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诗歌与晚清革命诗潮——兼论晚清革命诗潮与诗界革命运动之关系

1903年前后,大量旨在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振聋发聩的诗篇不约而同地出现在新诗坛,形成了一股浩荡的创作潮流。《江苏》杂志刊发了金天羽、陈去病、黄宗仰、柳亚子等大量诗歌,鼓吹革命排满、诋排专制、掊击列强、批判奴隶根性、倡言民主、赞美共和,是其最为集中的主题意向,构成了此期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革命诗潮也为蓬勃发展的诗界革命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构成了诗界革命运动的重要一翼。     

乡情寻脉 台岛诗潮——台湾当代乡情诗走向

大陆当代乡情诗几近沉寂,台湾当代乡情诗却以其不同的精神寄托方式,表达孤悬海外的独特感受,而潮涌不断。抒发苦涩的怀乡情感,表达真诚的归属期盼,追寻沉邃的文化认同,构成台湾当代乡情诗的总体流向     

"普天忠愤"铸诗魂:论甲午战争爱国诗潮

甲午战争爱国诗潮是继鸦片战争爱国诗潮后,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而出现的新的诗歌创作潮流,广大爱国诗人,无论是洋务派作家、早期维新派作家还是部分帝党官僚,集结在爱国救亡的旗帜下,以强烈的义愤全面揭露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丧权卖国的投降派,讴歌了忠勇抗敌的民族精神,形成了以"普天忠愤"为特征的爱国诗歌创作潮流.甲午战争爱国诗歌具有明显的"诗史"特征,尽管在艺术锤炼上还略有遗憾,却尽到了文学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于右任与近代革命诗潮的发生发展

1903年,继诗界革命的运动流波,国内掀起了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革命诗潮。为深度解析晚近革命诗潮对诗界革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透视于右任诗作诗话与近代革命诗潮的精神关联,从革命诗潮视域考察于右任三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于氏早期《半哭半笑楼诗草》诸作,在诗体诗风上尝试跳出“诗界革命体”的藩篱,补充和发展“三长”理论,在题材题旨上竭力宣扬民族精神、民主意识和反清思想,奏出了革命诗潮的先声。民元前后,于右任诗歌创作、诗学评论及革命诗刊创办的壮举,一方面固结了陕西早期同盟会成员,另一方面推进了东南革命诗群的蓬勃发展。靖国军运动前后,于右任革命思想逐渐成熟,其文学思考和创作实践,引领了陕西靖国军军人诗群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推进了革命诗潮。于氏将诗界革命引向新的高度,推进了国内革命诗潮的蓬勃发展。     

孤寂而奇绝的风景——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概观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有清晰的运动轨迹——２０年代的象征诗派、３０年代的现代诗派、４０年代的九叶诗派、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现代诗、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朦胧诗派、８０年代中期后的后朦胧诗派。它在每一阶段信守自己走向同时又达成四点共识,即深潜感伤的内视性、追求艺术本体的纯粹性、逐渐向现实主义归趋、寻找中西艺术的融汇。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命运不佳;但存在本身已证明了人与文的双重自觉。它内在把握的思维方式折射了时代风云变幻;它的形式感与独创意识提高了新诗品位;它从纯到不纯的位移丰富深化了现实主义。它不仅拥有荣光的过去,也许还将拥有荣光的未来     

高旭与晚清革命诗潮

1903年前后,大量充满民族民主革命精神的诗篇出现在以近代化报刊为主阵地的新诗坛,形成了一股浩荡的革命诗潮。高旭诗歌之创作题旨在此期发生了重要变化,其发表阵地逐渐从《新民丛报》转移到《国民日日报》、《觉民》、《警钟日报》、《中国白话报》、《复报》等革命派报刊,其诗歌内容以宣扬民族民主革命为主旋律,以剑气激发民气,以箫心唤起国魂,形式和风格则承继了诗界革命的革新精神与方向,在如潮水般涌起的革命诗潮中充当了主力军,引领了时代潮流。     

群山中的一座高峰——论殷夫的诗

殷夫早期的诗歌记录了诗人的矛盾、痛苦、幻灭与兴奋,成为职业革命者后,歌唱工人阶级及其革命斗争成为其诗歌主旋律。这时期他的诗歌情感激越刚劲,节奏明快有力,语言铿锵富有鼓动性,被称为“红色鼓动诗”。本文通过分析他的红色鼓动诗,发掘其诗在形式、格律以及语言方面与同时代的革命诗人的独特之处。     

存在主义诗学与象征主义诗艺——兼论法国象征主义诗潮与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诗学通约性

中国早期象征诗派与法国象征主义诗潮具有对应性关系已为学界所共识,从存在主义诗学层面进行阐释,并由“纯诗”(诗质)、“契合论”(诗兴)、“神秘性”(诗思)等关键性话语入手解析两者的通约性则是一种新的研究途径.首先,两者都追求“纯诗”,而对“音乐”的追求是“纯诗”的至高理念;存在主义诗学也强调“音乐是本原性的艺术”,彼此之间的交集或对位意味着,“纯诗”中的“音乐精神”不仅是象征诗歌的最高艺术境界,也是其文化创造的原动力.其次,“契合论”作为两者的重要的诗学诉求,它一方面涉及存在主义美学的主体间性思维方式,同时更表现出诗人以感性生命同化万物,在审美活动中世界的意义、存在的意义得以显现,达到海德格尔所谓的“诗意地栖居”.其三,象征派诗人们将诗与“神秘性”联接起来并在存在论美学上予以体认,神秘主义是一种在理性思维之外诗性把握世界的方式,象征诗歌的诗性把握就是以有限的存在方式(语言)指向无限的存在意义(神秘),诗歌创作因此体现出一种领悟宇宙存在和生命存在意义的独特智慧,它使得原本具有艺术哲学意味的象征诗学扩展为文化诗学——获得存在本体论的意义.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忧患之诗与安乐之诗——老舍旧体诗创作转型论

老舍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写的旧体诗是抗战中的忧患之诗,既激昂悲壮,亦复沉郁忧伤,具有鲜明的宋诗风调,深受陆游和吴梅村的遗民诗的影响.而他在五六十年代写的旧体诗则是建国后的安乐之诗,或雄浑高亢或清新自然,讲究风神情韵,染有唐诗唐韵遗风.由尊宋到师唐,从忧患中的批判到安乐中的歌颂,老舍的这种艺术转变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旧体诗)转型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雌风吹动革命潮”：晚清女报与革命诗潮

晚清时期,以《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等具有革命色彩的女报为主阵地,涌现了一个数以百计的“英雌”诗人群,陈撷芬、杜清持、吕碧城、吕逸初、张昭汉、秋瑾、徐自华、燕斌和唐群英等是其中的佼佼者。众多男性革命文士与群星闪烁的“英雌”诗人一道,高张“女界革命军”之帜,描绘“女国民”榜样和“女中华”愿景,奏响了“女权革命”和民族民主革命的主旋律。晚清革命女报诗歌,以迥异于中国传统女性诗歌的思想面貌、精神气度、激越音调与卓荦风姿,在新诗坛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有力策应了蓬勃发展的革命诗潮。     

论"宋无诗"说

“宋无诗”说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唐宋诗之争”中“宗唐黜宋”派的极端之论,其偏颇显而易见。这一论调源于宋,盛于明,而后声迹渐隐。寻绎“宋无诗”说发展衍变的轨迹,探讨其理论依据与立论角度,分析其于明盛行的原因及对后世诗学尤其是清代“唐宋兼宗”诗学倾向的影响,对我们深入把握“唐宋诗之争”的本质有重要作用。当然,“宋无诗”说也有其独特价值。     

孔子的诗教与教诗

孔子提出的"温柔敦厚而不愚"的"诗教"命题,具有丰富的实用性和智慧性特点,它包含了"温柔敦厚"的"中和"之美与"不愚"的智慧之光。围绕作为诗教核心之"中和之美"的思想内涵,孔子的诗教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即强调事物发展的适度性,提倡在矛盾对立中谋取适中的状态,强调在诗教、礼教的规范中实现政治、伦理的有序化等。反映在《诗三百》的教学过程中,孔子既重视对《诗》的政治化、伦理化利用,也坚持教学的基本规律,注重"雅言"的教学,并将讲授《诗》中的古义、本义与强调引申发挥的用《诗》精神相结合,从而体现了先秦《诗三百》教学的某些特点。     

论唐人融诗入小说

在叙事中融入大量的诗歌是唐代小说诗意美最直观、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小说中融入诗歌,一方面使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诗的体式,有了诗的体式之美,另一方面又使小说叙事抒情化、内在特质诗意化,从而造就了唐代小说独具时代特色的抒情特性并对后世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意境诗的形成、演变和解体——兼论新诗不是意境诗

意境美是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和演变的。意境的原初义是生于象外的"真意之境",其中包含着宇宙和人生的先验的真谛;它滥觞于魏晋时代的言、象、意之辨,并接受了佛禅之境的影响。意境的引申义是"情景交融之境",其极致是"妙合无垠"。意境的引申义逐渐压倒了原初义而广为流行,这种演变反映了古代诗歌创作面貌的变化。"真意之境"多见于唐诗,尤以孟浩然、王维等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最为突出。"情景交融之境"多见于宋词,豪放派的苏轼和婉约派的李清照等皆有典范之作。元明散曲开始放松对意境的追求,转而注重俚俗化的明快和风趣。清末梁启超、王国维的意境说标志着古典意境说的终结。梁启超提倡的"新意境"主要是指西方传入的近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远离了意境的原初义和引申义。王国维在承先启后的意境说的系统建构中也显出难以避免的尴尬。新诗诞生初期以直抒胸臆方式表达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宣告意境诗的解体。新诗的基本发展趋势是现代意象诗的建构。现代意象诗以突出诗人的自我意识为核心,在总体上与古典意境诗大异其趣。但意境美仍应加以继承,作为现代诗美的构成因素之一。     

论欧梅唱和诗的创作动机

"以韵相挑,示才过人"的竞争心理和相互学习、相互追慕的崇拜心理,决定了欧阳修与梅尧臣唱和诗在题材内容、形式技巧上创新求奇的创作动机。欧梅唱和双方的互动效应和运行机制成为宋诗新质生成的重要内驱力,导引着宋诗向重议论、讲才学、散文化的方向发展。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论学人之诗

"学人之诗"有两重意义,本意是指学人所创作的诗歌,派生意是指不是学人所作但具有学人之诗风格和特征的诗歌.学人之诗体现出学术意识和学术精神,在诗歌创作中引进了学术研究的方法,常以专门之学人诗,具有质实沉厚的风格.由于人们在实际使用中的随意或"各取所需",使得"学人之诗"这一概念容易产生歧义和误解.学人之诗同诗人之诗的审美特征有较大的不同,诗人之诗多体现出艺术之美,学人之诗多体现出学理之美.囿于成见和偏见,学界对学人之诗的研究出现不应有的缺位.     

论春秋诗用的方式与诗教

春秋诗用的方式,按照<左传> <国语>诗用的惯用素语可以分为:言语引诗、礼仪赋;诗、交际解诗、典礼歌诗和评论用诗.春秋的诗用方式对于"诗教"的发展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关系直接的是言语引诗和交际解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品德优劣、行事对错、政治是非、社会治乱的判断参照的,是把<诗>对人物、事物的褒贬当作衡量一切的依据,当作论辩说理的理论依据,其实际就等于是"诗教",是西周礼仪"诗教"和教学"诗教"的外展,是西周"诗教"理论的社会实践.关系颇为间接的是礼仪赋诗和典礼歌诗,这种诗用是以<诗>为一种特殊的交际工具,藉此表达思想情感和交往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