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的三重维度：结构、机制和效能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明,形成并发展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历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政治创造。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不同于“一党制”,也不同于“两党制”和“多党制”,它是对人类政党制度文明成果的“扬弃”,彰显出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理解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可以从结构、机制和效能三个方面把握。从结构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建构了新型政党与政权、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的新型结构关系;从机制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在地包含了利益表达机制、政党协商机制、决策施策机制和民主监督机制;从效能层面看,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内在地包含了共识达成效能、优化决策效能、高效执行效能、维护稳定效能。结构、机制和效能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彰显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显著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伦理的论述探究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伦理的论述是时代的产物。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新时代发展要求,提出了一系列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核心的政党伦理重要论述,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构成要素。从主要内容看,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伦理的论述可以概括为政党政治建设伦理、政党伦理理念建设、政党组织伦理、政党伦理作风建设、政党反腐倡廉和政党制度伦理等六大方面。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形成与理论变迁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是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体现了我国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华民族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优秀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要求。与世界各国政党制度相比,这一政党制度具有显著的特征和优点,是一种崭新的政党制度模式,丰富了世界政治文明的理论宝库,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从而对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社会状况相结合的产物，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创造，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当代中国政党领导体制的形成与发展

国家领导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中枢,也是决定国家治理能力尤其是领导力的核心要素.从国家领导体制上讲,当代中国既不是采取传统的以皇权为核心的君主制,也不是实行政党竞争、分权制衡的总统制或内阁制,而是采用政党领导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严密完整的科学制度体系,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其中具有...     

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及其实践——与西方政党制度的多维度比较

政党及其构成的政党结构关系联结着国家与社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党制度。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是既植根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又积极借鉴和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优秀成果而创造出的新的政党政治模式,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通过对中西方政党制度中的政党与政党、政党与社会、政党与政权(国家)三重关系的比较分析,可以深入挖掘两者的同质性构成和异质性基础,从而对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和实践模式作出学理阐释,更好地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政党立法研究综述

自1982年宪法公布实施以来,我国学术理论界对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立法的形式、内容、特点,我国宪法中多党合作的规定、是否制定专门的政党法,以及社会主义国家政党立法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立法的异同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对于我国政党制度规范化、法律化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这些研究也有偏颇和不足之处。我们要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多党合作的法律规定。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本身也是一种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政党文化创新发展四个维度的主要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的性质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创新与转型的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产生和实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其政党文化的长期性和有效性的把握.     

反思与借鉴:治理视野中的中国政党研究

在中国的政党研究领域,治理或善治理论的引入多少显得有些寂寥.治理所导致的失败、善治的意识形态色彩、治理结构与政党制度特征上的冲突以及治理社会基础的缺失,这四个方面影响了治理理论与中国政党政治研究的关联.实质上,治理并不必然导致失败,治理理论可在工具层面上运用,它并不与意识形态有内在的关联;治理结构与政党制度具有内在的适应性;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拓展,治理所需的社会的主体性力量正在逐渐成长,其社会基础并不缺失.因而,治理理论和中国的政党问题研究具有强相关性.治理或善治理论可以成为中国政党制度理论研究的新的生长点.     

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

本文通过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的论述,主要说明为什么我国必须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反对西方的多党制,以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The Role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under the Constitutional Framework and the Associated Rule of Law*

The logical sequence of China’s state governance is “governing party—consultative conferences—people’s congresses—the people.” The “governing party—consultative conferences” link in the chain involves political consultation through people’s consultative conferences. The “governing party—consultative conferences—people’s congresses” link involves a process of obtaining legitimacy for the Party’s views based on political consultations which are then translated into the national will by the system of people’s congresses. The “people’s congresses—the people” link involves the two-pronged logic of elections and governing the country according to law. The “governing party—the people” link is an illustration of the party’s mass line, which essentially involves social consultation. Consultative democracy usually includes the political consultation in the “governing party—consultative conferences” link and the social consultation in the “governing party—the people” link in the chain, both of which are connected through the system of people’s congresses. This logically determines the inn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y’s leadership, consultative democracy and the people’s congress form of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and shapes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consultative democracy. That is, 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decision-making, a circular system consisting of “political consultation—legislative consultation—social consultation” is created to guide development of the actual system.     

信息分析与预测产业化的法律环境分析

信息分析与预测产业化从产品商品化开始,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商品化引发了一系列产业连带效应,促进其在服务方式、服务内容、管理体制等方面迅速与市场接轨,并整体向产业化进军。依据我国国情与国际惯例,必须吸收其它部门的立法经验与成果,建立整套完善的有中国特色的信息法律体系。     

政党政治视角下的政党与国家权力--兼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政党政治具有重要的功能意义和价值意义.政党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政党与国家权力的问题.沿着这一脉络,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新型的适应我国国情的政党制度,它建构了我国政党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法理关系,保障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巨大的优势.     

Mao Zedong Is the Great Founder,Explorer and Pione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不问断地进入到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创建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制度,领导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前提、思想保证、物质基础,创造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利外部环境。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创造了一系列独创性的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成果,提出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自己的路,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理论贡献,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做了充分的思想酝酿与理论准备,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形成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而且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条指导原则。毛泽东在探索中既留下了成功的经验,也留下了失误的教训,这两方面都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因此,不论是从历史实践上还是从理论逻辑上说,毛泽东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探索者和先行者。     

修身、成圣与革命：五四时期道德主义者的激进化

五四运动后“救亡”与“启蒙”、“政治”与“文化”的交织与竞逐是我们理解中国近代史的一条线索。既有研究多将恽代英呈现为一个具有道德主义色彩和儒家伦理底蕴的五四知识分子，然而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却难以理解他为何从温和的道德结社转向革命。本文认为，恽代英精神世界中的心学底色，以及他对青年会社会服务经验的借鉴，使他形成了与共产主义者相通的道德认知；道德结社的困境则促使他走向政党运动，以群众运动实践自己的道德理想。恽代英的早期经历为我们呈现了过渡时代具有儒学底蕴的知识分子面对现代政治秩序时的道德困惑，这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对德性的强调以及儒家中国的现代转化。     

China’s Opening Up: Idea,Process and Logic*

China’s opening up since 1978 has been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continuous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In the course of this process, Chinese policymakers and the mass of the people have gradually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China’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 especially its role in the world, have been constantly adjusted. At the begin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 adapted to and was integrat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ystem; it then became engaged in participating in and improving that system, and then became an advocate and leader in the reform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Moreover, in practice, an incremental series of coherent open economic policies and theori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at facilitate an open economy have come into be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Deng Xiaoping Theor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ina’s practice of opening up to the outside world is not only a good fit with China’s traditional trade theory, the Huainanzi/Sima Qian Theorem, under which people benefit by exchanging their surplus goods for those that they lack, but is also explicable in terms of modern economic trade theories. With the ent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to the new era and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China still needs to open further to lead and promote mutual and shared openness for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 so as to create good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building a world of lasting peace, universal security, common prosperity, openness, inclusiveness, cleanliness and beauty.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社会发展模式

科学发展观是转型期中国所必需的一种新的执政理念,是全求面临的共同课题。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贯彻以人为本,需要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社会的整体发展和新的文化理念作引导。国家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培育公民性社会。唯此,才能在分享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的同时,逐步解决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和发达国家进入现代化的进程相比。我国是后发式、滞后型、外力推动型的发展模式。政府如何担当自己的责任,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关系,合理调整经济结构,建设政治民主与法治社会,发展政治文化等,都直接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     

印度战略文化及其变迁机制

自20世纪90年代战略文化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以来,从战略文化视角解释印度外交战略的研究不胜枚举.学术界对印度战略文化的研究普遍受到文化“稳定性”、“持久性”等基本特征的限制,主要从静止的视角围绕其起源、属性与形态等方面展开论述.本文试图从动态视角理解印度战略文化,构建战略文化生成与变迁理论框架.通过对战略文化的类型划分发现,印度在冷战时期形成了防御为主、进攻为辅的协调型战略文化,冷战后形成了强进攻性偏好的冲突型战略文化.作为印度战略文化变迁的首要条件,环境认知推动了印度国内政治程序的修正,从而影响了战略文化变迁.具体而言,国际体系环境的变化重塑了印度决策精英对国家安全的判断,并内化成新的观念体系.全新观念体系驱使决策精英行为偏好改变,且通过国内政治程序的修正上升为特定取向的国家战略偏好,最终生成全新的战略文化.     

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学习党的十六大报告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前导 ,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经验、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党章是我们党在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成为引导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