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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六·明帝纪》“建武元年冬十月……平北将军王广之为江州刺史。”(中华书局1972年1月点校本,第85页,下同)按:本书《王广之传》:“延兴元年,以广之为持节、督豫州郢州西阳司州之汝南二郡军事、平西将军、豫州刺史。……高宗诛害诸王,遣广之征安陆王子敬于江阳,给鼓吹一部。事平,仍改授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诸军事、镇南将军、江州刺史。”记王广之为江州刺史前之军号为平西将军。又考之本书《海陵王纪》载延兴元年九月,“遣平西将军王广之诛南兖州刺史安陆王子敬”,《武十七王·晋安王子懋传》亦载延兴元年,“遣平西将军王广之南北…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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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时期,以今湖北地区为中心的南方广阔地域内,遍布着“种类繁多”“部落滋蔓”的“蛮”族。按其族类而言,这些蛮族可分为两大类。“荆、雍州蛮”。据称是“盘瓠之后”(《宋书·蛮传》与《南史·夷貊传下》),即崇奉犬图腾的民族,故别称为“盘瓠蛮”或蛮族中的“盘瓠种”。东汉时。他们主要居住于武陵地区,故又叫做“武陵蛮”。《魏书·蛮传》在谈到蛮人的迁徙活动时写道:“至晋之末,稍以繁昌,渐为寇暴矣。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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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二十六史”中有１２部为吐谷浑列了传记,即《晋书》卷９７《四夷·西戎·吐谷浑传）、《魏书》卷１０１《吐谷浑传》《北史》卷９６《吐谷浑传》、《宋书》卷９６《鲜卑吐谷浑传》、《南齐书》卷５９《河南传》、《梁书》卷５４《诸夷·河南传》、《南史》卷７９《夷貂·河南传》、《周书》卷５０《异域·吐谷浑传》、《隋书》卷８３《西域·吐谷浑传》、《旧唐书》卷１９８《西域·吐谷浑传》、《新唐书》卷２２１《西域·吐谷浑传》、《新五代史》卷７４《四夷附录·吐谷浑传》等。这部分传记在整个正史中的边疆兄弟民族记载中,占…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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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曾撰文《说洛邑、成周与王城》(详见《郑州大学学报》该年2期),但此后深感文章中并未将这一问题完全谈清楚,尤其是随着考古发掘的某些进展,觉得更有必要就此问题再作探讨。 由于这一探讨在根本上依据了前文的主旨,未脱离前文的构架,所以,也可以说本文是在前文基础上的补正和延伸。 一、关于洛邑的最早出现 “洛”地的最出现,当见于甲骨文记载:“癸丑……在洛贞……”(《存》二·九七四)。“癸丑……洛贞王……亡祸。”(《合》三三一) 此“洛”字,从水、从各,与《说文》中的“洛”字大致相同。《说文》曰:“洛水,出左冯翊归德北夷界中,东南入渭。从水、各声。”按,《说文》时期,均将北洛水定为“洛”,而南洛水则写作“雒”,所以《说文》所说“洛水”仅指北洛水而言。实际上,南洛水最早亦应写作“洛”。尤其以上卜辞中所说之“洛”,应在今南洛水(即伊、洛之洛)下游一带。因殷代后期,殷人的势力只能波及北洛水,而那里正是勃勃兴起的周人的势力范围。由于“”字,《说文》所无,因此,这两条卜辞中的“洛”字,不是指洛邑,而是指洛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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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近年来,治东夷与东夷文化的专著及论文时有问世者,虽撰述时所取角度不同,但认为东夷族非炎黄族、东夷文化与炎帝黄帝所从属的华夏文化亦非同源,而为一独立的文化体系之观点则比较一致。本文拟从纵的方面,即从东夷族活动的史的方面作些论述,指归在于探讨东夷文化在文献中泯灭之原因。才疏学浅,谬误之处望专家正之。一、释名与地望夷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泛指古代东方之人,但又别于古代的炎黄族。周时,立此称呼以马戎、狄、蛮比类,含有贬义。《周礼·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大戴礼·千乘》:“东辟之民曰夷。”《说文》:“夷,东方之人也。”然周之前,夷字已在甲骨文中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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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伯夷事迹的古籍不少,然而简赅者首推《史记·伯夷列传》。司马迁将其列于七十列传之首,唐代韩愈又写了《伯夷颂》,于是伯夷、叔齐这兄弟二人的“义不食周粟”就成了历代传颂的高风亮节。然而对“义不食周粟”的理解,历来却存在着偏差。明方孝孺说:“耻食其粟独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谬甚！”(转引自日人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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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禹贡》之岛夷,《汉书·地理志》之东鯷,究竟在什么地方?胡渭《禹贡锥指》以为二者皆指日本;林惠祥等则主台湾说。以后,周维衍再次提出岛夷、东鯷皆台湾古称之说。其实,《禹贡》所载并非“岛夷”,只是唐人刻石经,把鸟夷刻成“島夷”,而贻误后人。清代考据家对此早有论证。解放前,童书业亦有《“鸟夷”说》解放后,胡厚宣在《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遗迹》中,指出应以鸟夷为是。至于东鯷,胡渭之说不误。有人指为台湾,却未必恰当。现试为鸟夷、东鯷补证,以就教于学术界。岛夷本是鸟夷《尚书·禹贡》载,冀州“盛夷皮服”,扬州“岛夷卉服”。关于扬州岛夷,书说: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岛夷卉服。……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史记·五帝本纪》称东方夷人为“鸟夷”(第43页);《夏本纪》冀州下作鸟夷(第52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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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选类诂》是清代著名学者丁福保所著,是研究《文选》的重要工具书,其学术价值历来被人们所推崇.中华书局于1990年又出版此书,这实在是对文史研究非常有益的.近翻阅发现[冽]条下释文有误.其释文云:(杂诗左)案:《诗·四月》:“冬日烈烈”.《诗·蓼莪》:“南山烈烈”,《论语》:“迅雷烈风”,皆作烈.冽亦作烈.……又烈通作列.《史记·王莽传》“列风雷语弗迷”,《注》“与烈通.”案这里的《史记》显然是误,应当是《汉书》,《汉书·王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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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北及东北地区,曾有一重要的古民族——貊族的存在。“貊”作为族名,有它自身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史籍中,又被转写成“貉”、“貈”、“貉”等。 作“貊”者,《诗经·鲁颂·閟宫》:“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莫敢不诺,鲁侯是若。”《释文》:“貊,亦作貃。” 作“貉”者,《管子·小匡》:“于是乎桓公……败胡、貉,破屠何。”《说苑·权谋》:“晋文公伐卫,入郭,坐士令食……公子虑俛而笑之。……文公惧,还师而归,至国,而貉人攻其地。”按:作“貉”者,在史籍中最为习见。 作“貈”者,见《周礼·大司徒》注,《礼记·月令》注,《论语·子罕》释文。 作“狢”者,《晏子春秋·内篇谏下弟》:“今夫胡、狢、戎、狄之蓄狗也。”《史记·赵世家》之“休溷、诸狢”,《风俗通义·六国》之“休溷、诸狢”等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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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华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3)
许慎《说文解字》说:“传,也遽,从人专声”,又说“传也遽”,以两字为互训。段玉裁引《周礼》《左传》等古书的注解,说“传”和遽最初都是指驿车、驿马,即古代用来传送文书、接送官员的车马。段注又说:“文书亦谓之传”。写作文书、形诸文字,目的是便于留传、传播。所以:“传”字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可以引伸出留传、传播方面的意思。正如段玉裁所说的:“凡展转引伸之称皆曰传。”也正是因为“传”有这个引伸义,所以古人著书以留传某人功德、事迹,或记载其过失,以利后人鉴戒;或者解说经义,以利其传播,统名之曰“传”。 “传”作为文体而言,最早的当是指那种解说经义的文字。梁朝人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说:“……然睿旨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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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郭松年说《南诏德化碑》是“郑回制文”并非“误说” 从“蛮盛家世汉臣”到“改委清平,用兼耳目,……”这一整段碑文来看,毫无疑问,这是碑文作者蛮盛对其家世的自述。但是,这段碑文所述的家世,并不是王蛮盛的自述其家世,而是蛮盛即蛮利亦即郑回的自述其家世。其所以不是王蛮盛对其家世的自述,我们在上文第一个论题里已逐句逐处提出质疑,并作了应有的考辩;现在,我们对其所以是蛮盛即蛮利亦即郑回的自述其家世,作如下的考释,以证明郭松年在其《大理行记》中说《南诏德化碑》是“郑回制文”并不是一个“误说”。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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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辞·橘颂》曰:“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句中伯夷,古今注者皆以为即《史记·伯夷列传》中之伯夷。笔者以为这是一个误解。史传中的伯夷是古代所谓“岩穴之士”的代表,他们的行节是“独乐其志,不事于世”。(《庄子·让王》)而屈原则是古代所谓“庙堂之士”的代表,他们的行节是“竭忠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