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的易学底蕴

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的最高峰。大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因为它吸收了释道两家的思想精华,继承了程氏易学的路线,朱熹又吸取了周敦颐、邵雍、张载和朱震的观点,丰富了理本论体系,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代表。但是我们发现:朱熹的理学体系,是和他的易学紧密相连的,有其易学底蕴,脱离了他的易学,就不会理解其理本论体系。因为朱熹理学的最高范畴"理"和"太极"范畴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太极"范畴是通过对筮法的解释而提出来的。又朱熹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如理气问题、理事问题、人性问题、动静问题等,也都是从易学中推演引申出来的。     

理学与宋代史学思想

理学与宋代史学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自然与社会起源的探讨促使宋代学者研究古史；将天理视为现实社会的道德原则使宋代学者的史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纲常伦理观念，这种观念又表现为正统意识和对《春秋》一书的重视；探讨历史问题成为探求天理的途径；对现实的关注使宋代学者普遍具有反天命和无神论的思想。     

欧阳修与宋初理学思潮——兼议理学先驱的评价问题

欧阳修是宋初理学思潮中独具代表性的学者和首要人物之一,其学术贡献与社会影响远在"宋初三先生"之上。周敦颐死后被奉为理学开山,有失公允。欧阳修注重义理,倡导疑经之风,其创新精神实属传统文化中稀有的现代性的文化基因。欧阳修《本论》在中国儒佛关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所谓"修本"、"为善"之说,影响重大而深远。     

汉代的易学与史学

两汉时期,我国传统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取得了辉煌成就。与此同时,易学也得到迅速发展,并对史学产生了深刻影响。陆贾、司马迁、班固、荀悦等著名史家深受易学的启迪和濡染,其史学著作中蕴含着丰富的易学思想。汉代易学的发展为史学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而史学的发展又促进了易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易学与史学相得益彰、交相辉映,共同推动汉代学术不断前行。     

理学与宋代史学发展的特点

宋代史学在研究领域、史著作例、文学方法等方面呈现出新的时代特点，这些特点与宋代居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统治地位的理学密切相关。从史学研究领域来说，理学对促进宋代的唐五代史与家本朝史的发达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史著作例来说，理学与宋代编年体史的盛行、纪事本末体和纲目体的创立、学术史专著的编撰有着密切关系，方志体例的确立也折射出理学的影响；从史学方法来说，宋人治史求会通与理学联系在一起，理学促使这一时期史论史考空前发达、只有把理学与宋代史学结合起来考察，才能正确而全面地认识宋代文学发展的特点。     

论苏天爵史学思想的理学倾向

苏天爵的史学思想中有浓厚的理学倾向。第一,受理学影响的通变思想。基于政有因革,事贵变通的历史观,苏天爵提出欲救其弊,理宜更张的政治诉求与制其烦简之宜,达乎通变之道的为政方法。第二,以王道德治作为衡量历史治乱兴衰的标准。苏天爵常常从历史的角度强调王道德治为治世的根本途径,突出仁政在王道德治当中的核心作用,认为纲常伦理是决定历史盛衰的基础。第三,注意考察正心说在历史与社会中的作用。苏天爵既看到人君端正身心、率先垂范的重要性,也主张将正心思想推广到更加广阔的社会阶层。他还继承了先秦的重民思想,注意总结民心向背,以观照君心正邪,这也是元代史学心性观念的发展。     

明代诗论中的易学命题--“富有”、“日新”的理学诠释与诗学影响

《周易?系辞》所说的“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是一个被不断赋予新内涵的理论命题。张载、朱熹的阐释表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渗透到文学领域,成为明代文学复古派诗论的重要理论支柱。何景明和王世贞多承张载之说,强调“义理一贯”以简化法度,李梦阳和李攀龙则多沿朱熹之论,看重“藏用”和“显仁”的辩证关系,坚信“变化”、“日新”是循序渐进的必然结果。     

天道与人道的贯通——从周敦颐的易学观看宋明理学的逻辑起点

宋初,周敦颐著《太极图说》与《通书》,通过对《周易》阴阳哲学原理的阐发,并结合儒家人文主义价值理想,推《周易》为“性命之源”,进而提出一个与佛老相抗衡的宇宙生成论。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周敦颐教人从太极到立人极至最后成圣,力图沟通天道之理与人心性命,为宋明理学的心性修养论哲学建立了一个形而上的理论起点,不仅把儒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回应了佛老二教的诘难。周敦颐的思想文章中也称为其易学观。     

欧阳修解《易》探析

欧阳修是宋代的易学名家,一生既辨《易》,又解《易》。他采用问答体,通过选解方式,注重从义理角度阐发《易》经,其方法则是“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终”;欧阳修解《易》,有比附人事、喜欢议论、主张经世三个特点,可见他对宋代易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论新安理学家程大昌的理学思想

程大昌是南宋新安理学开创性代表人物。他在易学上以解决当时学界的分歧为目的而发挥易学,在太极观上以"接着讲"的模式推进理学的研究。尤其心性论在继承朱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融合佛学的修养体系。探究其与程朱理学之间的关系,可理清整个新安理学初期发展的脉络,从而揭示被朱子学说所遮蔽的南宋理学真实的思想境遇。     

朝鲜时代的史学启蒙教育和史学观——以《史略》为中心

<史略>一书是韩国古代流传最广的史学启蒙教材.从它在朝鲜时代流传情况的变迁及其原因,可以看出韩国传统的以中国为正朔的史学观,及以中国历史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史学启蒙教育.明朝的灭亡及甲午之战后中朝宗藩关系的结束,都对这一史学观和史学教育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论史学观

史学理论就是史学观的进一步体系化和逻辑化。没有史学观,当然可以有历史学;但没有史学观,却不可能有史学理论。史学理论就是史学观的理论形式和理论表现。史学观把历史学从所有那些不是历史学的东西中间寻找出来,加以规定和确认,要赋予历史学一个理想的目标。这个理想的目标实际上也就是真正的历史学的固有内容     

明清时期的官方理学和非官方理学

我国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但在理学中,又有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的区别。官方理学是以明代薛瑄、胡居仁,清代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与权力、利禄相结合,在理论上日渐僵化。非官方理学是以明代罗钦顺、王廷相,清代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对程朱均有所批评,富有理论的创新性。在明清,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都批判心学。对他们来说,心学无疑是异端之学。     

司马光的史学思想及其理学精神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修撰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几乎同时同地 ,信仰、知识、思想上的相互认同 ,构成了这两项文化成果上的内在联系 ;司马光的史学活动 ,不但是理学思潮的源流之一 ,更重要的是 ,他的史学活动和史学思想也深刻反映了那一个时代的理学精神     

论易学太极阴阳说与中医之关系

太极阴阳学是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宋明时期与中医学关系尤为密切.这是理学将医易之间的距离拉近的结果.宋明医学以太极阴阳说为论医诊病之指南,由于不同医家认识角度的不同,行成了医易学的不同派别,从而扩大了宋明理学的研究范围,产生了新的学术效应.     

唐太宗史学观探析

唐太宗是我国封建时代有名的帝王,他励精图治、虚怀纳谏,开创了我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这些政绩的取得既是大臣们竭力辅政的结果,更是劳动人民辛苦劳作的结晶,而唐太宗本人重视对历史的认识,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则是其成功的直接原因。     

发明朱子之学的蔡清易学观

蔡清是明代著名的理学家、易学家,《易经蒙引》为其代表作。蔡清通过解读朱熹《本义》,提出了三易之说,认为易有三易,有天地之易、吾身之易、《易》书之易。三易皆为一阴一阳,贯穿着变化之理。天地之易与吾身之易是先天客观之易,而《易》书之易则是后天圣人之易。《易》书模写天地之易和吾身之易,是天地人身之易之影子。《易》书有至微之理和至著之象,象寓于理中,理寓于象中,至著之象与至微之理融为一体。蔡清接受朱子易为卜筮之书的观点,但却淡化其卜筮作用,主张道义配祸福。蔡清的易学观不是简单的叙述朱子易学,而是依据自己的理解,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发展和超越了朱子之学,成为当时朱子易学研究的重镇。蔡清的易学观在明代乃至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理学知行观与明清实学

明清实学思潮的产生，就其思想渊源来说，是来自于宋明理学而又 对立于宋明理学，是理学中所包含的实学思想的继承、改造与发展，二者既有密切的联系， 又有严格的区别。本文从剖析理学知行观这一角度，揭示理学，尤其是王守仁的“心学” 与明清实学的关系，进一步透视明清实学的渊源、演变及其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