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朝鲜王朝之慕华思想

朝鲜半岛在与中国长期的交往中,形成了一种以中华文化为中心的慕华思想,这种思想在朝鲜王朝得以发扬光大。朝鲜自认出身东夷,慕华政策使得朝鲜由"夷"变"华"。李成桂立国之初,请求朱元璋赐国号"朝鲜",从而奠定了双边交往的基调。而箕子崇拜更强化了这种慕华思想,制度上向明朝学习,文化上向明朝看齐,接待明朝使臣的馆驿名之为慕华馆,慕华与事大成为朝鲜王朝对待明朝的基本文化心态,使双边关系成为典型的朝贡关系。朝鲜因"慕华"也变成了"小中华"。而当明朝灭亡以后,朝鲜不认同清朝的中华正统,而自认为是中华世界中唯一的中华余脉。     

明代后期中朝关系的重要史实见证——李朝档案《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管窥

朝鲜李朝在中国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书弥足珍贵。李朝《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是朝鲜为了迎接和接待明朝使臣,特设临时性专门机构都监都厅所遗的档案文书。这份朝鲜光海君朝两度接待明朝使臣的簿册档案,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起自明万历三十六年至万历三十七年(1608—1609年,朝鲜宣祖四十一年至光海君元年),下部分自明万历四十八年至天启元年(1620—1621年,光海君十二年至十三年),为我们提供了中朝关系史实的第一手资料,大部分内容为《明实录》、《李朝实录》所未载,记录了当时中朝外交的历史真相,反映了明朝与后金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朝关系的变化。     

论壬辰战争明、日议和期间中、朝、日三国纷争

壬辰战争爆发初期，朝鲜王朝军队节节败退，意识到出兵必要性的明朝派出军队远赴朝鲜半岛抗击日军。1593年正月明军和日军在碧蹄馆发生遭遇战之后，战争逐渐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即议和时期。由于出境作战的种种不利原因掣肘，明朝同意与日本和谈；朝鲜作为被侵略的国家，从最初的坚决拒和，到后来在现实条件逼迫下上书明朝同意议和；日本因战局不利，在后继无力的情况下投书乞和。因三方围绕着明、日双方和谈交涉产生了分歧，使得议和在曲折中进行，时间长达四年。但最终由于议和使臣的欺瞒，和谈破裂，战火重启。这导致了明朝内部狱案增加，朝鲜王朝长期存在的党争加深，日本丰臣氏权力也随着战争的进行而被削弱。明、日议和纷争不仅给这场战争带来负面效应，也对三国国内外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蒙元时期高丽来华使臣接待考述

中原历代王朝接待入朝的外国使者的一般做法是使臣入华后沿途按制接待,入京后居会同馆,由专人负责.由于蒙元和高丽的特殊关系,前期虽战争不断,但使臣依旧往来,沿途往来艰辛;关系正常之后,高丽除了平时必要使节往来之外,高丽国王也经常往来其间,使得元对高丽使臣的接待也呈现了自身特有的特殊性.     

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

洪武初年,明朝皇帝朱元璋与高丽国王王颛互遣使臣,开始了两国使臣频繁往来。在明代,朝鲜派往中国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中国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使臣的相互往来,沟通着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两国关系出现与明朝以前不同的特点:政治上联系愈加密切,形成了政治上的“一体化”;经济上,朝鲜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朝鲜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成为朝鲜的主流文化。     

明代朝鲜使臣纪行诗中的蓬莱阁书写研究

蓬莱阁是“中国四大名楼”之一,耸立于山东半岛蓬莱丹崖山上。高丽朝使臣郑梦周路经登州首次登临并吟咏蓬莱阁,拉开了明代朝鲜使臣创作“蓬莱阁诗”的序幕,后世不少朝鲜朝使臣受其影响,他们结合自身特殊感受与生命体验,创作出诸多蓬莱阁纪行诗篇。朝鲜使臣笔下的蓬莱阁不只是一个实体性文学景观,也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象征系统,蓬莱阁成为一个用以抒发历史感慨,展现华夷观念,仰慕中华文化、表达思乡之情与结交友谊的历史与精神的地理空间。在“异域之眼”的注视与观察下,朝鲜使臣创作出不同于中国文人视角的“蓬莱阁诗”,极大丰富了蓬莱阁的人文内涵及多维形象,蓬莱阁也因此成为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清鲜关系中清朝礼制的张力——以康熙年间清朝册封朝鲜王世弟为中心

册封是清鲜关系的重要基础。清朝利用册封巩固上国与属国之间的封贡关系,朝鲜受清朝的册封,获得王室的正统性,确保国内政治的稳定与军事上的安全。康熙六十年,朝鲜在国内激烈的党争中,请封延礽君李昑为世弟,而康熙三十五年,清朝曾据《明会典》中"待王与王妃年五十无嫡,始立庶长子为王世子",拒绝过朝鲜请封世子。这次在北京的奏请也是困难重重,经过朝鲜使臣多方面的努力,最终考虑到维持朝鲜国内政治的稳定,康熙帝特准册封,但是也警告"兄弟继及,一时之权道",强调王位继承的礼制问题。从请封到准封的过程表现出,清朝对朝鲜加强礼治,朝鲜对其以"礼的言说"应对,逐步置于以清朝为中心的"礼"之世界秩序。     

朝鲜赴明使臣的中国观——以朝鲜赴明使臣所作纪行录为考察中心

朝鲜赴明使臣著有大量的纪行录,反映了他们对明朝的认识和观感.其中有对天朝的仰慕、对明朝繁华富庶的赞叹,也有对明代社会阴暗面的抨击.     

朝鲜使臣笔下的满族建筑——以《燕行录》为中心

《燕行录》是明清时期朝鲜使臣赴燕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总录。他们以"他者"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其中大量记述关于满族文化的文字。本文探讨了满族的建筑文化,具体包括满族的居室建筑、满族居室建筑的三大特点即口袋房、万字炕、烟囱立在地面上,满族的室内陈设。从中可以看出朝鲜使臣对满族建筑文化的肯定与学习的态度。     

1870年的中日交涉--以总署大臣历届办法的运用为中心

一般来说,他国与清政府开始国交之时,外国使臣需有钦差头衔,条约的商议地点应在天津及需有已订约国的介绍,此为"历届办法".在以"历届办法"处理日本使臣访中并要求缔结通商条约这一外交事务过程中,清朝最高外交机构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所表述的"人云亦云"的对日认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官员对日认识的水准.以"新形式"向历届办法进行挑战的日本使臣,在李鸿章等中国官员的支持下,取得了一些外交成果,同时也对以后的交涉产生了影响.     

明代金湜、张珹出使朝鲜与《甲申皇华集》述论

天顺八年，金湜、张城作为正、副使赴朝鲜颁明宪宗登极诏。在朝鲜期间，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艺，与朝鲜文臣赓酬唱和，留下了许多诗文。朝鲜为了表示事大之诚，更为了显示本国的文雅之关，将这些诗文辑录刻印，即《甲中皇华集》。学界关于这一问题，尚未展开探讨，文章探讨了《甲中皇华集》的成因，内容方面的特色及双方唱和的竞争意识、使臣形象的差异问题，以求对研究中朝文学关系有所裨益。     

龚用卿《使朝鲜录》的史料价值

《使朝鲜录》是龚氏记录他作为正使出使朝鲜经过的一部日记 ,是明代较早的一部记载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使臣记录文献。该书比较完整地记载了明代中期中国使臣出使李氏朝鲜的各种礼仪 ,记录了明朝到朝鲜半岛之间陆路交通经过的重要馆驿地点 ,收入了与朝鲜官员、文人的唱和诗作。这些是我们了解研究明代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对龚用卿《使朝鲜录》作简要介绍 ,对其史料价值作初步探讨。     

15世纪30年代朝鲜两次入侵建州

明宣德八年(朝鲜世宗十五年,1433年)和正统二年(世宗十九年,1437年),朝鲜先后两次入侵建州卫。这在女真与朝鲜的关系史上,实属重大事件。我们研究明代女真史,不仅耍了解此一事件的经过,还应当弄清导致朝鲜入侵建州卫的原因及其后果和影响。     

朝鲜朝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军官与带率子弟等研究

朝鲜朝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医官、写字官、画员、日官以及带率子弟与使臣亲友中的各类军官等，在使行过程中负责翻译沟通、情报侦缉、医疗救助、抄写模印、气象预测、伺候使臣、护卫团队安全以及八包贸易等具体职责，对使事能否成功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带率子弟等入中国的最大动力是游览大国，增广闻见，是“燕行录”创作的主力军。由于使臣所带译官等过于滥杂，给使团带来巨大的负担与风险，导致走私贸易猖獗，但因为从朝鲜朝王室到地方官府与官员也从中获得了不少利益，故屡禁难止。正、副使与书状官等对译官等的记录，往往是形象猥琐而能力低下的贪残之辈，这其中有个人偏见与推卸责任之嫌。但正是这些译官，在朝鲜王朝末期成为坚决主张改革的开化派，成为了旧时代的掘墓人和新时代的开创者。     

明清时期“燕行录”中孟姜女传说变异考——以“情节”和“人物”演变为例

明清时期,“孟姜女传说”通过来华朝鲜使臣的燕行记录得以在朝鲜广泛流传。朝鲜使臣吸收山海关姜女庙石碑的碑文内容与当地民间传闻,融入个人认知、情感和想象,在自身文化背景、民族心理的影响下进行改写和再创造,使传说逐渐演变成独具特色的“‘燕行录’版”孟姜女故事。通过细致梳理和分析燕行录中的孟姜女相关记录,阐释其故事情节和人物构成的衍化变异特征与原因,能够揭示中国传统文化域外传播的独特魅力和规律,为当下中韩文化交流提供有益借鉴。     

明中叶“争贡之役”透视

明朝嘉靖二年(1523年)五月,日本国王源义植的两位大臣左京兆大夫大内艺兴和右京兆大夫细川高国分别派遣使臣到明朝朝贡,大内艺兴的使臣宗设先于细川高国的使臣瑞佐、宋素卿到达宁波。按明朝的规定,外国货物到后,市舶司阅货及宴坐,都以到的先后为顺序。宋素卿暗地贿赂宁波市舶司的太监赖恩,结果市舶司先阅瑞佐、宋素卿的货,宴请时又将他们安置在先到的宗设上坐。宗设愤愤不平,和瑞佐当场打了起来。赖恩偷偷帮助瑞佐、宋素卿,并给他们兵器,而宗设依仗人多,不仅捣毁宴请他们的嘉宾堂,并且洗劫宁波守军藏兵器的东库,烧毁瑞佐、宋素卿的船。宋素卿被赖恩等人藏了起来,瑞佐逃到绍兴。宗设追到绍兴,要绍兴守军将瑞佐交给他,遭到拒绝后便沿途一路杀掠。在西霍山杀死明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抓走指挥袁琎、百户刘恩;在小山捕杀百户胡源。最后逃到海上,据海顽固抵抗。巡按御使欧珠、镇守太监梁瑶把宋素卿逮捕归案,不久朝鲜国王派人把飘流到朝鲜的宗设党徒33人献给明朝。明政府根据他们与宋素卿的对质,查清了事实真相及他们所持符验的真伪。最后在嘉靖四年(1525年)把宋素卿处死,瑞佐放回日本,并命令日本放回被宗设抓走的明指挥袁琎及沿海被掠的老百姓,否则与日断绝通商。     

中法战争期间曾纪泽的外交思想及其演变

曾纪泽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外交家,1880年,他奉命出使沙俄,交涉修改《里瓦几亚条约》,为国家争回一些利权,一时声誉鹊起。但是,在接着而来的中法交涉中,虽然曾纪泽费时三、四年,与法国代表反复辩论数十次,花费了无数心血,忧思操劳以至吐血,结果还是未能阻止法国的侵略行动,终以曾纪泽被撤换驻法使臣职务,法国侵略阴谋得逞而告结束。受挫原因,除了法国侵略者的强横无礼、蛮不讲理的客观因素之外,也与曾纪泽外交思想上的局限性有一定的关系。     

明与中亚帖木儿帝国的礼仪往来

礼仪往来,从形式看是受访国对来访使臣的尊重,实质上是其向使臣展示其国力和文化的过程。明与中亚帖木儿帝国接待使臣的礼仪在程序上有相似性,对来访使臣的习俗一般都予以尊重,这表明这一时期丝绸之路上国际交往的礼仪可能已形成惯例。但明朝更强调其大国地位,视帖木儿帝国为其蕃国,要求其来华使臣行蕃国来朝之礼,对其使臣索物无止的无礼行为予以迁就,以显示并申明明朝中国是大国礼仪之邦。     

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古代中朝关系史中“事大”与“字小”问题的认识论

在古代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历史上,朝鲜半岛政权长期对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事大”政策;同时,中国封建王朝对朝鲜予以“字小”,由此双方保持了长期稳定的相互关系.“事大”“字小”问题与“殖民史观”是有本质区别的,对该问题辩证地看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上的中朝关系,做到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加强中朝(韩)之间的友好关系,从而对东北亚政治局势的稳定乃至世界和平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