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威王时代孟子未曾游齐——讨论钱穆先生所述孟子游齐时代

<正> 孟子游历各国,《史记》载起于齐宣王时。拙作《孟子游历诸国考》(载《齐鲁学刊》1986年第1期)亦据几种可信史料,论证《孟子》书载孟子游历经过,确与齐宣王时代历史背景相符合,不可能建立齐威王时孟子已游齐之假说。但因《先秦诸子系年》于半个世纪     

昭阳伐魏及其相关问题辩析

一、昭阳伐魏史实浅析《史记·楚世家》记载:“(怀王)六年,楚柱国昭阳将兵而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齐,齐王患之。”《魏世家》亦载:“(襄王)十二年(今按:《史记》关于魏国的纪年有误,襄王十二年当为惠王后元二十年),楚败我襄陵”。又《战国策·齐策二》载:“昭阳为楚伐魏,覆军杀将,得八城,移兵而攻齐。”此与上引《史记》所述当为同一战事。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楚昭阳率师伐魏,于襄陵一带大败魏师,同时攻占了以襄陵为中心的八座魏国城邑,继而移兵攻齐。《鄂君启节》所言“大司马昭阳败晋师于襄陵”正好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亦说明此乃楚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故用作纪年标志而载入史册。关于这次战事的原因,《史记》各篇未作任何记载,从《战国策》有关篇章中,略可窥其     

“共和”新探

西周晚期,厉王被国人流放,出现了一段“共和行政”。这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政治事件。中国历史就是从“共和”元(公元前841)年起始有确切纪年的。关于“共和”含义即“共和行政”的历史真象,因史籍纪载歧异,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至今仍未定论。本文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作一番新的探讨。 《史记·周本纪》云:“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索隐》引《汲冢纪年》曰:“共伯和干王位。”引《鲁连子》曰:     

《今本竹书纪年》并非伪书说

《今本竹书纪年》由于行世较晚，研究者多以其书为伪，以至后人几乎弃而不用，至为可惜！本文认为，《今本竹书纪年》绝非王国维等人所说“杂陈”各书，其材料即使不是直接采自汲冢原简，也会取自散佚之前的古本《纪年》。《今本竹书纪年》的出现可能有两种情况：一是西晋的和峤在杜预等人所说的本子之外，根据汲冢的《纪年》原简另行写定，后由人进行了整理；二是有人鉴于杜预等人所说的本子存在一些问题，便据而重新改编。总之，《今本竹书纪年》与一般所谓的伪书有根本不同，它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正> 古本《竹书纪年》等竹书,于西晋初年出土于汲县古墓。除《穆天子传》外,其他古籍皆已散佚。《竹书纪年》一书,对先秦历史,尤其是战国史,提供了重要史料。原书虽佚,但宋代以前的古注类书中引用的还较多,雷学淇《考订竹书纪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以及今人钱穆《王氏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补正》(见《先秦诸子系年》)、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皆有所辑录。近年来,为《古本     

从孟子的政治观看他所代表的阶级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孟子“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实《孟子》七篇并不尽述仲尼之意,它是在这样的旗帜下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孟子生在战国中期,当时,封建社会基本上代替了奴隶社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当是之时,秦用商鞅,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强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封建大一统的局面正在逐步形成。封建制度的确立,迫使各阶级和阶层不得不面对新的秩序表示自己的态度。为奴隶主     

论慎到的势、法、术思想

<正> 一、慎到及其在法家学派中的地位《史记·孟荀列传》载:慎到,赵人,曾游齐稷下学宫。慎到生卒年代已不可确考。《孟子·告子下》曾记载:“鲁欲使慎子为将军。”赵注:慎子名滑釐。焦循《孟子正义》认为“釐”与“来”通训,“来”与“到”义同,据此判定慎子名滑釐,字到。《汉书·艺文志》慎子条下班固自注:“名到,先申、韩,申、韩称之。”申不害相韩昭侯,卒于公元前337年。慎到如比申子早,也要长孟子若干岁。可是《盐铁论》又载,慎到在齐宣王和齐湣王时游稷下,比前一说晚了几十年。这里我们从《汉志》说。     

梁启超论孟子遗稿

孟子略传孟子名轲,邹人(邹为春秋邾国,今山东邹县)。盖生于周烈王时,当周平王东迁后三百八十余年,孔子卒后九十余年,秦始皇并天下前百五十余年,民国纪年前二千二百八十余年。(万斯同《孟子生卒年月辨》定为生于烈王四年己酉,但所据之书不甚古,今不敢武断,但举约数耳。)其时七雄并立,而泗上十二小侯尚存。孟子所尝游居之国,在七雄中曰梁曰齐,在小侯中曰邹曰鲁曰宋曰滕曰薛曰任。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而私淑孔子(受业子思之门人,据《史记·孟荀列传》。而《汉书·艺文志》本注云,子思弟子,赵歧《孟子注序》亦云长师孔子之孙子思,后人遂有谓《史记》门人之人字为衍文者。崔述《孟子事实录》云,孔子之卒,下至孟子游齐、燕人畔时,一百六十六年矣。伯     

西周时期的鲁国纪年

<正> 西周时期的鲁国纪年,一向有两种说法:一为《史记·鲁世家》,记载考公至孝公十一世的年数,虽缺伯禽一世,但其完整性大大超过《周本纪》和诸世家;二为刘歆的《世经》,记有伯禽的年数,另有三处同《史记》的出入颇大。人们对于这个没有史料依据而又晚出的说法,大多抱怀疑的态度。     

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今本竹书纪年》中的鲁国纪年

《今本竹书纪年》的真伪问题、鲁国列公在位之年问题在学术界都尚存争议。而将《史记·鲁世家》和《今本纪年》所记载的鲁公在位年进行比较,借助于“夏商周断代工程”《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专题组刚刚得出的武王代纣之年的结论,可以订正鲁国的纪年,也启发人们对《今本纪年》进行深入认识。     

孟、庄异同论略

一 孟轲与庄周是战国时期儒、道两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孟轲游说梁惠王、齐宣王之事,既见于《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又见于《孟子》书中。《史记·老子韩非子列传》则谓“庄周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所以朱熹说,孟子与庄子同时,“庄子后得几年,然亦不争多。”但是这两位不同学派的代表人物,处于百家争鸣之际,都未曾在各自的论著中道及对方;史籍所载,亦未有二人相遇互论之事。关于这一点,朱熹的悬测是:“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孟子平生足迹只齐、鲁、滕、宋、大梁之间,不曾过大梁之南。庄子自是楚人,想见声闻不相接。” 孟、庄二子是否曾经相遇,不可确知。先秦史籍传至今日者甚鲜。墨子读     

论孟子游说中的应时思想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记载: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意思是说,孟子游说并服事齐宣王,宣王没有任用他;他前往魏国,梁惠王没有听他的话。原因是国君们认为他的话迂曲而遥远,空阔而不切合实际。对孟子游说未果的原因持这种认识的颇多,其影响深远,直至今天学术界似乎尚未取得共识。笔者认为,孟子,周游列国,劝谏君王施行“仁政”、以实现王天下的主张,并非全是高谈阔论、不合时宜,其中不乏应时思想和独到见解。本文试就此作一粗浅探讨,求教方家。     

略论稷下人物宋钘

<正> 宋钘,战国时宋国人,与尹文齐名,同游稷下,因并言黄老之意,被后世称为宋尹学派,在当时很有影响。在《孟子》书中,宋钘写作宋牼,《庄子·逍遥游》、《韩非子》写作宋荣,《荀子》、《庄子·天下篇》写作家钘。宋钘的生卒年代不可确考,我们只能根据《孟子》的记载推其大概。《告子下篇》说:“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置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这里说的秦楚构兵发生在周赧王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史记·楚世家》说:“怀王十六年,……发兵西击秦,秦亦发兵击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当时,正值燕人畔齐(见《孟     

谈桂陵之战及其相关诸问题

由于《史记》对桂陵之战的记载过于简略,且把此战的一些材料附会于马陵之战,因此令人对这次著名战役久久奠得穷其究竟。依据临沂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许多相关难题可试作考释,其中双方战地当在今山东菏泽东北郊之桂陵;激战结果,齐胜魏,俘庞涓。从此,齐最强于诸侯,而孙膑也因其奇妙战策而名显诸侯。     

从最早记载看孟母教子传说

从最早记载看孟母教子传说张延龄先秦典籍中对于孟子身世、生平很少涉及。仅《荀子·解蔽》中有＂孟子恶败而出妻，可谓能自强矣＂这么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按荀况与孟轲持论不同，＂恶败出妻＂之语也不含恭维。对此，只可按孤证不立之例不遽断其事之有无。到司马迁作《史记...     

韩婴诗学的宗孟倾向——论《韩诗外传》对孟子诗学的接受

《韩诗外传》与孟子诗学存在承传关系。主要表现为:在韩婴的诗学传承谱系中,孟子被置于一个仅次于孔子的重要环节;在诗学观念上,韩婴接受了孟子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的诗学观,并将这一观念应用到诗学实践;在用《诗》方式上,韩婴继承了孟子的"引《诗》证事"特点,使得《韩诗外传》在传《诗》方式上,颇"殊"于齐、鲁两家诗。     

夷门·稷门

战国时代,魏的首都大梁之东门叫夷门(《史记·信陵君列传》);齐的首都临淄之西门叫稷门(刘向《别录》,《太平御览》卷18引)。夷门、稷门得名之由,似尚罕有人道及。 据《史记·魏世家》,魏为毕公高之后,“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是魏与夷有一定关系。夷,虽有东夷、西夷之分(孟子·离娄下》),但多数情况下是指东方各族。《尔雅》郭璞注;“九夷在东。”所以习惯称“东夷”。然则魏首都之东门,称作“夷门”,盖由于此。     

试论帝乙、帝辛纪年

关于殷商一代的史料,春秋时期的孔子,已经有文献不足之感;《史记》著录而传世的文献,只有殷王世系的记载而缺乏诸王的在位年数。宋、明的学者,在所编制的殷商纪年的方案中,关于末代二王的在位年数,有以下几种说法:     

灌婴攻陷彭城献疑

《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 :韩信攻下齐地后 ,派灌婴带领一支小部队 ,打下彭城等许多城市。然而 ,此事不可信。其原因 :1.这不符合韩信的邀地思想 ;2 .一支小部队 ,根本没有这样强的战斗力 ,《灌婴传》对项佗和周兰的记载 ,存在着重大失误 ;3.在双方的统帅那里没能得到应有的反映 ,在《史记》中是孤证 ,并被《资治通鉴》所弃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 ,对灌婴及其攻陷彭城之事 ,只字没提。因此 ,关于灌婴攻陷彭城等地的记载 ,是他人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