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远抗战与蒋介石对日政策的转变

1936年的绥远抗战,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傅作义的个人行为,与国民政府及蒋介石个人均无关。清理绥远抗战的真相,可以明确3点:第一,绥远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不仅没有像张学良所云"力谋妥协",而是空前强硬;第二,傅作义、陈诚、阎锡山等人对绥远抗战有贡献,但决策和总体指挥者确为蒋介石;第三,绥远抗战期间,中国对日全面战争还远未完成,因此,蒋介石不得不谨慎从事,适可而止。但在这一过程中,蒋介石维护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坚决抗日的决心和意志已经充分表露,其一贯的民族主义立场也已经充分表露。     

论北伐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

北伐时期 ,国民政府鉴于日本同英美的矛盾、日本在华势力分布特点和日本对华政策特点 ,受苏联革命外交战略的影响 ,实施了接近日本、联络日本的对日政策。这一政策也是北伐前单独对英政策的继续和发展。在北伐开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 ,起到了牵制英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作用。但也为蒋介石与日本的妥协活动提供了机会     

论明统治者的对日政策及其影响

明朝时期中日两国的关系错综复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统治者——明王朝的皇帝,对于日本情况的认识及态度,很大程度上左右他们对日本的政策,从而对中日关系的进程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通过分析明代统治者对日本的认识,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们对日政策变化的原因,进而把握不同时期明朝统治者的对日政策对两国间关系产生的影响。     

美国对日政策与东京审判

东京审判是二战后反法西斯国家对日本战犯进行的国际军事审判。在这场国际大审判中 ,美国自始至终发挥了主导作用。在法庭组织、法庭宪章起草、战争嫌疑犯的调查取证及被告的确定、起诉及法庭辩论等阶段 ,美国都做了大量工作 ,为审判的正常进行作出了贡献。但是 ,另一方面 ,在东京审判期间 ,美国利用其占领日本的有利条件 ,把美国的利益凌驾于盟国之上 ,独断行事 ,并对免究天皇的战争责任、大批释放在押战犯 ,负有主要责任。     

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

194 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考虑 ,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国民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所犯罪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审判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完善 ,审判是严肃、公正的。由于实行“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 ,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处罚。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 ,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审判过于宽泛 ,使大批日本战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论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1931—1936年)

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服务于其地方集团的利益。他们一方面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反对蒋介石中央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支持各地抗日壮举;另一方面,幻想依靠日本的支持反蒋,与日本有较多联络与勾结。同时,镇压广东省内抗日救亡运动,屈辱处理省内涉日事件。从其言行看,广东地方实力派的对日政策实际上处于亲日与反日之间。     

战争与中国抗战文学——“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5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评论》杂志社与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重庆联合举办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就“战争与20世纪中国文学”、“重庆文学在抗战文学中的地位”、“开拓研究中国抗战文学的新视野”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探讨。     

“九·一八”事变后日帝对中朝日三民族移民政策之比较

“九·一八”事变后 ,日帝为了把东北变成它们完成大陆政策的“前阵基地” ,在让更多的日本人到东北定居的同时 ,对中国关内汉族和朝鲜人分别实行限制和放任政策。这种对不同民族的移民政策导致了“九·一八”事变后中朝日三民族的东北移民结构发生了变化     

论日帝“满蒙”政策制造民族隔阂的惯伎及其危害

日俄战争后,日帝所推行的“满蒙”侵略政策中最狡猾的手段就是打着“保护”朝鲜人的幌子在东北各地设立领事馆和警察署,制造民族隔阂与对立,借此干涉中国内政,达到蚕食东北的目的.伪满洲国上台后,在“民族协和”的美辞丽句下推行民族等级和分化政策,通过界定“五族”不同的社会地位,加强其法西斯殖民统治.因此,日帝侵华期间在东北制造的诸多民族纠纷与冲突,应归咎于日帝的“满蒙”民族分化政策.     

国民党与“九一八”时期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以上海为中心的探讨

"九一八"事变前后,上海等地爆发了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运动的肇因是1931年7月万宝山事件后韩国境内发生的排华暴行。上海各界组织了"上海市各界反日援侨委员会"。"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为运动增添了薪火,上海各界将反日援侨会扩大改组为"上海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这两个组织的主要活动是开展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是这一运动的领导力量,中央党部认可并支持各地党部积极介入运动。国民政府和上海市政府虽然认为运动是民众爱国热忱的反映,但它站在行政机关的立场,需要面对日方不断要求取缔经济绝交运动的压力,在体认中国尚无力立即与日本开战的现实下,由对运动表示"忧虑"转向压制是其逻辑的合理展开。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的过程中,国民党党、政方面的分歧表现得甚为明显。这种分歧始终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困扰它的严重问题。应该说国民党压制运动及对日妥协有其现实上的无奈,但这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的声誉,而这正是国民党在历史上的不能承受之重。     

护国运动前后黄兴与日本的关系——兼论孙中山、黄兴对日战略的异同

黄兴对国内政敌袁世凯的战略决定了他的对日策略。坚决反袁时 ,即利用日本与袁世凯的矛盾 ,积极争取日本对其反袁运动的支持和援助。不急于反袁或不反袁时 ,则不积极争取日本的援助。而日本亦是根据各时期或各事件中的对袁政策如何 ,决定对黄政策。需要与袁改善关系或保持一定关系时 ,即不支持黄兴反袁 ;需要反袁时 ,则利用黄兴 ,并给予一定的援助。双方在采取针对对方的政策和策略时都是以各自对袁的战略与策略为前提。这是辛亥革命以来黄兴与日本关系的一种规律。而孙中山始终把反袁的革命任务放在革命战略的首位。因此 ,他始终争取日本对反袁斗争的支持和援助 ,孙黄对日策略不同的根源在于对袁战略的差异。     

“第四政府”与美国对越南战争的政策——以196l—1968年大众传媒为研究对象

20世纪60年代美国在越南泥潭中日益深陷,在战争升级的过程中,被誉为"第四政府"的美国大众传媒对越战的态度随之经历了三个转变的阶段,由最初的基本支持到最后的反对,推动了美国国内反战运动的发展,对美国政府对越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然而,由于大众传媒自身的局限性,这种作用力的效果十分有限.     

从国际主义到孤立主义的“回撤”——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欧政策探析

20世纪20年代，美国从国际主义“回撤”，对欧洲政策“回归”孤立主义。美国这样做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综合国力与当时世界力量的中心欧洲相比还不占据优势，致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不能实现其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和意图。美国在与欧洲“脱钩”的同时，与欧洲的经济关系中实施关税保护政策。但是，美国对欧洲经济的依赖性促使美国以非官方的、经济外交的方式介入与美国利益攸关的欧洲事务。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欧洲实行的孤立主义政策在短时期内实现了美国政策制定者的目标，但是从长期来看这不仅损害了国际经贸关系，也最终损害了美国的利益。探讨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欧洲的孤立主义政策，对于理解二战后全面走向国际主义的美国其对外政策中屡屡出现的“回撤”现象，即出现孤立主义的变种，诸如单干主义、单边主义、美国优先、战略收缩乃至当今的“退群”“脱钩”行为与论调等，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政策矫正:“公正感”与“外部性”的双重考量——兼论“政策协商”的公正性

当前,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着公正价值偏离和缺失的现象,强调管制公正、分配公正而忽略矫正公正的现象屡见不鲜.矫正公正能够成立的首要条件是符合社会公正要求的公共政策的制度设计.同时,公共政策公正性的“应然之塑”和“实然之态”与政策的社会公正感和政策外部性密切相关,对政策公正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二者作为政策公正考量的二维向度,通过公正感危机和外部性困境对于政策非公正的映射,反衬政策公正价值的偏离和缺失.本着矫正公正的理念,提出政策协商的建议和思路.     

“战争”的革命叙述与“革命”的战争叙述——论作为一种“典型现象”的“十七年”抗战小说

在中国当代文学实际创作中,有关“革命历史”的战争描写一直持续不衰.叙述战争不仅是建构革命历史的最佳选择,而更为重要的是战争的博弈性及其生发的种种超越一般人想象之上的可能性,能够形成对一切历史因素进行合目的性整合的弹性机制.新时代政治自然需要通过重新叙述历史以建构自身的合法性,但它更需要的是支撑合法性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而不是抽象的关于历史的种种概括.这种隐秘不宣的深切期待,正是当代文学创作不能忘情于革命战争的重要缘由.革命视野中,战争的工具性、客体性被强化,战争被赋予“革命”性质的过程,正是革命改造战争、重述战争、战争与革命相粘结的过程.虽然战争视野中的“革命”凸现,常常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和对战争主体的阶级性强调等修辞得以实现的,但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却完整体现了对文学创作中所有要素重新组合及赋予其新功能的叙事意图.这种革命对于战争的改造,并不完全导向对于战争丰富性描写的限制,而是促进了在合法性范畴里文学对于战争想象更为浪漫的张扬.只要战争的描写能导向对于革命的论证,任何对于战争的奇思妙想都会转化为革命的丰富性细节,历史也于此获得尽可能完美的多姿多彩.     

论张之洞“绅士兴教”之思想及其历史贡献——以张之洞督鄂期间的教育政策为考据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史上声望卓著的封疆大吏,其政治、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显著政绩一直受到国内学界的高度重视,并且多有探讨评述。本文从张氏鼓励绅士兴教助学、接受新知、留学东洋等三方面着手,对张氏督鄂期间鼓励绅士办学兴鄂的政策进行研究,以揭示他对绅士这一特殊阶层兴学办教的重视,同时也阐明了清末大员在清王朝大厦倾圮之前的补苴罅隙之举。张之洞"绅士兴教"之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日益受到学者关注,特别是其派遣绅士留学东洋等措施,其声势之大、规模之盛可谓空前,在鄂楚一方乃至中国近代教育之发展过程中,功不可没。     

“十月”还是“热月”?——1927—1947年美国人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对外政策的解释

从20年代末至冷战初期美国人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对外政策的四种主要看法是: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观点、“热月”观点、“进化”观点和极权主义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战时,在美国占支配地位的是“热月”和“进化”观点,认为苏联的对外政策主要是自卫性质的,从而为同苏联结盟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民族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极权主义观点逐渐占了上风,它们特别强调苏联对外政策的扩张主义性质,从而为“遏制”政策的形成制造了舆论。不论哪一种解释,都是为特定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北宋寺观政策与数量探析——兼论《谈苑》“今三万九千寺”的“今”字指代

"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今三万九千寺",这是记载北宋寺观数量的重要史料之一。通常认为"今"字指"嘉祐三年",以此为据,得出北宋真宗朝至仁宗朝寺观激增、佛道膨胀的历史结论。然实际情况却是本时期寺观数量不仅未见激增,僧道人数反而出现骤减。这一寺观数量的巨大变化,系因统计方式和范围不同所致,并非社会现实变化的真实反应。史学研究者忽视政治运行及社会现实的实际状况,单纯将数字拿来说明问题,这违背了史学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     

“人情低保”与低保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微效分析——对抚顺市某区的个案研究

低保政策作为社会保障体系中的最后防线,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城市贫困居民的最基本生活权利。然而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人情低保的现象,并最终造成了政策微效。通过对抚顺市某区的调查研究发现,低保政策微效产生的深层原因主要在于:申请者对于额外福利的追求;非正式规则的介入;具体工作人员裁量权的非正式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