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时期徽州地区禁烟运动

民国时期,徽州地区烟毒泛滥.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推行毒化政策,徽州地区社会失序,具有烟毒化的趋势.在民族危亡之际,南京国民政府发动了大规模的禁烟运动,从废除公土制度、限制私烟流动、强制烟民戒烟、设立强民工厂、建立监督组织、推行禁烟宣传六个方面推动徽州地区的禁烟运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并未将鸦片彻底根除.     

日本"治台经验"在中国大陆的运用及其危害——以鸦片政策为中心

日本统治台湾期间,推行鸦片毒化政策,并将其作为独特的"治台经验",推广到中国大陆。由于中国各地情形不同,日人毒化手段随之发生变化,最终确立"以毒养战"、"以毒制华"的战略目标,将毒化政策演变成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国家行为。日本侵华毒化政策的推行,摧残了中国人民身心健康,削弱了中国抗战力,打断了中国政府的禁烟历程,破坏了中国经济发展,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     

建国初期云南的禁毒斗争及其成功经验

由于建国以前云南所在的西南地区是我国烟毒泛滥最为严重的地区,到建国初期云南烟毒泛滥的情况仍然十分严重,种植、制造、贩运、吸食烟毒活动仍有蔓延之势,严重影响着人民的健康、国民经济的恢复、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安定。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云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按照中共中央、政务院和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积极投入禁毒斗争,最终从源头上堵住了烟毒的泛滥,基本上解决了建国以前云南历届政府均无法解决的烟毒问题,有力地促进了云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论伪维新政府时期日本的鸦片毒化政策

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华中全部沦入日人手中。上海沦陷后,日军以破竹之势占领京沪、沪杭之间各要地,并迅速在各县成立自治委员会、维持会等组织,公开进行毒化活动。1938年4月到1939年3月,上海、南京两特别市政府、江苏(苏州)、浙江(杭州)、安徽(蚌埠)等伪省政府相继成立。华中地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中枢,是富庶的鱼米之乡,被日本视为“以战养战”的基地。日占华中后,随即实施“以毒养战”、“以毒制华”的毒化战略,牟取暴利。伪维新政府时期日人鸦片毒化政策的推行,严重危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并在一定程度上消减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意志。     

近代山西禁烟运动述略

从１８８２年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力主禁绝烟毒,在山西大张旗鼓地推行禁烟政策 开始,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阎锡山重提禁烟为止,半个世纪之中,山西先后发生过四次大规模禁 烟运动。禁烟运动此起彼伏,烟毒屡禁不止,个中的教训值得借鉴。     

伪满鸦片政策略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实施"以毒养战"的鸦片毒化战略,遭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国际舆论的强烈谴责。日本不得不变换战术,表面上取消鸦片专卖,实行鸦片"断禁"政策,以惑视听,但实际上仍大量种植、销售鸦片,其"以毒养战"的鸦片政策的实质始终未变。     

20世纪50年代南京肃清烟毒运动初探

南京是江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和前国民政府首都 ,也是解放前烟毒的重灾区。本文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南京的烟毒状况、烟毒法规的颁布、烟毒查禁过程等史料的分析 ,回顾总结那场声势浩大的肃清烟毒运动的成功经验 ,以期对当前和今后的禁毒工作有所启示     

建国初期广西烟毒的禁绝

１００多年前,当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轰开中国大门时,鸦片也流入中国,此后便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泛滥成灾,象一场不可遏止的瘟疫,蔓延全国各地,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对此,近代中国的历届王朝和政府都曾发布过禁烟禁毒的法令,屡屡表示禁毒决心,使禁烟成为一项代代承袭的传统政策。但由于统治者的阶级和历史的局限,禁烟效果甚微,烟毒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直至蒋家王朝覆灭前夕,已达积重难返的境地。广西作为云贵川烟土贸易的最大集散地,历来是烟土之过道,且民国时期新;日桂系军阀均以烟毒为广西最…     

论侵华日军在福建的贩毒活动

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就开始在福建从事贩毒活动。抗战时期,日军在以武力手段屠戮福建人民、掠夺资源的同时,更是在福州、厦门等地废除中国政府的各项禁毒法令,公开推行毒化政策。“以台制华”、“以毒养战”。与其他沦陷区相比,日本在福建的贩毒活动有其特点。巨额毒资不仅助长了日军的侵华气焰,同时也使福建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创伤。     

东北沦陷时期日伪的劳工政策及其后果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沦陷时期对东北的劳力资源所实行的野蛮掠夺政策是伴随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部署和殖民统治的进展而变化的。在东北沦陷的初期、中期、后期 ,分别实行了限制华北劳工入境、积极诱骗华北劳工入境、“劳务新体制”即“国民皆劳”的劳工政策。劳工掠夺政策的实施给东北人民的生命财产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禁毒斗争及其历史启示

抗战时期,为了肃清根据地内的毒品犯罪,粉碎日军的毒化阴谋,保卫边区人民的身心健康,维护边区政府的声誉,争取抗战的胜利,陕甘宁边区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立专门的禁毒机构,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查禁烟毒的法规法令,发动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在边区境内开展声势浩大的禁毒运动,基本遏制了毒品在边区境内的蔓延。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卓有成效的禁毒斗争留下了可供后人借鉴的宝贵经验政治廉洁、组织高效,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证;禁毒必须有法可依,要加强禁毒立法,完善禁毒法制,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法律保证;禁毒要走群众路线,广泛教育、发动、依靠人民群众参加,开展禁毒的人民战争,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重要前提和群众基础;实行全面禁毒,重点打击制毒、贩毒,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重要方针;禁毒要与清除其他社会病害配合进行,是有效开展禁毒斗争的综合措施。     

试析日伪对赫哲族的毒化政策

为了获得高额利润,麻痹赫哲族的民族意识,断绝赫哲族与东北抗联军队的联系,从而加强对赫哲族的殖民统治,日伪对赫哲族实行毒化政策。日伪在赫哲族地区广泛种植鸦片,给赫哲族发放“吸烟证”,鼓励赫哲族吸食鸦片,从而达到其拉拢引诱的目的。在日伪毒化政策的实施下,赫哲族的体质受到了摧残,人口数量急剧下降,民族面临濒危,同时在精神上意志消沉、萎靡不振,丧失了反抗精神。     

评《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

《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曹大臣、朱庆葆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为行文方便,以下简称《毒祸》)一书是建国后国内出版的最早全面系统地论述日本毒化中国问题的学术专著。虽然此前学术界已对日本毒化中国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成果颇丰,但这些研究多是论文形式,或多限于区域性研究,或侧重于日本毒化的政策、活动方面,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角度来看,显然是不够的,而这正是《毒祸》一书的价值所在。首先,《毒祸》一书把日本毒化问题放入中国毒品史这一长时段中予以考察。1729年,雍正帝颁布了中国第一个禁烟法令。鸦…     

民国中期(1931—1937)华北民众“闯关东”中断原因探析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 ,把东北变成了它独占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残酷统治和经济掠夺 ,对华北移民的限制政策以及日人向东北的移民狂潮 ,使近代以来华北人民的“闯关东”活动被迫中断。此后 ,这一活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轨道 ,不能自由发展 ,其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华北劳力的强制掠夺。     

烟毒问题与近代山西社会

烟毒蔓延在山西经历了一个从上层到下层、由少数到多数的情势。从鸦片到金丹、吗啡、料料等毒品,山西社会所受毒害甚深。同时,随着近代山西社会局势的恶化,烟毒日益与糟糕的生活作风、地方社会的劣等阶层,以及近代反侵略的民族主义情绪联系起来,烟毒、政府与民众构成近代山西社会一个颇有特色的三角关系。     

抗战初期国民党经济政策研究

抗战初期国民党经济政策研究余信红１９３５年，华北危机日益加深，严重威胁和动摇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地位。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全国人民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呼声，国民党及其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对日抗战，以及英美开始逐渐改变其过去对日所采取...     

在党的路线的轨道上前进——纪念“一二·九”运动五十年

<正> “一二·九”运动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 五十年前,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继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以后,又威逼华北,制造了1935年的华北事变,妄图吞并整个中国。国民党政府继续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不抵抗政策。华北危急!民族危急!具有反帝爱国传统的北京学生痛切地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于是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义旗,冲破国民党政府的恐怖统治,在1935年12月9日举行爱国大示威,掀起了抗日救国的怒潮。     

青少年毒品问题及其综合治理

(一) 中国原本是无毒之国。毒品18世纪从欧洲传入我国。一百多年前,帝国主义列强为了掠夺财富,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烟毒,将鸦片战争强加中国,中国人民饱受鸦片烟毒之害。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保护人民健康,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变旧中国毒品泛滥的状况,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全国发布了《关于禁绝鸦片烟毒的通令》,采取了一系列的坚决果断措施,大张旗鼓地惩治毒品犯罪分子,     

陕甘宁边区禁烟禁毒运动初探

中国共产党对禁烟禁毒一贯高度重视。早在３０～４０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为了根除病国害民的烟毒,相继制订和颁布了《陕甘宁边区禁烟毒条例（草案）》《陕甘宁边区查获鸦片毒品暂行办法》《陕甘宁边区查缉毒品办法》等一系列重要的查禁烟毒的法规法令,先后...     

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商业贿赂是当前社会生活中的腐蚀剂,危害了经济秩序,毒化了社会风气,损害了国家和人民利益。惩治商业贿赂犯罪应当立足于我国国情并结合实际情况,但我国反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尚存不足,如何完善我国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法律体系,从而保障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