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春秋》史料来源述考

在中国古代史的断代研究中,十六国一段最为薄弱。究其原因,这段历史头绪纷综,尤其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交织,往往使学者望而却步。此外,史料缺乏和零散恐怕也是重要因素。 如众所知,最早全面记述十六国这段厉史的当属北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一百零二卷。鸿字彦鸾,东清河郁(今山东临朐北)人。北魏名臣崔光之侄。祖崔灵延,宋武帝时任龙骧将军,长广太守。后降北魏。故《十六国春秋》于南方政权不以僭晋、僭宋相称。鸿少时好读书,博综经史。历任中散大夫、司徒长史、齐州大中正等。除《十六国春秋》外,并撰后魏起居注。另有《科录》《崔氏五门家传》等。《魏书》和《史通》论及《十六国春秋》皆有不满意之处,但对其成就均有肯定。而且,后出的《魏书》《修文殿御览》《北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齐鲁史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齐鲁学者丢弃经学章句,转入其他领域,取得显著成就。在史学领域,或身居史职,编修国史,如缪袭、徐广、檀超、崔浩等;或出于自觉,撰写史书,如华峤、乐资、虞溥、孔衍、王韶之、刘祥、臧荣绪、萧子云、萧子显、张彝、崔鸿等。这一时期,名家辈出,佳著迭现,如华峤《汉后书》、臧荣绪《晋书》、崔鸿《十六国春秋》,等等。     

史体三论

本文就“编年”,“纪传”、“本末”三种史体的始末、价值、影响等几方面谈一谈自己浅陋的看法。由于笔者是弃文务史,半路出家,对史学虽感兴味,但水平有限,今日“史体”一文只是引玉之砖,求教于方家、能士。 一、编年体的产生和发展 编年体史书出现最早,远在周代各诸侯国的史书——《春秋》均为编年体史书,如周之《春秋》、鲁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等等。而墨子曾说: “吾见百国《春秋》。”还有晋称《乘》,楚称之《梼杌》等史书亦均是编年体,可惜这些书大部分亡佚。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就是孔子根据鲁国史“春秋”编写的,定名为《春秋》,从此,“春     

十六国官制初探

关于十六国的官制,不但在封建正史和典章制度史,如《晋书》、《宋书》、《魏书》、《通典》等书的“职官”志典部分,没有予以收录,就是集官私典籍大成的类书有关职官部分,也不予收录,以致影响到近代所出关于古代官制著作,也只偶然提到十六国的个别官制。清人所撰十六国有关将相大臣表,算是系统整理十六国官制的著作,     

《增定二十一史韵》的作者考评及其价值探析

《增定二十一史韵》是清人仲弘道在明人赵南星《史韵》二卷的基础上，补《帝王世纪》、《春秋世纪》、《东西周纪》、《列国世纪》和《秦世纪》在西汉之前，作《明世纪》续于元之后，还补晋时十六国、五代十一国及宋时辽、金、夏，遍及二十一史，并集诗、注、评于一体，文史结合，在文学及史学方面都有较高的价值。本文在点校此书的基础之上考证该书作者赵南星、仲弘道的生平事迹，简单介绍《史韵》一书的版本体例并以具体例证叙述其文学及史学价值。     

略论《春秋》大义及夷夏之辨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整理而成以寓历史褒贬，政治理想的著作。鲁国史记，是本国大事及诸侯赴告而书策的记事之作，留存后世则成历史记载，当时名称也叫《春秋》。但孔子根据鲁国《春秋》经过笔削润色以后，寄寓他对礼崩乐坏的的慨叹之情，乱臣贼子的诛讨之义与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因此，孔子的《春秋》已从“史”上升为“经”，用我们现代新名词，可称之为“政治哲学著作”。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当首推《孟子》，这不仅最早，而且最可信、最可靠。（虽然历来有人疑议，但于其记载本身，始终推翻不了）《孟子·滕文公下》孟子…     

《左传》之"非礼"窥探

《左传》一书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至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共244年间发生在鲁国及其他诸侯国中的重大事件。我们借助《左传》一书所载“非礼”之事,一方面可以了解春秋诸侯的僭越行为,从而更进一步了解“礼崩乐坏”的渐变情况;另一方面也可以窥探春秋及其之前的社会生活风俗。     

春秋谷梁学思想探研——关于经典文本的层累性解读

春秋谷梁学基于《春秋》的原典精神,通过《春秋谷梁传》、《春秋谷梁传集解》、《春秋谷梁传注疏》层累地解读了《春秋》的政治、伦理和史学思想,具体形成了倡导民本和贤君的“王道”政治思想,以三纲和忠孝为内核,家国同构但以尊君为“天道”的伦理思想,以及以实录和褒贬惩劝为“书法”的史学思想。由于春秋谷梁学的思想忠实地传达了孔子作《春秋》的真实意旨而成为《春秋》的解人,应值得后人研究和珍视。     

释“艻”、“棘”

吐鲁番东,往哈密去的路上,有一古城,《北史·高昌传》作“白棘”。《魏书·唐和传》作“白力”。《北史·唐和传》又作“白力”。《梁书·高昌传》作“白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亦作“白力”。《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正月王式至交趾“树(艹刀)木为栅”句,胡注:“昔尝见一书从艸从力者,读与棘同。棘,羊矢枣也,此木可以支久。”今吐鲁番出土文书,自十六国到唐代,皆书作“(艹力)”。究竟“棘、力、(艹力)、刀、(艹刀)”诸字的关系如何?如果命名诸字,毫无关系,可否怀疑为异城异名?如果通过研究这些不同形体的文字之间的语言内部联系,说明了命名诸     

试论朱舜水与胡安国的《春秋》观之异同

朱舜水的《春秋》观对《大日本史》编史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春秋》观又深受胡安国《春秋传》的影响。比较分析二人《春秋》观,对于《春秋》学史和《大日本史》史观的理解都很有价值。我们认为,二人的《春秋》观之间虽有渊源关系,但学术重点不同,学术风格各异。胡安国意在“尊王”之统绪,以谨始通贯他旨;朱舜水意在通过“尊王”之阶序,以虚君敬奉天命。胡安国的《春秋传》作为科举定本一直影响了元明清三朝,在政治上强化了“尊王”的论述;朱舜水指导编纂《大日本史》对德川日本的体制和儒学话语变迁都有所影响,其“虚君”问题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二人在《春秋》观上的差别有身份、地域及历史境况的原因。胡安国的《春秋》观作为朱舜水《春秋》观的重要来源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但更重要的是揭示二人《春秋》观之“异”的《春秋》学意义。     

释“艻”、“棘”

吐鲁番东,往哈密去的路上,有一古城,《北史·高昌传》作“白棘”。《魏书·唐和传》作“白力”。《北史·唐和传》又作“白力”。《梁书·高昌传》作“白刀”。《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亦作“白力”。《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十二年正月王式至交趾“树芀木为栅”句,胡注:“昔尝见一书从艸从力者,读与棘同。棘,羊矢枣也,此木可以支久。”今吐鲁番出土文书,自十六国到唐代,皆书作“艻”。究竟“棘、力、艻、刀、芀”诸字的关系如何?如果命名诸字,毫无关系,可否怀疑为异城异名?如果通过研究这些不同形体的文字之间的语言内部联系,说明了命名诸字的关系密切,那就基本上可以排除上述假设,从而论证其为一个城市命名的不同书写形式(当然还要根据史实,相互验证)。     

《晋书》、《十六国春秋》对勘札记

《晋书》为传统正史之一,但其间亦多有可以商榷之处,尤其是某些历史事件的年代、人物、时间等细微之处,与现存其他要籍多有异同。本文主要以后魏崔鸿所撰《十六国春秋》与《晋书》的栽记部分相互勘证,并参以《资治通鉴》及北齐魏收《魏书》等。以上几部书互异之处甚多,兹择其要者二十余条,冀对《晋书》某些问题有所区补。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中国语法学的萌芽——《公羊传》解说“春秋书法”表现出的语法结构分析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语言学在“文字”“音韵”“训诂”之外,应该再立“语法”这个部门。笔者这样主张,是因为笔者初步肯定中国古代有语法学。笔者这样肯定,是由于笔者认识到并发现了历代注释书,尤其是两汉注释书如《诗经诂训传》《诗经笺》《周礼注》《仪礼注》《礼记注》《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孟子章句》《楚辞章句》《战国策注》《吕氏春秋注》《淮南子注》中有丰富的、多方面多层次的语法分析材料,这样,笔者认为中国语法学产生于汉代。又经笔者较为仔细考察,发现《春秋公羊传》(下称《公羊传》)解说“春秋书法”(又名“春秋笔法”)中巳表现出对语句的语法结构分析。《公羊传》的传授与成书年代已有定论,无疑早于包括西汉毛亨《诗经诂训传》在内的汉代注释书。因此,似可作     

论《战国策》的思想倾向

《战国策》是一部什么书?这在历史上,有过不少争议。据刘向《战国策书录》,此书在未经集录之前,曾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等不同名号。刘向认为此书乃“战国时,游土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这就不但为本书正了名,而且指明了它是一部战国时游土为所用之国出谋划策的资料汇编。因“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汉书·艺文志》即把它与《史记》并列,归入“春秋”一类。但宋代晁公武却在《郡斋读书志》中把它改入子部纵横家,并说:“历代以其纪诸国事,载于史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纵横家云.”(《郡斋读书志》卷第三上)这就取消了《战国策》的.“史”的资格。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赞同此说.明代杨慎也认为它是“一家言”。清代顾广圻则声称他对于此书寻绎累年,终于     

魏晋南北朝“史例中兴”问题再探讨

从史学发展的背景出发，从“史例”之作是否起于《春秋》、例之为体《左传》后曾否中绝及“中兴”之例是否始于干宝等方面对刘知畿的“史例中兴”说进行了考察，认为刘氏此说值得商榷，《春秋》经传及秦汉之时的史书并未有吏例，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春秋》经传注解尚“通”、史学发展等因素的影响，干宝在所著《晋纪》中始立叙例，此后诸史相沿，史例才发展成为一种文体，反映了此时期人们对史书编纂探讨的深入，对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左丘明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开创之功

左丘明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开创之功张汉东我国传统史学开端于春秋末期，标志是“百国《春秋》”的出现。当时可考的史学家只有左丘明，当时的代表著作也只有左丘明的《春秋》和《国语》，左氏二书为中国传统史学开了先河，启迪和影响了后代史书的编纂，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魏晋至唐初目录书中的佛、道两教

每一时代的政治思想潮流和学术风气特征,对当时目录书的编纂,都有一定的影响,因而目录书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种潮流和特征,起到“辨章学术,考竟源流”的作用。从两汉至隋八百多年中,史学大有发展,而目录书中“史部书”一类亦即由《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的“春秋类”下脱出,经魏郑默《中经》,西晋荀勗《中经新簿》、东晋李充《晋元帝四部书目》,一直到唐初《隋书·经籍志》,终于逐步独立成“经、史、子、     

孔子作《春秋传》史实考

孔子作《春秋》非“春秋经” ,乃“春秋传”即《左传》蓝本。孔子后半生主要从事于此伟业。其“厄陈蔡”“过郑”“适楚” ;读《易》序《书》等等 ,无不与此息息相关     

先秦“春秋”类文献的编纂及其文体的演进

先秦时期,作为史书的春秋有泛称、专称之别,既可指各诸侯国史,又特指流传至今的鲁国史《春秋》,同时又存在其他形式的春秋类文著。这些现象表明当时春秋类文体的复杂性。《春秋》、《左氏春秋》、《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相关文献文体初步勾勒出先秦时期春秋类文体演变之轨迹,即由单纯记录历史事件的结果发展到记载历史事件过程,重视历史因果关系的探寻;从记载诸国军政大事到专门记录个人言行事迹;由重视史实的载录发展到对形上理论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