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日本近代东亚国际体系观的演变

近代日本东亚国际体系观的主要内容是为打破华夷秩序 ,并以日本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取而代之。它具有包含封建主义、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属性 ,以及日本的“皇化”特性。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体系观是在同历史与西方影响的双重关联中发展的。日本近代化的国家导向决定了日本官方东亚战略构想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对日本近代思想史作的考察也证明了这一点。到甲午战争前 ,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体系观基本成型     

东亚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阶段及其兼容性特征

文章采取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探讨了当代东亚主要政党及其国家意识形态的变化、原因和兼容性的本质特征:第一,论述了东亚主要政党意识形态兼容性的本质特性、兼容性程度、民主的内涵及其价值层次,以及它在政治发展和意识形态发展阶段上所处的位置。第二,认为东亚各国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论证了每一阶段的意识形态的特征。第三,从发展阶段、发展环境、社会结构变迁、政治体制、全球价值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等几个方面对东亚执政党意识形态变化的原因和特性进行了比较分析。     

从演化的角度阐释东亚社会政策及其社会体系的变化

东亚社会政策分析有两种路径,一是通过对历史发展进程的描述来研究东亚福利体系,试图抽象出这些体系发展的一些普遍趋势;二是通过制度分析来揭示这些体系的特征。这两种路径都可能存在问题,因此倡导采用第三种路径即背景分析法来阐释东亚福利体系的发展。对东亚福利模式的研究应该从这些体系的政策演进的视角去理解,以期为拓展有关东亚福利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     

扩大民间交往,推进东亚合作——新功能主义理论对东亚区域一体化的启示

新功能主义理论在欧洲的一体化过程中,具有很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在全球化的今天,东亚也在推进区域的合作。根据新功能主义理论,区域的合作应该是由上层和民众层面的双向推动,这样区域合作才能够完成。东亚的发展由于历史的因素,上层的合作阻力很大,而推进东亚各国民众之间的交往对于东亚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就具有了重要的意义。     

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现代东亚民族精神

东亚是当今世界最具有发展活力与巨大潜力的地区。植根于传统文化之上的现代东亚民族精神的重振 ;东亚现代民族精神在东亚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渗透 ;东亚奇迹的出现证明儒家传统文化具有极强的兼容、再生、转化和同化能力 ,传统与现代之间是完全可以兼容、共生的     

东亚现代化发展的因素分析及启示

从国际政治环境、国际经济条件、特有历史与地理条件等几个角度,分析了东亚跨越式现代化发展的外部因素.从东亚"四小"的国内政策、经济发展策略、教育投资与国民精神培养等角度,阐述了其现代化发展的内部条件.认为东亚现代化迅速发展得益于东亚国家与地区对其内外多种发展因素的综合利用,使其现代化发展具有更多动力.     

双循环新格局下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 在我国经济外循环中的支撑作用研究

东亚区域价值链的重构是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首先,东亚地区的市场规模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以及对我国贸易和投资依赖程度的加深,具有支撑我国国际经济外循环构建的良好现实基础。其次,由于我国在贸易平台建设和消费市场规模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有望通过消费市场驱动路径构建“以我为主”的东亚区域价值链。最后,东亚区域价值链的重构将促使我国依托东亚区域经济外循环完善产业链发展,参与价值链中产品设计、技术研发和市场销售等高附加值环节,同时依托东亚区域价值链驱动我国创新链发展,实现区域价值链和创新链的双螺旋促进。发挥东亚的支撑作用应该从掌控内需市场、构建全球贸易平台、加快技术创新、加大对东亚直接投资力度、提升劳动力素质等方面构建高水平的东亚区域价值链。     

东亚社会保障与欧洲社会保障的差异——基于风险管理的视角

社会保障是关于社会成员基本风险管理的一项制度安排,各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具有相似性,但也因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而有差异。从风险管理主体结构、政府目标和风险处理方法三个方面分析,东亚社会保障与欧洲社会保障之间的差异具有"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即在人类文明早期,东亚社会保障与欧洲社会保障差异不大;在封建社会时期,东亚社会保障与欧洲社会保障差异较大;而到近代,与全球化趋势相适应,东亚社会保障与欧洲社会保障又呈现趋同的迹象,但差异依然存在。     

市场经济的东亚模式与中国的发展道路

本文探讨了市场经济东亚模式的运行体制及其形成的政治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我国现阶段经济高速发展的努力方向，即加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文章明确指出，面对周边国家经济迅猛发展的态势，我国应该借鉴东亚模式的经验，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分析和反思

尽管国内外学者对何谓"东亚模式"的看法始终不一.但是,仍然可以从东亚国家现实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经济发展表现上找到一些具有显著的共性特征.囿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多元性,东亚主要发展经济体相继形成了至少四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东亚模式"受到了人们的质疑与挑战.由于并不存在单一的"东亚发展模式",因而也就无所谓"东亚模式"危机这一说.尽管不完全排除东亚国家政府主导型的体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起坏的作用,不过有充足的理由可以使人们肯定东亚发展模式中政府在发展初期的积极特殊作用.     

伊朗对东亚的外交政策——第二伊斯兰共和国的首要重点

霍梅尼之后的伊斯兰共和国一直强调其外交政策倾向“东北”,即前苏联和东亚。伊朗把重点放在东亚是因为,它的宗教领袖们一直将霍梅尼反美和反以的口号作为伊朗革命的象征而高呼。我将从意识形态、安全和经验角度,来考察霍梅尼之后第二伊斯兰共和国对东亚的外交政策。伊朗对东亚的依赖与伊朗国内的政治发展密切相关。此外,自从伊朗的军事力量在1980—1988年伊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受到削弱以来,东亚国家的武器转让一直对伊朗很重要。进而,由于伊朗经济的萧条。同已取得令人瞩目进展东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这是由于,从伊朗保持     

中俄关系中的东亚因素(1992-2002)

中俄友好是中俄两国对东亚和平与稳定的巨大贡献。1992-2002年是冷战后中俄关系发展的奠基性阶段,《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是中俄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东亚因素在中俄关系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东亚因素中,既有多边合作组织的发展,又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涉东亚多边合作组织的发展为中俄战略协作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舞台。上海合作组织是中俄两国共同推动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明确支持俄罗斯加入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地区的不稳定因素体现出东亚和平格局的脆弱性,需要发挥中俄两国的建设性作用。中俄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相近,为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做出了努力。在日美强化军事同盟的历史背景下,强化中俄战略协作是有效的应对方式。     

东亚发展模式中的学习和治理及其相关性

中国和东亚的发展模式正在受世界各国关注.东亚经济体都是在加快发展的过程中,为了鼓励学习,鼓励获取和传播知识,学习和采用了其他国家在发展中取得成效的政策和制度,形成了良好的治理能力.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面对政治改革的要求,一些东亚经济体或先后进行了民主改革,或如新加坡在持续实行威权政治的同时,逐步调整政治结构,扩大民众的参与度,让民主因素在体制内逐步发展,同时避免出现剧烈的社会动荡.即在政治转型过程中,也实现一种治理和学习的互动.     

日本的东亚经济战略——兼及我国的对策

日本历来重视东亚战略的制定,战后在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和经济国际化集团化的形势下,日本制定了新的东亚经济战略,即谋求以日本为主导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并逐步实现区域经济集团化。这是日本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强化其国际竞争能力的需要。基于东亚各国(地区)经济上存在优势互补关系和合作意识的增强,日本的战略有其可行性的一面,但也存在矛盾:除了历史伤痕犹存,还有政治经济上的现实因素。最重要的是作为经济大国日本真正树立合作意识,从而建立平等互利的东亚经济新秩序。日本的东亚经济战略对东亚乃至世界将产生深刻影响。我国是东亚大国,在深化改革开放中,对日本的战略应认真研究,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析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走出了一条特点显著的发展之路,创造过“东亚奇迹”,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也暴露了引入注目的缺陷。分析东亚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征,总结经验教训,对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奥巴马政府对东亚区域合作的认知与政策研究

近年来，东亚区域合作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取得较快发展，东亚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奥巴马政府执政后，认识到加强与东亚地区的联系对于恢复和发展美国国内经济，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平衡中国日益扩大的地区影响，防止美国被边缘化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奥巴马政府希望通过参与东亚区域合作，推动TPP谈判，加强双边同盟关系的政策以达到参与、重塑、主导东亚区域合作进程的目的。奥巴马政府对东亚区域合作政策的调整削弱了区域合作的向心力，增加合作机制的复杂性，激化了地区矛盾，将对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产生深远影响。     

析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地区经济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到“出口导向”,走出了一条特点显著的发展之路,创造过“东亚奇迹”,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也暴露了引人注目的缺陷。分析东亚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征,总结经验教训,对发展中国家制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近代东亚国际体系变动与中国崛起的安全战略

近代东亚国际体系变动的"解构—重构"表明,东亚新秩序的成功构建至少需满足三个要求:以整合为基础、应对"变化"的能力、与世界体系的协调,由此决定了和平、崛起、秩序重建三者共生的中国对外战略的三重目标。然而"解构—重构"过程中东亚"东西南北"结构特殊的空间制约,产生了中国国防外交双重难题并存的现象:即双重挤压的可能以及安全与发展的两难困境。在海陆国家安全与发展两难困境不对称情境下,这进而决定了我国和平崛起的地域安全战略的择取方向。     

地区主义与东亚经济合作的地域泛化

地区主义在二战结束后迎来了新的实践基础,焕发出“多样”和“开放”等特性。在东亚经济区的建设过程中,传统的东盟内部合作逐步发展到“10 3”会晤机制,这表明地区主义引导下的东亚经济区开放程度将会越来越深入。在其自身打破发展障碍,寻求以开放实现完善、扩展的过程中,不论是地域范围,还是在由此引致的合作行为,都会产生重要的“泛化”效应。     

汉字在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与地位

东亚各国对东亚价值观的重新树立信心,使过去被压抑、潜在的东亚各种文化都重新抬头,并有了新的发展。汉字过去似乎被普遍认为是一种非淘汰不可的文字,现在看来仍具有巨大的生命力,我们从汉字在韩、日的复兴历程,能看出汉字正在恢复其过去在东亚汉字文化圈中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