图从中寻找礼学这一儒家传统思想浸透民间生活的历史轨迹,以求对明代徽州女子的生活状态做以下根源性的探讨。以应用伦理学的观点．去发现古代伦理观中有超时代意义的思想,古为今用,对创建新的社会核心伦理价值观有所借鉴。     

徽州俗字成因探微

徽州俗字来自于徽州古文书,其产生和发展具有复杂的文化因素。对徽州俗字进行研究对徽学、文字学都有重要的意义。徽州俗字的产生,既有一般社会历史因素,也有缘于行业用途等因素而形成的特有的书写变异。     

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与新变——兼论徽商的衰落问题

近代以降,徽商经营从首重盐业转变为以茶为大宗,徽州茶商在徽商中呈崛起之势。相较于传统徽州茶商,近代徽州茶商的经营发生了深刻变化:一是经营中心从广州转至上海,二是经营方式从重运销转向重产制,三是与金融资本的关系更加紧密。因此,近代徽州茶商的崛起不能简单视为传统徽商的中兴,它既是传统徽商实力之延续,也是徽商在近代的蜕变与新生。近代徽州茶商的发展表明,徽商在近代并没有彻底衰落,更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在一些行业仍然保持着较强实力甚至还有所进步;但与明清徽商相比,近代徽商竞争力之削弱以及在中国商业版图中地位之降低是不争的事实。     

论徽州古村落研究对徽学发展的方法论价值

徽学研究之方法论的发展状况是徽学学科走向成熟的标志.徽州古村落的研究不仅会借助于实证主义、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文化唯物主义等方法论取向上的创新而发展出一系列的具体研究方法,更会因此而改变徽学研究由历史学范式一统天下的沉寂局面,实现徽学研究范式的重大突破.     

现代私塾:遥远的诵经声

私塾的出现不是复古,而是源于对体制内教育的不满和无奈。     

近代浙江的私塾改良

近代,当新式小学在中国大地萌生、壮大之时,旧的蒙学机构--私塾并未随之退出历史舞台。为了利用既有的教育资源,挖掘民间办学潜力,浙江曾先后三次比较集中地对私塾进行改良：第一次在晚清新政后期;第二次在1915年至20年代;第三次在1932年至1937年。私塾改良的进程随着义务教育的推进而不断深入。     

传统私塾教育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传统私塾教育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产生并服务于我国农耕文明时期的初等教育,而现代教育其实就是产生并服务于工业文明时期的教育模式。长期以来,人们对私塾教育存有偏见,视其为一种束缚学生身心发展、毫无可取之处的封建落后的教育模式。通过对传统私塾教育和现代教育在办学方式、办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分析与比较,认为传统私塾教育的一些独特理念与方法,并没有丧失其固有的优势和价值,对现代教育来说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当代女性社会派散文四人志

20世纪末 ,女性散文出现分化 :以“玩”的心态登场 ,找“乐”的“小女人散文”开始消退 ,守望灵魂的女性社会派散文开始形成。在女性社会派散文中 ,张抗抗专注“沉默” ,对专制主义大胆抗争 ;苏叶则把散文的血脉与社会紧密相连 ,以老辣的“乱谈”求纵求放求透 ;筱敏则以对“革命”的“革命”的凭吊 ,对极权主义和语言暴力进行清算 ;王英琦的散文则作战略转移 ,呈现出信仰与现实、现性与非理性的二律背反 ,其创作态度是“欠彻底”的。     

论20世纪初叶中国乡间私塾的文化地位

清末学制改革后,乡村社会形成了别具特色、新旧并存的二元教育模式.在这种新旧对峙的二元教育结构中,乡间私塾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和乡土适应性位居乡间文化的霸主地位.乡间私塾不仅在数量上超过了乡村学校,而且在社会功能上仍然是社区的文化活动中心,并更显突出.     

明代的"私塾"与"塾师"

私塾教育,在明代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尤其是科举体制的相对开放,与政府社会教化政策的大力推行,私塾的分布与发展,也呈现出更为纵深化的发展趋势,并日渐成为明代私学中的一个主体部分。私塾的这种纵深化发展,不仅促动了社会基础教育的发展与兴盛,也促动了塾师职业群体人数与社会规模的极大增长。不过,这种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远远超出了私塾及其对塾师社会需求的增长速度,而呈现出了一种供大于求的相对失衡的社会局面。     

清代徽州塾师的束脩——以《徽州文书》第二辑资料为中心

塾学教育是中国古代最基础的教育,束脩是塾师的基本收入。徽州文书《门人姓名附录典故》记录了清同治年间徽州黟县宏村一位万氏塾师的束脩收入情况,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一个门人一年要向先生交三次束金,每次束金一般在500~600文,一学年就是交1500~1800文,另有鸡蛋等。以一年收门人20人计,一个塾师年收束金达30000~36000文。如此收入,比照当时、当地的物价,应属中等偏上。此个案在徽州具有典型性。     

人口转变与社会保障问题的法律思考

中国的人口转变,从社会学角度来讲比单纯的人口数量的增加更能考验中国,它不仅是人口学问题,还涉及到社会、经济等诸方面,尤其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保障问题。社会保障不仅是政策问题,更是一个法律问题,我们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审视、思考人口转变后的社会保障问题,特别是养老保障问题,以达成国家应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共识,促成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健全,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论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社会定位问题

现阶段私营企业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它与建国初期的资本主义企业既无延续关系也无血缘关系 ,而是在社会主义阳光普照下诞生的一种新型的私有制经济成分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私营企业主阶层的经济地位、渊源和党对其团结、帮助、引导、教育的政策 ,决定其政治态度的主导方面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 ,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参政议政、报效祖国 ,是爱国、守法、敬业的积极力量。用“三个有利于”标准衡量 ,是属于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种社会力量 ,是“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主要成员 ,是党既要团结又要依靠的力量之一。     

从《课程计划》的变化看我国中小学课程改革的方向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小学的课程设置大体上分工具类、知识类、技艺类三大类。国家也对中小学课程进行了多次改革,虽取得很大成就,但也存在诸多弊端。新时期课程改革呈现新的趋势：(一)课程的理论研究与改革实践密切结合。(二)进一步优化课程结构。(三)注重课程内容的现代化、人本化。(四)实现课程管理的科学化、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