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西域记》“烈士传说”的宗教背景考辨

[提要]在《大唐西域记》卷七中,玄奘记载了一个“烈士传说”。对于这个故事宗教背景的解读,目前有不同意见,“宗教背景不清楚”和“道教背景”是其中较为普遍的两种。实际上,该故事在形式上采用了典型的框架结构,外壳故事的宗教背景是印度密教,而非道教;内核故事则是一个佛教故事。厘清该故事的宗教背景,对于进一步认识《大唐西域记》的价值,考辨七世纪前后中印宗教文化交流的状况,止息相关争论,会有一定的帮助。     

杜光庭道教传、记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杜光庭道教传、记研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由中国台湾、日本学者首开风气,大陆小说研究界、宗教研究界随即推出了一系列成果。纵观这五十来年杜光庭道教传、记研究,文献学、语言学、宗教学维度的成果相对成熟,而小说研究界的成果却有点令人沮丧。其原因在于小说研究界用西方的“小说”观念来观照杜光庭的道教传、记,导致杜光庭道教传、记的文体归属、文本分析和理论阐释均陷入了困惑之中。有鉴于此,我们必须将这些作品归属于道教知识体系和文类体系中的“记传”和“谱箓”,尊重其实录性、神圣性、谱系性和教化性等文体属性和功能,这样才能揭示“传统文学”的“文学传统”。     

王嘉的道教与谶纬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道教勃兴,玄学盛行,汉代遗留下来的谶纬思想屡禁不绝,各种思想潮流异彩纷呈,互为交融,蔚为大观。著名术士王嘉就生活在这一时代,并深受这一时代精神的影响。他隐居山谷,潜修道术,兼通纬书,善作谶言,著有《牵三歌谶》(又名《王子年歌》)和《拾遗记》等作品。王嘉的道教信仰、谶纬思想在其传世著作《拾遗记》中有清晰地展现。《拾遗记》"记事多诡怪",从中可以发现大量的道教意象和符号,同时也能看到很多谶纬言论,王嘉在文中花费了大量篇幅描述多种纬书中出现的符瑞现象,同时又引用道家的说法进行解释。其他文献也记载了著名道教预言家王嘉"事过皆验"的诸多事迹,这反映出魏晋以降,谶纬虽失失去了官定正统地位,但在当时的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并未失去其影响力,并以新谶言的表达形式出现。王嘉和他的作品《拾遗记》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谶纬话语、意象共生和相互渗透的极佳例证,为我们开启了一扇观察这一时期谶纬、方术、道教、史学各种思潮互动整合过程的窗口。     

《聊斋志异》的崂山道教形象书写

《聊斋志异》中书写崂山的篇目都是关于道教的,蒲松龄通过对崂山人、仙、物、空间的构建,展现了崂山“神异”、“神仙”、“神圣”的不同形象。崂山篇目对道教的强调和对佛教的忽略,显示出崂山本土的“道盛佛衰”以及蒲松龄本人在道教影响下的新创举。     

最早的“中国”：夏、商、西周时期的“中国”

[提要]记载西周初年史事的《何尊铭文》和《尚书?周书?梓材》,是见诸文字记载的最早出现“中国”一词的历史文献。文中所说的“中国”,并非仅仅指称天下中心的洛阳地区,还具有指称地理学意义上的京师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的意思,是一个具有多重涵义的概念。最早见于文字记载的“中国”,还没有用来指称华夏和华夏文化的意思,它既不是一个仅仅指称华夏族的种族概念,也不是一个指称华夏文化的文化概念。西周初年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中国”,是在社会上早已流传有“中国”观念的基础上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实际上,“中国”观念的产生,应该在西周初年以前。一些考古学者根据“中”和“地中”（地之中心）等观念的出现,或认为最早的“中国”出现于陶寺文化时期,或认为出现于庙底沟文化时期,或认为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等等。文章认为,借助文献对“中国”的追述,将“中国”观念最早出现的时间确定在夏王朝建立时期,应该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略论《春秋》大义及夷夏之辨

《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国史记整理而成以寓历史褒贬，政治理想的著作。鲁国史记，是本国大事及诸侯赴告而书策的记事之作，留存后世则成历史记载，当时名称也叫《春秋》。但孔子根据鲁国《春秋》经过笔削润色以后，寄寓他对礼崩乐坏的的慨叹之情，乱臣贼子的诛讨之义与小康大同的政治理想。因此，孔子的《春秋》已从“史”上升为“经”，用我们现代新名词，可称之为“政治哲学著作”。关于孔子作《春秋》的记载，当首推《孟子》，这不仅最早，而且最可信、最可靠。（虽然历来有人疑议，但于其记载本身，始终推翻不了）《孟子·滕文公下》孟子…     

从镇墓文化透视汉代民间灵魂信仰

汉代社会动荡,战争不断,道教和佛教迎合了民众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尤其是对死后灵魂世界侵入极大的关注,显示出民俗巨大的渗透力和张力。镇墓习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民俗文化事项,在古代文献中有大量记载。以出土的汉代镇墓实物为主要依据,结合历史文献互相印证和探究古代民众对死后灵魂世界的构建,可以展现当时独特的行为模式和思维观念,为研究古代宗教信仰和丧葬习俗提供参考。     

现代汉语“云～”结构考察

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催生了“云～”结构，并由互联网领域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在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背景下，“云～”结构再次活跃。研究发现，进入“云～”结构的主要是动词和名词。其中动词主要以双音节具体动作动词为主，表现出过程性减弱，指称性增强的倾向，且具有一定的可触知性，即具备[+具体][+可见][+形象]等语义特征；进入“云～”结构的名词一是多与科技领域相关，二是多表现出指称性，且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属性，三是多表现出关联性。此外，使用频率和语体分布也会影响“云～”的可接受度。“云～”的结构义可以理解为，与互联网技术相关的特定动作行为或指称对象。推动“云～”结构产生与发展的动因主要包括“云”现象的出现、隐喻的作用、想象能力、抽象能力和情感因素。     

南朝长江流域的宫观碑记与道教造像——南朝十三通宫观碑记的梳理与讨论

长江流域是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的重要地区,但宫观造像方面却遗存难考、史料不足。从现有考古成果和文献看,目前只能收集到十三通南朝宫观碑记。这些碑记记载了宫观中的神祗与造像,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宫观造像的形制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出当时道教造像的存在形态,即：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道教神仙的供奉仪式,但南朝宫观中普遍不设置神像。     

王权膨胀与道教衰落——雍正与道教关系论析

清代王权极度膨胀，成为道教衰落的根本性因素之一。雍正视道教的神仙说为虚幻，仅利用道教的“教化”、“治病”等功能，将道教工具化，从而决定了道教衰落的命运。在平息佛道之争的过程中。雍正将道教归入佛教。最后，道教被排挤出“大传统”，遭到“小传统”中众多民间宗教的分解和吸收。     

唐代诗歌中的“陇山”意象?

六盘山古称陇山,又说六盘山之南段曰陇山。唐之陇州治在汧源(即今陕西省陇县),陇山绵延于州境。今人言及陇山,多据《三秦记》,从文献角度而言,《三秦记》对陇山记述是最早的文献之一,其中没有提到六盘山,说明古人一直即以陇山指称今之六盘山。从《三秦记》记述可以推断,古代诗歌中的“陇头”、“陇首”、“陇水”、“陇坻”、“陇坂”等意象当源于上述俗歌所唱,“陇头歌”等类似诗题也定是由此演化而来。后代诗歌凡是沿用这些题目,运用这些意象所表达抒发的悲凉凄怨的情思也一定是受此濡染而形成某种范式。陇山在唐诗中的有多种指称,其诗意的主体情感多为幽怨哀戚、悲叹呜咽。     

论嵇康的道教神仙信仰

从魏晋时起，道教由于受当时统治阶级的打击和利用，由汉末的早期道教开始分化为上层神仙道教和下层的民间道教。天师道的北迁与“上层化”运动，促使神仙信仰开始在上层贵族与文人名士中间广泛传播。神仙道教本是士族文化的产物，因而对当时的名士文人产生了深刻之影响。嵇康就是一个典型之例，他不但心仪老庄，更语类道仙，潜心养生、采药服食以成神仙是其一生的兴趣所在，也是其道教神仙信仰极鲜明的特点。     

指称、陈述理论及其对上古语法研究的意义

本文对指称和陈述理论进行了简要概括 ,指出 :一、指称和陈述与体词和谓词不是一个层面上的概念 :体词和谓词属于语法层面 ,指称和陈述兼属于语义和语用平面。二、指称是典型体词的主要功能 ,陈述是典型谓词的主要功能 ,但二者中间有个较长的过渡带 ,体词或谓词因其表现出的指称性或陈述性的强弱而分布在这个过渡带当中。三、指称和陈述可以互相转化。陈述转化为指称有自指和转指两种情况。四、指称与陈述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兼容性。五、从表达的角度说 ,指称和陈述一般同时出现在一个句子中 ,但“有指称 ,不一定有陈述 ;有陈述 ,必有指称。”六、鉴定句法结构中某一个词是指称还是陈述 ,可以用“什么”和“怎么样”来确认。也可以通过辨认词语显现的是外延还是内涵来确定。     

二十卷本《搜神记》语词札记

《搜神记》中保存了大量晋代的常用词汇,出现了一批反映当时口语的新词新义,是当时语言面貌的重现,对语言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研究《搜神记》中“平”、“差动”、“解”、“考”这些“字面普通而义别”的词语,对中古汉语的研究和辞书的编纂修订工作会有一定帮助。     

说“的”的指称问题

在分析带“的3”的多项定语和“开车的技术”一类结构基础上，发现现代汉语中一些“X的3”作为独立结构时，指称功能没有变化，而进入其他句法结构后，存在实际指称能力丧失现象。在具体的句法环境中，“的3”可进一步分化为：有指称性作用的“的K”和无指称性作用的“的T”。     

南朝神仙传记《周氏冥通记》浅探

成书于南朝时期的《周氏冥通记》是一部重要的道教神仙传记。仙传通过主人公周子良冥通神仙的故事,展现出独特的遇仙方式和神奇的宗教体验,表现出当时释道杂糅的神仙思想。     

论土家族音乐之美:乐种,传播,线的艺术

在土家族音乐演变衍化的历史长河中 ,土家族音乐表现出各个不同的乐种美及其功能性 ;同时体现出土家族音乐的传谱、记 (记忆之记 )谱、传播方式及其“蹈”、“唱”、“奏”之整体性的完美 ;充分显示出土家族音乐“线的艺术”之表现美     

助词“的”介入的称说变动——从叙述到指称到判断

助词“的”在介入称说变动中显示的强劲的动态功能将充实其设词用字的理据。本文考察“的”介入的从叙述到指称到判断的称说变动和“的”从而显示的功能,拟测相关指称形式判断形式的生成以及可同叙述成套配备的情形,彰显叙述的典型性。     

辽北早期青铜文化民族探微

辽北早期青铜文化的时代，正当中国历史的夏商，有的或晚到西周时期，这正是我国北方诸族兴起和活动渐频的一个时期，当时的北方除了商王所封诸侯国，还有不少方国、部族，土方、屠何、邓竹、山戎、北发、肃慎等。在这些方国、部族中，哪一个是活跃在辽北地区高台山文化的主人呢？我认为，应是古史中记载的“发族”，亦即郭沫若先生所说的毅族。中国古文献中关于发族的记载：《管子集校》说：“发，东夷名。”《逸周书》记周成王于洛邑王城建成后，曾大会诸侯及四夷，当时是；“周公旦主东方……西面者正北稷俱大鹿；秽人前儿；良夷在子；发…     

汉语“米”指称体系与英语“Bread”指称体系的对应

特定的自然环境产生特定的饮食文化,特定的饮食文化有与之相应的特定的语言表达形式,而不同的语言指称体系之间表现出一定的关联性.例如,中国大部分地区以"米"为主食,大部分英语国家以"bread"为主食,汉语"米"指称体系与英语"Bread"指称体系就显示出这种对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