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一种文化审美意义上的编辑观

编辑行为与著述、出版活动在进行文化审美的过程中“联袂演出” ,三者是互为前提的 ,为此 ,我们特别强调现代编辑观念的文化审美价值 ,即确立一种文化审美意义上的编辑观。不论出版载体如何演变 ,不论著述活动如何繁杂 ,人类的编辑行为都是入乎其内又超乎其外的 ,编辑学界讨论颇多的“编辑学” ,与其笼统称为文化创造 ,而与著述、出版混淆 ,不如说是一门研究编辑行为的文化审美的科学。     

响彻千古的悲绝之音——浅谈庄子的生存观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思想者,无论是他的日常言行,抑或文字著述,都显明地表现出率性认真、不趋世俗的精神品质。但是在庄子看似旷达的生存观背后却隐藏着浓厚的悲剧意识。生逢乱世的他,面对黑暗的现实,内心处有着难以言说的恐惧和失意,于是他选择了顺时安命的妥协,他的“混世哲学”未尝不是一种否定与批判。虽然他企图通过“体道”、“心斋”、“坐忘”,达到“乘物以游心”的精神超越,但是他的生存哲学无论是在现实还是在精神层面都面临着无法摆脱的困境和悲剧。     

论罗马法精神对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借鉴意义

罗马法学家是世界法制史第一个世俗的职业法学家集团。他们通过持恒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著述 ,“创造”完善了罗马法律制度体系 ,塑造了独具特色的罗马法精神。罗马法精神是维系罗马法两千年来传承不衰 ,并为近现代社会所广泛采纳的根本原因。     

晋中市委老干部局以“三个三”为标准切实加强队伍建设

晋中市委老干部局在自身建设中以“三个三”为标准，通过抓素质树形象，抓班子带队伍，确保工作扎实、深入、有效地开展。“三个三”即树立“三种意识”，坚持“三种作风”，发扬“三种精神”。“三种意识”，即进取意识，服务意识，大局意识；“三种作风”，即雷厉风行的作风，一丝不苟的作风，精益求精的作风；“三种精神”，即勇于担当的精神，敢干敢争的精神，乐于实干的精神。     

为中华振兴思索人权──近年来国内人权实质研究述评

本文力主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可以被称为“商赋人权论”（即人权是由市场经济派生出的社会上层建筑体系）和“人权悖论”（即人权固有内在矛盾，它不可以被作为最高尺度）。本文从这种“人权两论”出发，对于我国近年人权实质研究的一系列著述和观点进行了扫描，批评了悖离“人权两论”的一些见解，其中包括从人性导出人权的思路，以及“人权源于实践”的理论、“人权是社会关系”等见解。     

论毛泽东对长征精神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贡献

毛泽东所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斗争道路,在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斗争中,以一系列的实践机制和精神风貌,使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发生两次历史性的转折：即由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先驱精神”、确立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红船精神”转向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初步结合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再由“长征精神”转向全党自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延安精神”。“长征精神”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     

什么是历史学

我们在“历史”这一个词的日常运用上，有三种不同的基本含义：一是指以往发生的、过去了的历史现象与事物的客观过程；二是指人们对历史过程的记录或者对历史现象的认识与研究的成果，即历史著述，这是经过人脑思考、选择、加工而形成的具有明显主体特征的主体化的历史。三是指历史学科。历史和历史著述之间有     

“用文之人”的能力与责任——王充对文士的分类与阐释

王充对士人的使命有着强烈的关注。他将学经之士分为“儒生”、“通人”、“文人”、“鸿儒”四种,四者在能力上有所差别,王充尤其推崇后两种,认为他们是能够著书立说的“用文”之人。而用文之人的能力还可分为三个层次,首先是具备学识和道德的修养,其次能够持笔写作,再次则能以著述来干涉世事。王充推重文人鸿儒意在强调文章著述的实用功能,他甚至将论说著述的实用功能等同于政治上的功业。王充对文士的分类与阐释强调了士人的入世能力,同时也推重了“立言”的不朽意义。     

英语表达中"可笑的误用"

Malapropism,即“可笑的误用”,作为一种修辞手法,虽然迄今很少有辞书和修辞著述论及,然而它却是英语表达中常见的一种用词错误现象,本文将简述其来源并分析产生这种语言现象的原因及其修辞效果。     

论马克思主义的“三种生产”和“三种文化”学说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的学说应当是“三种生产”论 ,即人口生产、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理论。与此相适应 ,存在着“三种文化”论 ,即人口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理论。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具有各自的持续性     

生态辩证法和“普遍联系”、“普遍价值”意识

本文认为个人主义价值观是传统生态观中集体"无意识”的重要原因;生态辩证法主张人与自然万物的平等;"普遍联系和普遍价值”是生态辩证法的核心范畴;生态辩证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当今的人类迫切需要提高包括生态辩证法在内的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训练.     

论汤显祖的历史观及其史学成就

汤显祖在其政治改良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他提出从“理、势、情”三方面的交互作用来考察和认识历史变化规律及个人的历史作用 ,强调人才的作为要受历史客观趋势的制约 ,但个人的历史活动不应被动地听任社会事势的左右 ,判断历史人物的作用应重视其主观动机。他还十分重视史书的编纂和文献的整理 ,曾校订《册府元龟》 ,又重编《宋史》 ,特别反对正史中立道学传 ,这对清初修《明史》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对《宋史》的诸多改编 ,则是他的情理兼顾主张在史书编纂中的具体反映     

“水至清则无鱼”——我的新生词语规范观

在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及我国加速改革开放后 ,新生词语的出现呈激增之势且势不可挡。对新生词语的产生和“入境”首先应采取宽容的态度 ,如吕叔湘先生所倡“宁滥勿缺” ,此谓“有容乃大 ,厚德载物”也 ;对新生词语的规范原则 ,要变过去的消极规范 (或曰“刚性规范”)为积极规范 (或曰“柔性规范”) ,化刚为柔 ,以柔克刚 ,树立一种柔性的规范观来拥抱多姿多彩的新生词语 ;柔性原则主要表现在尊重约定俗成 ,如果说规范是因需制订的一种主观功力 ,约定俗成则是无可替代的客观伟力 ,体现了语言特别是语汇发展过程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     

《天问》“石林”“虬龙”章句新说

《天问》“石林”“虬龙”章句新说@张燕婴$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100871 @张玉声$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新疆乌鲁木齐830054~~     

唐末五代的咏史诗

唐末五代文人基本上以儒家入世精神为基础 ,他们期望改造不安现实 ,为了避免动乱之中的恐怖氛围借历史题材创作了较为委婉的咏史诗。但这种咏史诗亦有着丰富的现实意义 ,他们要求借前代误国的事实作为反省、警戒的借鉴。此时期咏史诗表现出作者的入世精神和作者的个人感情 ,因此 ,分为讽刺当世的方面和作者的悲叹之感     

“德”“得”相通与公民道德践履

从人们道德行为选择的角度切入,通过对德行成本和道德赏罚机制在道德行为发生中的作用分析,论证了"德"得"相通的理论根据和实践基础,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们选择善而回避恶的行为的内在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论当代中国渐进体制转型模式的合理性——兼论中苏(俄)体制转型模式的比较

当社会处于日益迅速的变革时期 ,体制中的道德、习惯等无形规则 ,同规章、制度等有形规则相比 ,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性 ,从而阻碍转型的进程。“渐进式”转型模式以和缓的典型示范、经济诱导等方式 ,给人们以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比较认识和选择 ,使有形规则和无形规则趋于同步 ,这样可以更好地适应大国发展不平衡等特殊国情的要求 ,迎接世界经济发展的挑战 ,让更合理的体制从容地创造未来     

近现代军阀现象的政治文化分析——兼考军阀概念输入中国之成因

现代话语中的军阀 ,是指由非法途径干预国家政治的军人或军事实力集团 ,其原形在汉籍古语中可以找到 ,但含义迥然有别。它由日本在近代社会转型中首先创用 ,其后输入中国 ,传播广泛 ,运用普及 ,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作用     

汉语与印欧系语的异质性及其对中国传统诗学话语的深远影响

西方语言学家通常把语音看作语言的记录符号 ,而把文字看作语音的记录符号 ,文字于是成了“符号的符号” ,被排除在语言学研究对象之外。对于以“语音”为核心的印欧系语而言 ,这种区分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汉语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非语音化”的语言 ,因此汉字在记录汉语时根本不需要语音作为中介 ,其书写本身就是记录汉语的直接符号。汉语的文字书写在迥异于印欧系语的语音指向的同时 ,也对中国传统诗学话语的最终生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五可四、王帝可六”此类句式释义之商榷

"四三”、"六五”等句式是魏晋时期特有的语法现象,学者对此见仁见智,本文从语义学的角度对此类句式作全面调查、考释,认为在此类句式中,四、六都表示超越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