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佛学的中国之路——中国文化与佛学文化通融之法器木鱼考据

佛学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前五世纪的印度,约在公元前三世纪开始向周边国家传播,东汉初期开始进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力宣扬,得到了较突出的发展,并从此走上了"中国化"之途径。木鱼一词意义的发展变化与佛学世俗化有极大的关系,可以说木鱼的产生发展见证了佛学中国化、世俗化的历程。从早期的的宗教法器到后来的名族乐器,木鱼与佛学一样走了一条世俗化道路,这个过程中由于宗教、文化、音乐的相互渗透与作用,使其逐渐出现了一部分形式与宗教脱离并最终与艺术融合,另一部分形式仍附属于宗教的格局。探讨木鱼的形成发展历史,可以追寻还原佛学的中国之路,因此是研究佛学发展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梁启超的佛学情结

梁启超作为我国近代思想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家,其一生具有很深的佛学情结,潜藏于其内心深处的、以救世作为其终极依托形式的佛学情结,始终影响着他的思想表层的政治态度和社会活动,也正是这种佛学情结使得梁启超对中国近代佛学的现代转向以及某种意义的复兴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濂溪“立人极”的成功尝试及其现代名示——从傅伟勋“生命的十大层面”理论模型说起

儒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在传统中国对治生命问题上超过重要的作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生命的各个层面也得已全面展开与落实,内容也更加丰富.濂溪面对佛学之繁荣,通过重述儒家经典,吸纳玄佛宇宙论、本体论思想,重立儒家之人极,开辟出宋明新儒学的新局面,实有值得当代学者借鉴之处.本文试图以傅伟勋教授"生命的十大层面"理论模型作为参照,分析新儒学开山濂溪面对外来佛学而从儒学入手"立人极"的成功尝试及其现代启示,为儒学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作一参考.     

马克思、恩格斯的宗教世俗化理论——兼评伯格的“非世俗化”理论

马克思的宗教世俗化理论是最彻底的宗教世俗化理论,它用当今世界本身的世俗化来说明宗教的世俗化,认为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传统宗教教义的可信性丧失;现代社会功能—结构的巨大变迁使宗教边缘化;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使"天国需要"变成了"尘世需要",对宗教的信仰发展为"对实践理性的信仰",商品货币拜物教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宗教";现代社会人的"角色专门化"和需要的多样化,使宗教信仰成为私人的事情。但是,宗教世俗化并非宗教的消解,它是现代宗教回应现代社会的存在方式。当代世界"宗教复兴"的种种表现,并不能否定当代社会是一个日益世俗化的社会,不能否认宗教世俗化的历史发展趋势。     

略论梁启超的"应用佛学"

梁启超的"应用佛学"是近代中国佛学思潮的前身,作为梁启超思想的一个部分,体现了他本人的思想特色.根据梁启超的思想变化,本文把他的佛学思想分为启蒙、佛理与经世思想冲突、以佛学为国教的尝试、作为学术与人生的佛教四个阶段.从佛学与经世、佛学与政治、佛学与学术、佛学与西学四个方面,分析了"应用佛学"几个基本的向度.最后把他的"应用佛学"放到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中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在与其它的佛学思想做比照之后,肯定了"应用佛学"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价值.     

“五四”现代文人近佛的多元向度

近代以降,中国佛教由出世向入世转向,对中国现代文人的精神生活发生着不可忽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五四"现代文人近佛是一个普遍而又特殊的现象。这种特殊的宗教文化现象,一方面说明佛教自身不断世俗化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说明中国现代文人在情感心理、道德伦理、政治思想、人生哲学等方面存在一种潜在的宗教势能,即他们的文化背景和心理因素中存在着多维的宗教向度。     

西方话语为何难以侵入中国佛学

晚清以降,中国学术大面积地受到了西方强势学术话语的"殖民"控制,但是,唯有中国佛学却有着非常坚固的刚性边界,西方话语难以侵入.这是为什么呢?个中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国佛学研究者一直有"佛学异于西学"和"佛学高于西学"的优越感,认为佛学与西学是"不相应"的,西学是"不究竟"的.总之.中国佛学至今依然还是一个不依附于西学的独立自主的学术王国,尽管也有些许"异动".     

社会化,还是世俗化?——中国当代佛教发展的社会学审视

中国当代佛教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日呈复杂。中国当代佛教的发展特征表面上类似世俗化,因而常常遭遇所谓世俗化的批评。其实,这并不能用西方宗教学理论中的神圣性与世俗性的关系来加以审视。中国佛教的当代发展并不是所谓的世俗化倾向,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的"社会化"内在要求。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形态基本上围绕着真与俗、空与有等关系的演变而演变,其内在张力并非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对立,而是真与俗、空与有的互补与互渗,一种特殊的相互嵌入的关系。当代的"人间佛教"是这种内在张力的现代社会形态,已成为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因而,在处理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的关系时,在中国当代佛教的社会学研究中,与其使用"世俗化"概念,不如提出"人间佛教"的"社会化"命题,以真实讨论当代中国佛教所应具有的社会化要求。     

近代佛教学术传统的传承与光大——读《中国佛教思想史稿》

一、近代佛教学术传统的建立 佛学研究方法论的变革,是近代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一时期的佛学研究,既承继"解行相应"的传统,又放眼日西、兼容并蓄,佛教义学空前繁荣,并在高僧、学者、居士三个层面得到开展.近代中国佛教不仅注重学术研究,且在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在传统的考据学基础上,广泛运用文献学、史学、思想史、哲学等学科的方法,开展佛学研究.新的研究方法,造就了大批佛学研究成果.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使近现代佛学研究在僧俗两界均取得了累累硕果,佛教一片复兴气象.     

近代思想家的宗教向度

近代中国社会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即佛法自空门释子涌入居士长者之间,知识界竞相研习佛理而进退佛说,思想家公然为佛弟子而兼治佛学。佛学也由来世往生、极乐净土为终极追求的外在超越和即心是佛的内在超越,一变而为直面惨淡人生和对现实世界的终极关怀。佛法的空无旨趣、众生平等的信念、万法唯心的心性学说和普渡众生的菩萨行,突出表现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争取民权的平等要求、实现个性解放和意志决定论的倾向,以及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感。显而易见,佛学的转向说明宗教自身不断世俗化的历史趋势和佛教日益中国化的历史事实,而思想家和佛学的亲合却反映了思想家(无论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革命的还是反动的,包括曾国藩、洪仁玕乃至孙中山、陈独秀)固有一种潜在的宗教势能。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