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陈白沙的道家文化观

<正>宋明理学是儒释道相融合的新儒学,道家文化是宋明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白沙心学在基本价值取向上与理学程朱派是一致的,因而对道家文化的吸收,批判与宋明理学具有某种一致性。可是由于白沙心学的非正宗特性和陈白沙本人的特殊生活经历,使得白沙心学的道家文化观具有自身的理论特色和思想内涵。     

儒学与现代中国的老年问题

儒学自从孔子创立以来，历经了二千多年的发展演变。从先秦原生儒学转化为汉武帝、董仲舒的“霸王道杂之”、“独尊儒术”；再到魏晋玄学在儒、道融合基础上，对儒学的新诠释；进而发展为唐代的儒、释、道三教兼容并蓄；然后在较高的理论层面上，转生出来明理学以及心学、气学，直到现代的新儒学。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儒学与各种学派之间的冲突、斗争、磨合、融化，经过曲折而复杂的思想历程，几度衰落而又复兴，终于形成博大精深的儒学思想体系，其中涵盖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诸多精华，同时也积蓄着历史的糟粕。随着封建社会的解体，政权…     

从"孔颜乐处"到自适任情--陈白沙对理学重要命题的超越

陈白沙的思想上承周敦颐、程颢、邵雍,而与程颐、朱熹不同。这个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成圣境界——“孔颜乐处”理解的差异上。白沙糅合儒、庄、禅三家思想,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命题进行了超越性阐释,以自适任情取代“孔颜乐处”的道德伦理内涵。这充分表现在他的生活实践方面。另外,白沙心学的超越性也体现出宋明理学本身的矛盾,揭示出理学到心学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理路。     

精神超越和心性本然的回归--试论谢良佐理学思想中的佛道倾向

二程弟子谢良佐作为理学家却被后儒认为有严重佛学倾向.本文试图通过对此一问题的研究,揭示宋明理学融合儒佛道的具体目的和方式.本文认为,谢良佐以追求自然从容作为自己的主体思想,并以之为纽带联结和整合了儒佛道思想,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风格上都与儒家正统思想有所偏离,而他的这一偏离正体现了他在融合儒佛道思想、形成宋明理学方面的独特贡献.     

论陆九渊心学的思想史地位

中国思想史的启蒙时代应定位于宋明理学。启蒙是个外来概念,评判中国社会的启蒙须确立本土标志。以"睁开眼睛看世界"确定启蒙是以西方思想为判据;以本位立场看,中国思想的启蒙在于确立"凡事都须讲道理",因而宋儒树立天理概念当确认为启蒙标志。陆九渊心学是启蒙思潮重要一支。宋明理学释天命之性为天理,把先儒认定的天命之性贬低为气质之性,在理论上是有毛病的;然而其思想史意义很重要。其一,这个说法确认人与生俱来具备高贵性,从而为论证人的尊严奠定理论基础;其二,这个说法主张仁义礼智是人的存在组成部分,可解读为确认人之存在中有文化存在一维,这一发现在思想史上领先于西方思想。同为启蒙思想的理学、心学,心学独特贡献为良知返照。心体返照相当于西方哲学自身意识。"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对《中庸》"未发之中"之主宰义的证成。参照德国古典哲学遂知,主宰,即道德主体,相当于抽象人格。陆九渊心学的历史意义在于开启了自身意识觉醒之路。     

论苏轼对释道态度的前后一致性

苏轼一生深受儒、释、道思想的影响,而以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这在学术界几乎没有分歧,笔者也无异议。但学术界还普遍认为,苏轼对儒、释、道的态度,前后期各不相同:前期(指贬官黄州以前)主异,认为儒与释、道是对立的;后期(从贬官黄州到去世)主同,融合儒、释、道。这一观点,南宋江应辰就已提出:“东坡初年力辟禅     

论柳宗元对宋明理学的影响

在中外以及港、台的论著中,皆较多地注意到了韩愈和李翱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并推韩、李为开宋明理学之端绪,不无道理。但对于与韩愈齐名的柳宗元,几乎很少涉及。在唐以后他的学说似乎断了线,这是不公允的。其所以如此,国内可能是泥于宋明理学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者柳宗元不相类之故。本文试图探讨柳宗元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以就教于诸同志。唐中叶以后,政治上藩镇割据,国势日蹙;思想上释、道、儒三教鼎立,佛盛儒衰。鉴于此情,一些思想家便要求改革时弊,振兴国家。出现了黜佛、道而兴儒学的思潮。这个思潮     

道教与宋代理学

宋明理学的形成与兴起,除与佛学有密切关系外,道教思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学术界对道、儒两家分别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对于二者的相互关系探讨似乎尚少.本文试以儒、佛、道三教的对立与融合为背景,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研讨.     

陆王心学与早期禅宗心性论关系的再考察——以王阳明和神秀、慧能为中心

理学与心学是宋明理学中两个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作为陆王心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继陆九渊“发明本心”之后,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等思想命题,使宋明理学更进一步接近“中正仁义”的“人极”指向.王阳明险象丛生的政治生涯以及早年的参禅经历皆为其心性思想的重要来源,而后者往往为学界所忽视.通过将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的心性论与禅宗北宗神秀、南宗慧能的心性思想作相关比较,分析与诠释其对早期禅宗代表人物神秀、慧能心性思想的借鉴、融合,有利于了解宋明理学与禅宗之间的相互融摄关系;发现儒佛两家在为学理路、思想旨趣等方面的具体差别;并对探究宋明时期儒家心性思想为何由传统之人生、伦理视角转向心性本体层面提供有益参考.     

《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的特色

《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下简称《研究》),是章沛撰写的广东哲学思想史方面的专著。这本书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在全面地掌握关键材料的基础上,为陈白沙是主观唯心主义这一断定翻了案,指出了陈白沙的本体论的真正面目是“自然道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同时,对陈白沙的哲学思想体系的各方面,也作出了崭新的论断,因而是一部有其特色的专著。作者根据历史观点,肯定了陈白沙是明代杰出的哲学家,他的思想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儒心学的先河,在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承先启后的地位和作用。作者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判定了陈白沙哲学性质的内在矛盾,即既有唯物又有唯心;并对其意义作了具体分析。作者运用了辩证逻辑的对立同一思维律,在肯定陈白沙的“自然道论”的同时,又进一步分析了他的自然观、本体论思想与作为“道的认识结果”的涵养论思想之间的内在矛盾,并且指出     

阳明后学的以儒合佛道论

中国传统思想虽呈多流发展之势,但多流之中却有主次之分。从总体上看,儒佛道三家为主流。因同为主流,势成鼎足,故三家之间一直存在着冲突。不过冲突只是三者关系的一个方面,冲突的同时亦有融合。大体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三者关系以冲突为主,冲突之中有融合;唐宋以后,融合成了三者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只是融合之中也有冲突;至明代,三者融合的发展势头达到了顶峰,形成了一股三教合一的时代思潮。这一思潮在儒佛道三家中都有明显反映,只不过各家的出发点与着眼点不同而已。儒家以儒学为基础去融合佛道,道家亦着眼于自身而去融…     

程敏政“道一”论与阳明心学的形成

探究明朝中期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成因,是宋明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阳明心学之源既有远承孟子和陆九渊的心学因素,也有同时代周边学者的商讨切磋之功。而作为王阳明的座主,程敏政以"道具于心"的"道一"思想,曾深刻地影响了王阳明学术的致思趋向,为心学的兴起导引先路,提供了契机。可以说,程敏政"道一"论是阳明心学形成的源头之一。     

儒家忠孝思想在朝鲜半岛的传播

关于忠孝思想的发展,在东亚文化圈中,各国有较大的差别.朝鲜半岛与孔学的本意较为接近.风流精神,在韩国被认为是一切文化及精神的支柱,是韩国民族的根源思想.花郎道风流精神对儒、释、道从综合的全面的立场上采取了一种创造性的融合,以风流精神的内在超越性的包容实现了三教融合.     

回归真实的世界:15世纪心学史的内在理路

15世纪心学史表现为理学与心学的冲突与交锋,尤其是陈白沙和胡敬斋之间的学术分歧.在同门之间的学术分歧背后,隐藏着心学涌动的新潮流.白沙和敬斋分别从"终贯系统"和"横摄系统"发展康斋学,体现为高明心学与实在心学的不同诠释路径.从"心与理一",到"理与心一",从主敬到主静,表现出崭新心学形态的出现只是时间问题.而阳明心学的出场标志着程朱理学的暂时性终结.阳明心学由于海纳百川,直指心体和性体,体现出较为完备的心学形态.     

试论融汇道家自然之说的陈白沙心学

<正> 在明代心学的思想潮流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除了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应该说还有陈白沙(陈献章)的“自然”、“自得”之学.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白沙学案上》)陈白沙在王阳明之前致力于扭转明初“一宗朱熹”的学术风气,开一代心学之流,其在心学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通过湛若水影响和启迪了王阳明,而且,他所建立的学说体系融汇了道家自然之“道”的思想情趣,在理论上亦是独开一面.本文即有意于探讨白沙心学的这一特点.     

儒佛道思想家与中国思想文化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中,逐渐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多元融合的文化系统.悠久而丰厚的思想文化是通过具体的人而得以创造、传承和延续的.中国思想文化的三大主干离不开具体的儒佛道三教思想家实际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创造活动,儒佛道思想家的思想又能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三家的思想,从而表现整个中国思想文化.     

论顾炎武的经学道统观

顾炎武以"考据学"为手段,在浩繁的著述中以"求真务实"的特点展现着自己思想的魅力.他把儒学之精髓概括为"经世之经学",对儒学的道统作出了独特的经学化的分析和诠释.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中,顾炎武旗帜鲜明地反对陆王心学,批判陆王心学的空疏无用,尊崇经学意义上的程朱儒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口号,他以经典考据为治学之方法,以经世致用为治学之目的,建构了通经致用的经学道统观.     

回转与高飞——从《南华长老题名记》探讨苏轼对儒、佛理论的会通

苏轼对儒、佛两家理论的个性化的理解和创造性的会通是其思想中值得关注的一面,也是其文学风格的基石之一。本文旨在从《南华长老题名记》一文出发,探讨苏轼得出“儒释不谋而同”这一论断的思路历程和思想根源。同时也从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发展史的角度,以儒、佛两家的理论为依据,对苏轼融合儒释的观点做出一定的分析和评判。     

朱熹的佛教观

作为一种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形成标志着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最终完成。在这一融和的过程中,作为当时的士大夫阶层,朱熹对佛教的态度也很具有代表性:一方面,政治上以儒家为正统,排斥佛教;但另一方面,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援佛入儒”发展新儒学,并将它最终落实到封建伦理道德上,为封建统治服务。     

如何评价苏轼

学术界对苏轼晚年在岭南的思想倾向问题,争论较多。他的主导思想究竟是儒还是道、佛?是消极出世,还是积极入世?’对个人前途是悲观还是乐观?、我想这是否存在一个问题,即关于苏轼世界观的属性以及他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的问题。不论儒、释、道,它们的思想体系都是在我国封建社会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归根到底是为维护这个社会的封建秩序起作用的,虽然它们的装现形式不同,有的似乎积极入世,有的好象消极出世,但如果看不到它们的共同性质,看不到它们的可以互相转化,就把问题片面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