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搬迁调查分析——基于陕南移民搬迁调查报告

陕南移民搬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施的最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工程,搬迁移民240万人,比三峡移民多100万人.移民搬迁是集地质灾害移民、洪涝灾害移民、生态建设移民、扶贫移民、工程移民为一体,对推进城镇化建设、改善低收入群体生产生活环境、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陕南移民搬迁规划十年完成,目前已开展两年有余.认真总结移民搬迁的工作成效,分析政策执行和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的举措,对促进小康社会建设、发展民生经济,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陕南移民“无土化”安置的风险与规避路径选择

政府推动的陕南地区移民搬迁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和一定的社会价值。在文献研究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通过分析陕南移民安置的制度建构与实际效果,发现国家、地方政府与普通农户在利益诉求、行动逻辑与制度选择上存在差异,特别是对中老年移民在生产条件、能力结构等方面的限制,使移民搬迁陷入了一定困境,影响移民搬迁工作的可持续性。对此,从产业经济理论和农民行动理论的双重视角出发,提出利用陕南良好的自然文化资源,结合国家振兴乡村的发展战略,通过培育乡村生态旅游业,培养和扶持移民自我发展能力,改善生计、脱贫致富,确保移民政策落实,促进秦巴山区生态重建成果长久稳固。     

水库移民安置不同阶段的公众参与研究——以A水库昌平县移民公众参与为例

积极有效的公众参与对于实现库区社会良性运行、协调发展及经济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水库移民的公众参与在移民安置工作实施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与特点.研究以“自下而上”的分析视角为基础,借鉴“过程一事件”的分析模式,对A水库昌平县移民安置计划过程、搬迁过程、收入恢复过程等阶段公众参与的内容与形式进行了描述分析.完整呈现了水库移民公众参与的现状,以期为促进水库移民公众参与及进一步发展找到一条可行途径.     

遭遇搬迁：精准扶贫视角下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逻辑的探讨——以陕南王村为例

文章通过对陕南王村扶贫移民搬迁四个阶段行动逻辑的分析发现,行政主导下压力型体制的威逼与普适性政策的诱导共同滋生了“背皮”搬迁的发生,从而导致精准识别的错位。另外,在搬迁过程中制度衔接的缺失与行政联合的缺场使扶贫治理陷入了碎片化的困境,背离了精准帮扶与精准管理的目标要求。最后,国家、地方政府、贫困户各自行动逻辑、制度选择与利益诉求的差异使扶贫搬迁陷于了一定的制度性逻辑困境之中,搬迁后的村民生计出现了一定的式微,威胁到了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针对扶贫移民搬迁政策执行偏差的问题必须从国家政策制定,扶贫治理体系构建以及扶贫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等几个方面来完善制度建设。     

非自愿移民公众参与政策及其在我国四川地震灾区移民安置中的应用

非自愿移民活动的公众参与,是非自愿移民、政府或移民实施机构和移民外部监测评估机构三方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公众参与有三种模式:政府或移民安置实施机构主动式、移民相对主动式和移民工作外部监测评估机构参与的、移民和政府或者移民安置实施机构共同对话与交流的交互式。我国四川地震灾区的非自愿移民活动的公众参与应体现在移民安置计划的准备、制定和实施的全过程。非自愿移民活动的公众参与是保证移民合法权益的重要途径,是保证移民安置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是保证移民安置工作决策民主性、科学性和实施进程中的公正性的有效保障。     

西部山区农民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影响因素

从现在到2020年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时期,从农民自身角度研究搬迁意愿,对加快实施易地扶贫移民搬迁具有重要意义。研究依据西方微观人口迁移理论：地方效用理论、计划行为理论和效价[CD*2]期望理论,整合构建了中国国情下由政府引导的易地扶贫搬迁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以陕南移民搬迁为例,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运用有序Logit模型和最优尺度模型对理论假设进行检验。结果显示：①心理因素、政策和预期因素、环境因素对搬迁意愿具有显著影响 ②控制变量中家庭人口数、非农劳动力比例、家庭成员求学婚姻等控制变量与搬迁意愿显著相关;③没有搬迁的主要的顾虑是搬迁后找不到工作、城镇生活成本高、搬迁成本高、搬迁后的适应等问题。研究建议政府部门在搬迁补助、就业安置、搬迁后适应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增强搬迁的信心。     

易地扶贫搬迁对农户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基于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的调研

现阶段我国扶贫开发已经进入关键期,对居住在生存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自然灾害频发等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安置是实施精准扶贫的重要方略。以赣南原中央苏区农户为研究对象,通过抽样调查方式获取问卷数据,以非移民户为参照对象,分析搬迁移民行为对移民农户生计资本影响。结果表明:搬迁移民前后农户生计资本有较为显著的提高,且搬迁移民行为是移民减贫的主要原因,净增效应为0.239,其中物质资本的净增效应最大,为0.148;其次是社会资本,说明搬迁移民行为能有效地增加移民户物质资本及社会资本,显著提高移民户生计资本,达到农户减贫目的。     

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的可持续生计研究 ——以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为例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要"搬得出",更要"稳得住",而生计可持续性发展是移民"稳得住"的保障。本文利用熵值法,通过构建可持续生计评价体系调查巴马瑶族自治县的易地扶贫搬迁,将研究对象分为已搬迁移民、欲回迁移民、未搬迁移民三种类型,并分析其搬迁前后生计资本的变化情况,然后分析家庭结构、安置方式与迁入地区对搬迁移民生计资本的影响。研究表明,搬迁后已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整体水平提高,而欲回迁移民与未搬迁移民的生计资本则略有下降;不同的安置方式移民对生计资本增长率的影响程度为:有土分散安置>有土集中安置>无土集中安置,搬迁到乡镇的移民比搬迁到县城的移民生计资本增长快;未搬迁移民未搬迁的主要原因是其家庭的经济能力不足、家庭成员受教育程度低谋生能力较弱以及生活成本高等。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重视提升移民的人力资本;按照移民致贫原因和特殊需求实施移民计划;要实现移民的空间转型和社会转型同步,以扶贫而非搬迁为重点;需要从无土集中安置为主的非自愿移民模式,转向以就地就近扶贫安置为主的自愿移民模式。     

洛阳市汝阳县扶贫移民安置满意度评价——基于AHP-模糊综合评判法

结合洛阳市汝阳县扶贫移民搬迁后的生活质量、扶持政策、居住环境、社会环境的调查数据,构建AHP-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汝阳县扶贫移民搬迁后生活的满意度进行评价。结果显示,有61.2%的移民对扶贫搬迁工作感到满意,但仍有38.8%的移民满意度较低,应增加搬迁补助、健全产业扶持、保障移民权益进而提高扶贫移民搬迁后的整体满意度。     

易地移民搬迁能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吗?——基于陕南S县的调查

文章梳理了陕南S县易地搬迁的政策变迁历程,从目标、对象、手段和效果四个维度,以旧宅腾退、社区重建和市场培育等方面分别回答易地移民政策能否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从S县扶贫实践来看,易地移民搬迁增加了搬迁人群的家庭财产的总额,但不利于贫困农户管理社区自然资源,从宅基地腾退、社区重建和市场培育角度看,易地搬迁难以实现政策目标。城镇集中搬迁模式需要从健康、卫生和教育人手,大幅度改进贫困户人力资本,需要重视社区的重建以重构基层治理体系,市场环境的净化,让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方可真正实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目标。     

从意大利南北部的社会差异看社会资本的重要作用

意大利南北地区的经济成就、地方政府所执行的效率、市民生活的特点都有明显的差异。北部地区社会和政治效率发挥得非常好,市民之间的信任和参与网络也非常发达;而南部地区则不是这样。南部与北部之间如此明显的差距主要根源于中世纪以来传承下来的两种体制:北部具有共同体性质的共和国传统,而南部则具有君主制传统。正是这两种传统导致了市民参与和人际纽带方面的重大差异。如今,在经济上取得优异成就而且保持良好的集体生活的地区都是在市民参与、合作团体、相互帮助等方面拥有优良传统,这就意味着,社会资本是决定经济发展和政府能力的主要因素。     

山西省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敬业度研究

通过对现有敬业度研究进行梳理,选取山西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作为研究对象,以调查问卷为形式,使用因子分析法验证敬业度的双向维度.提炼出影响研发人员敬业度的学习和发展、公平与公正、沟通与协作、个人组织契合度等4个主要因素,提出提升山西高新技术企业研发人员敬业度的管理策略.     

论社会发展维度下的公民道德建设

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公民道德建设取得了较大成果,但道德失范现象也不同程度地在各个层面中不断显现。增强公民道德建设实效,必须以社会发展为维度,重塑公民道德教育体系,实现公民道德教育主体上的广泛性和一体化、内容上的具体化和社会性、形式上的生活化和可操作性、评价标准上的层次化和现实性;强化传媒、文化、制度环境保障;促进公民道德建设实践与中国梦、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社会管理创新、＂新四化＂建设发展实践互动,形成动力保障。     

中国公民法律意识教育问题及法律意识教育内容的变革

由于特定历史文化背景、教育理念等方面的因素，中国目前公民法律意识教育中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突出地表现为：教育内容上重义务轻权利；教育手段缺乏更注重实效的形式；教育理念上急功近利，未注重从更具有全局和长远意义上的根本素质提高。就公民治理社会的意义而言，法治教育应当更加注重民主法治观、权利责任观和公平正义观教育的要求。     

论中国地方公共预算中的公众参与——一个社会资本的视角

公众参与是参与式预算取得成功的重要方面。目前,我国公共预算改革还存在地方政府改革内生动力不足、预算信息沟通不畅、公民参与有效性不高等问题。增加社会资本有助于增强预算改革的效果和持续性,为此,政府应坚持公共预算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积极构建政府和公众、社会组织之间的平等伙伴关系,形成公共预算的公民参与网络和社会对话机制,增加政府公共预算透明度,加大预算改革宣传和教育培训力度。     

借鉴历史经验促进西部大开发--清代陕南山区资源开发个案分析

清代乾隆中期至嘉庆年间的半个世纪之中,流民大量涌入陕南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表现出强烈的盲目性、粗放性.道光以后,陕南经济急剧衰落.文章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角度系统考察并深刻揭示了开发与发展、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对于促进西部大开发提供了有益的教训.     

公民政治参与类型及有序化构建

公民不断介入并参与各种公共事务是当今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日显明显的趋势。政治参与的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原因、目的和行为方式呈现多样变化特征并对政治系统产生不同趋向的直接影响。分类概括分析公民不同的政治参与驱动因素及其基本变化特征是引领中国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工作。     

新民-人民-公民：演进中的中国公民教育主体

公民教育作为现代性追寻的一种表征和必然,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塑造新民可以视为近代中国公民意识启蒙的发轫,纯化人民深刻铭刻着社会主义公民身份设计的烙印,回归公民理应成为现代中国公民身份重塑的指向。重新梳理中国公民教育主体的历史演进脉络,或可为现时中国公民教育提供镜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公民教育中的作用——转型社会的视角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时期,社会的急遽变迁使人生存的社会环境和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对公民教育提出了挑战。在转型期,我们必须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公民教育的方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贯穿于公民教育的全过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公民教育中的作用,型塑符合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公民。     

大学生公民品质的塑造与公民教育

在现代社会,大学生应具备的公民品质包括"讲德性"、"守规则"、"有理性"以及"重参与"等四个方面的内容。目前,由于我国公民教育起步较晚,大学校园缺乏公民教育的文化氛围,大学生的公民品质还有待于进一步塑造和培养。利用公民教育塑造大学生的公民品质,需要引导大学生追求优良的公民品质;需要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重要载体,加强大学生公民教育;需要在校园生活中开发利用更多的公民教育资源;需要进一步规范和丰富大学生公民教育内容,有效开展公民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