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环境权之法理分析

随着文明与科技的进步,人们开始对环境的价值重视起来,也开始不再将解决环境问题仅仅看作是国家的权力与责任,而逐渐将公民环境权概念提上议事日程.对此,本文着重论析了公民环境权的根据、内容、作用以及公民环境权面临的现实问题等,以期促成环境权由应有变为实有的权利.     

我国环境权之探究

环境权是环境法的核心问题。在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环境权作为与环境破坏、环境污染作斗争的重要法律武器,其地位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自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提出"环境权"这一概念以来,几十年过去了,理论上的混乱、立法上的迟缓和司法实践中的被排斥,与学者们当初提出"环境权"时的热情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正是对现有的环境权理论进行分析,希望能从中找出环境权处于困境的原因,并提出走出困境的设想。     

环境权体系的建构——基于环境权属性认知的反思

在研究方法上,环境权的属性是一种理论假设,其构成了深入研究环境权体系的起点和基础,而现有的研究大多忽略了这一点。将环境权定位为一项基本人权是目前认可度最高、也最为合理的假设,但依照体系建构的要求,其还必须解决自身的普遍性和正当性问题。以习惯权利为基础区分环境权的应然和实然层面,可为环境权的基本人权属性提供更加充分的论证,也是进一步探究环境权体系的起点和基础。     

论公民的环境权

环境权是人类一项应有的权利,现在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公民环境权是环境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环境法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对公民环境权的发展、公民环境权的内容、公民环境权的实现等进行论述并对中国目前关于公民环境权的法律状况提出建议。     

法律上环境权范畴的界定

将环境权作为一种应然的道德权利,已经在学界达成共识;而将其作为一种应然的法律权利则面临诸多困境。其原因在于法律上环境权的范畴界定不清,尤其是环境权利的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内容不明且不具有法律上的可操作性。环境权作为生态文明时代的一种新型权利,具有不同于既有权利谱系的典型特征。     

论公民环境权与国家环境权

本文论述了公民环境权与国家环境权的理论基础 ,打破了现实实践中的从实然的角度定论的国家环境权与公民环境权的主从关系 ,而从应然角度 ,对国家环境权与公民环境权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讨 ,认为国家环境权与公民环境权不应是一种主导与从属的关系 ,而是一种互助共生、相互协同、相互制约的关系     

目的性价值的环境权研究

环境权的研究曾经是环境法学的入门级研究课题,然而权利本位和义务本位之争动摇了环境权的正当性基础,环境伦理等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泛化造成的环境权主体之争让环境权研究一度陷入僵局。诉诸于工具性价值的“义务本位”的“司法中心”研究范式为环境权“环境公权私法救济”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的大力实施使“司法中心”的环境权范式研究完成了历史使命。环境权的公权主位、私权补充的法律属性本质呼唤目的性价值的“权利本位”的“立法中心”环境权研究范式的回归。“立法中心”的环境权研究范式是以加强立法为根本出发点,从实体性环境私权、程序性环境公权的完善两个维度来进行的环境权研究,这种研究范式能进一步巩固和加强环境立法的科学性。     

环境权研究

环境权是环境法的一个核心问题,是环境立法的基础,也是环境法学和环境法制建设中的基本理论。环境权理论在我国起步较晚,关于其含义一直未有定论,而我国环境权的立法问题则迫在眉睫。本文以便于立法及法律实施的出发点来研究环境权的概念、主体、客体,以解决环境权立法的理论困境,并探讨我国现阶段环境权立法的出路及完善。     

环境权入环境法典之必要性商讨

论证环境权入环境法典的理由包括价值引领和构建公益诉讼权利基础的需要,但这两条理由均可商榷。环境法典作为部门法应该规定环境容量利用权、各种自然资源利用权等具体权利,不宜纠结于环境权入典。环境权本质是价值表述,但措辞抽象而未能明示需要协调的价值,立法目的表述令环境保护、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显性化,是比环境权更好地体现环境法典价值的方式。义务正当性并非只有权利论证模式,环境公益诉讼的正当性也并非来自权利,遑论环境权。环境权条款因缺乏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不能成为主要规范,且内容抽象不能胜任辅助规范功能。强行适用环境权条款将导致司法专断,或令本已错综复杂的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更加混乱。     

环境何以为权利之体系论——以环境核权利与环境束权利为视角

生态文明入宪以及民法典的颁布,提升了人们对环境权的预期,但一定要避免环境权在论证中过度泛化的问题;要充分认识环境权不可替代的独特权利价值;识别出与环境有关的但并非环境权所独有的权利,明晰环境权的核心内涵;环境权的规范与社会功能导致环境权应被再次认真对待并加快其宪法化进程。     

环境何以为权利之体系论——以环境核权利与环境束权利为视角

生态文明入宪以及民法典的颁布,提升了人们对环境权的预期,但一定要避免环境权在论证中过度泛化的问题;要充分认识环境权不可替代的独特权利价值;识别出与环境有关的但并非环境权所独有的权利,明晰环境权的核心内涵;环境权的规范与社会功能导致环境权应被再次认真对待并加快其宪法化进程。     

是非环境权

早期的环境权理论研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基准理念,致力于人与自然的法律主体地位的理论储备,进而在环境权理论中融入集环境的权利与人对环境所享有的权利为一体的权利构成。环境权理论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革命色彩,即从传统法理学的体系及范畴中提出自然权利的法律化以及环境道德法定化,进而在环境权的权利主体、权利内容以及权利属性等方面呈现出较强的反逆特性,在理论界呈现出较强的是非之态。改变环境权理论研究的混沌之态,必须加强环境权理论的实践认知。环境权理论的确立和发展不在于对传统法理学的变革或颠覆,也不在于对传统权利理论的修正,它的确立应当与传统物权和环境公力救济请求权共同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的权利体系,形成环境权与传统权利的良性互动,实现整体环境和资源范围内法律权利的有效均衡,最终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环境资源相关权初探

环境资源相关权是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应对环境资源危机而为的一种权利创设,它并非是一项具体的、特定化的权利,而是泛指一切与环境资源相关联的权利集合。环境资源相关权概念的提出,可以有效地克服环境权理论存在的诸多困境与不足。环境资源相关权在其价值功能上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现代环境问题的重要诱因之一;另一方面,它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与克服环境资源危机。     

论社会抚养费的证成——环境权的维度

我国计划生育国策实施以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随着人权保护意识的提高,2000年我国法律将计划外生育费改为社会抚养费。但是理论界对社会抚养费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述,而导致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出现了一定的困难。我们只有将人类和环境视为一个整体,从环境权的本质、代际公平、代内公平和生育权的内在联系才可以给出社会抚养费征收的理由,同时也只有按照这个认识采取相应的措施才可以保证社会抚养费的顺利征收。     

环境人权及其保护现状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环境人权成为继人权、环境权后又一大理论发展,它将环境保护和人权保护相结合,提高了环境保护的层级,同时充实了环境保护的理论基础。虽然从环境人权的保护现状看,发达国家在此领域要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但是发展中国家自身也可以通过政府的努力、跨国公司的约束、国际组织的介入等多种途径提高本国环境人权的保护状况。     

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环境权学说——蔡守秋环境权理论研究述评

蔡守秋教授是中国法学界最早开展环境权理论研究的环境法学者.他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目标,结合环境权法律实践,对环境权理论进行了创新性研究.他的环境权学说,包括个人、单位、国家、人类和自然体的环境权,是他独树一帜的环境法学理论体系"调整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环境时代与宪法环境权的创设

论述创设环境权的必要性 ,环境权的形成和发展 ,环境权的概念和性质以及环境权的种类等     

环境法学研究中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以环境权研究为中心

环境法的法律属性决定了我们在环境法学研究中注重创新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传统法学方法论对于法学研究中带有共性的思维规律和知识体系的揭示。当下的环境法和环境权研究中的一些分歧反映了在环境法学研究中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方法论的选择。环境法学研究应当以个人主义方法论为主导,以环境权研究为例,从个人主义方法论研究进路出发,首先应当突出公民个人环境权在环境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它是其他类型的集体环境权实现的前提和基础。     

论环境权益

环境权益是公众对环境享有的包括日照权、清洁空气权、清洁水权、优美景观权等法益。环境侵权行为不侵害环境权益,侵害环境权行为才侵害环境权益。环境权益不能通过侵权法来救济,只能通过环境法及其他公法得以救济。